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华:父亲的见证(下/含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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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华(下)

文/李以撒

《生命季刊》第113期

请阅读本文上篇：

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华(上)

本文音频为慕溪弟兄朗读：

三、我的父亲李摩西

我的父亲对我而言，是没有感觉的。好像并不认识，也不知道什么是父爱。但是他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信仰的种子，让我继承他的遗志，做一个传道人服事教会，我是有福的人。

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与父亲相关的几件事是，第一，是父亲1962年8月回家。我光知道一个男的睡在床上，我坐边上等待他召唤做什么事。我很怕他，因为他很严厉。第二，9月初母亲带我去祖母家，刚到门口，看到我很怕的这个人打我哥哥的嘴巴，因为哥哥9月1日开始读一年级，拼音没读准，挨打。第三，是父亲12月6日过世，外婆带我去医院看我父亲最后一面。离别时我向我很怕的人招手，是再见的手势。那天最惨的事，是外婆走迷了路，绕了一大圈才回到家里，天已经黑了。去医院是走过去的，回来也是走回来的。我走不动，外婆背不动我，我就赖在地上不走了。第四，是父亲的追思会，我是披着麻布站在床边，看着我怕的人在睡觉。因为我不懂死，我也不怕，也不哭。第五，是在墓地，棺木落葬的过程。第六，我回家后，邻居都会问我，你爸爸到哪里去啦？因我外婆教过我说：“你爸爸到天上吃苹果。”我便用这句话回答邻居，小孩还嘲笑我。

慢慢地长大了，我就疑惑：我和父亲都没见过几面，到天上能认出来吗？后来我明白圣经是神的话后，就知道我也要去天堂，会与父亲相见。在奔走天路的过程中，我知道天堂是我的目标，我要坚信耶稣到底，就必得救。至今，我在病重期间，我依然用信心来接受：到天上好得无比，等候耶稣基督接我回归天家。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16）

“小子们哪，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祂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祂来的时候，在祂面前也不至于惭愧。”（约翰一书2:28）

我父亲在家里排第八，在兄弟中是最小的。我父亲从小安静，话语不多，听话，顺从祖母。父亲与大姐相差18岁，与三姐相差6岁，所以祖母把父亲带在身边，到处传福音，聚会。到读书年龄，祖父过世，家里贫困，等到二姑工作后，家庭稳定。自1937年，父亲由二姑提供读书和生活开销，9周岁开始读小学，直到大学毕业。二姑比父亲大14岁，在家是二姑带着父亲，她非常喜爱这个小弟弟。

二姑也因我父亲的缘故，自己没有结婚，所以就领养我哥哥，哥哥只有二十个月大就住在二姑家，直到工作。我哥哥看二姑如同母亲，因二姑将所有的爱都给了我哥哥。对祖母而言，只有两个孙子——我哥哥和我，我哥哥在祖母身边，老人也得到安慰。

我父亲于1943年小学毕业进入沪南私立清心堂附属中学，就读教会学校，学校的信仰氛围很好，每年都有奋兴布道会。在兴奋会上父亲立志为主传道，奉献自己。同时父亲从小受到祖母传福音的影响，热心爱主，远离世俗，追求生命。

另外父亲受到他的表哥陈蓉生牧师的影响。陈蓉生牧师是祖父亲妹妹的第三个儿子，一生在清心堂服事五十余载。父亲读书时，陈蓉生牧师是清心中学的宗教主任，又是清心堂牧师。对父亲的属灵追求、信仰生活方面影响很大，父亲积极参与清心堂青年团契事工，奠定了父亲以后走服事道路的方向。

1946年父亲升学在私立清心中学读高中，继续在青年团契服事，并且成为学校宗教干事。两年任职，到1949年毕业，考取上海沪江大学社会系。沪江大学是一所基督教大学，父亲进入大学后，信仰生活更加活跃，此时社会已经改变，政权更迭，信仰状态开始慢慢地变化。

大学时代的父亲

父亲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学生团契，专门请灵修学校毕业的大哥哥大姐姐辅导学生团契，学习圣经，追求圣灵的工作，在生命上得以造就。父亲是学生团契同工之一。团契中一位贾敏明老姐妹对我口述了对我父亲的赞誉。她是父亲的大学同学，也是母亲在徐州培正中学高二届的同学，也熟知我外婆的敬虔。她说我父亲热心爱主，真诚老练。另一位是袁沐恩老姐妹，她是沪工学生团契属灵的带领者之一。她对我说，父亲是个很热心爱主的人。

父亲在家里的兄弟姐妹中也是最热心爱主的一个，深受祖母的喜爱。在我们家中的第三代中，我是表兄弟姐妹中真正地相信耶稣基督，唯一一个服事主的人。所以我对父亲有莫名的敬意，因为他是我效仿之人，效仿他走十字架的窄路。为此感恩。

父亲在学校期间参加社会活动，游泳比赛还得过铜牌。大学三年就毕业了。1952年8月，父亲毕业分配到安徽的一所学校，因为有信仰的毕业生一般都分配到外地。

父亲立志成为传道人，就报考上海灵修学院。贾玉铭牧师为院长，当时过了秋季招生，准备在春季（2月）入学。

父亲由苏传运牧师介绍认识我母亲。经过两个月的祷告，在1952年10月31日，由苏传运牧师领着两对夫妇到公证处登记结婚，苏传运牧师为证人。一对是我父母；另一对是父亲最好的朋友和母亲最好的朋友结婚。

作者父母结婚照/摄于1952年10月31日

在当时没有结婚仪式，只在一家俄罗斯饭店吃了一顿饭。吃饭的共有九人：除了两对新人，还有一对夫妇带着孩子参加；新人在苏传运牧师和尹仓麟牧师的见证下宣告成为夫妇，一起祷告，唱诗“我一生求主管理”。

婚房：两对夫妻同时住在袁沐恩老姐妹常熟路家中三天，后开始分居，父亲回家，母亲回单位宿舍。直到1954年，有位毛姐妹劝说外甥女陈有英将西康路的房子底层一楼，赠送给我父母，才得以居住在一起。

“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妮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提摩太后书1:5–8）

1954年底，第一届全国“三自”大会上，贾玉铭牧师被选为“全国三自”副主席。虽然本人没去北京开会，但是派了代表，这样上海灵修学院自然成为“三自”下属管理的单位，引起学院校内外大讨论。一个观念是强权之下只能顺服，另一个观念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路20:25）我父亲与同道同工一起祷告几个月，在圣经研讨时，认定圣经的原则，大家一起表示反对加入“三自”，坚守圣经真理真道，坚持从神而来的信心，这样便开始了家庭教会。

父亲在1955年初退出灵修学院，没有读完最后一年的课程，所以也就没有毕业。而后与一些同工走街串巷建立家庭聚会，父亲在各聚会点轮流学习讲道。

父亲从中学开始并不关心政治，对各项运动也漠不关心。“三自”要求传道人必须参加政治学习，思想改造教育，父亲一概拒绝参加。1957年全市要求教堂牧师同工、家庭教会传道人、同工、神学毕业生，都必须参加政治运动学习，有朋友劝父亲要参加这次几天的会议，父亲拒绝参加。

到了1958年，政府对基督教、天主教整治，凡拒绝加入“三自”，不受有关部门管制、分配工作的，都被判“劳动教养”，或判刑入监，老弱病残者，也判交属地管制。俞崇恩弟兄5月进看守所，7月被劳教押送福建邵武劳改农场。父亲是8月进看守所，10月押送邵武农场。

父亲有一同学吴炳耀弟兄，户籍在我家，母亲将通知寄给他，9月来上海派出所报到，就进了看守所，11月在我家属地法院被判刑8年，押送到青海监狱，待了20年后，才转回老家浙江桐乡石门镇。

1957年，父亲与同工们迫切祷告神，在祷告中被圣灵感动，知道神要试炼教会，要让神使用的人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精金；知道这是耶稣基督走过的苦路，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他们对神存着信心与忠心，甘愿舍去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进监狱为主做见证。所以传道人和同工们，都在家中预备好一个包裹，放在床边。

我父亲被带走时，母亲不在。他留了一张纸条，写着：“我总是有错的地方，所以派出所带我去了。”将钥匙压在纸条上。到10月，祖母和母亲便送衣服和棉被到看守所了。

在劳改农场（就是监狱）的生活，请查阅俞崇恩弟兄著作《十架窄路》内容，那就是劳改农场的真实写照。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得前书4:12–14）

1962年8月我父亲劳教期满，可以回家探亲。劳教期满人员必须仍然留在监狱农场，一直到1978年底，才可回原籍。在监期间，完全失去自由，受到管制，回家探亲只有15天。

我父亲去时体重158斤，回家只有108斤体重，严重缺乏营养，当时恰是三年饥荒期间。回家没几天开始发烧，39度高烧不退；去华山医院就医，退烧没几天又发烧。因家里没人照顾，就去祖母家，祖母照顾父亲。直到10月4日住华山医院，专家会诊，父亲一边治疗，一边不断向监狱写信讲述病情。监狱还专人来华山医院证实父亲病状。

当时也使用各种设备检查，验血检查，医生都无法确诊。住院期间，一周全部高烧40度以上，下一周又恢复到37度以下。医生问父亲身体有何病状，有没有身体难过，父亲说没有什么状况和难过，就是发高烧身体发软，躺在床上，大汗淋漓。不发烧像没事人一样，可以随意走动。

医生让父亲住入病房，血液科病房，是一幢二层楼房子。父亲住二楼，母亲是一楼泌尿科护士，每天都可以照顾父亲。两个月只有母亲一个人照顾，连家人都没来探望。只有俞崇恩弟兄的妻子梁尚仁姐妹（华山医院牙科主任）看过我父亲。最后华山医院大会诊（各科医生），也没有结果，没有确诊。

到了12月6日，母亲一早带着血压计给父亲量血压（是特别的感动），血压很低，母亲知道父亲的时间不多了。就问父亲有什么话要交代？父亲声音很低，已经没有气力说话，父亲伸出两个手指。母亲问父亲两个手指是不是两个儿子？父亲说要留一个儿子奉献给神。母亲说知道了，还有什么话要说？父亲摇头表示没有了。母亲问父亲要吃什么，父亲说要吃红枣汤。母亲很难过，因家里没有多余的钱去买红枣，也没有买红枣汤的地方，所以买甘蔗给父亲吃，父亲根本就没有力气去咬着吃。母亲至今都很内疚，没有满足父亲最后最小的要求。母亲就去通知祖母和外婆去见父亲最后一面。到中午父亲吃了一碗稀饭和一碗饺子，下午父亲没有头疼，也没有呕吐。在枕头底下还放一本《祈祷出来的能力》属灵书，就这样平平安安地被神接去了。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希伯来书13:7）

“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示录12:11）

1962年12月8日父亲的追思礼拜，在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举行（现在是假肢厂）。由我祖母及杨益青姊妹和父亲的同学好友主办此事。来参加人数约有70人。主要是杨益青姊妹通知的弟兄姐妹参加。父亲的同学负责通知父亲相知、相熟之人来参加。杨益青姊妹是位传道人，在1958年有人要她揭发袁沐恩姊妹，她们是同工，杨益青姐妹不揭发，被判刑7年，因乳腺癌没去监狱，在上海治疗。她住在祖母家隔壁，也住过祖母家，与父亲也认识，与祖母也相投，一起追求属灵，所以她出面主礼父亲的追思礼拜。（她在文革初被主接走，没有受苦。因为在文革中参加追思会，好多人都受到冲击，也有被批斗的。）

在追思会中，我们家人都没有哭。母亲站起来见证说：父亲的遗言是“将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奉献给神”，母亲自己补充说，“将两个儿子都奉献给神。”又说“摩西告诉我一句话说：神说‘我爱你’”，是祷告中得到的话，神爱父亲。

母亲继续说：“昨天回家后，跪下来祷告，问神：神啊，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你让他读神学？神学读了，你也没派他做工，就把他接走了，这怎么啊？没有人做工了。神回答我了。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55:9）我心里马上就明白，神不会做错事，我就起来，心里得释放。”

父亲的遗言被传开，一直有人为父亲的遗言祷告，纪念到80年代，有人专程来询问李摩西的儿子是否有事奉。当听到我能接续父亲遗志，心里都得到安慰。

追思会第二天就是落葬仪式，是在上海宝山宝安公墓。一大早坐车要换乘三次才到目的地。曾祖父以后过世的人都葬在这公墓内，父亲的墓穴已挖好，边上是一个平台，天气很暖和，有点出汗。有五六个人参加落葬，在等候的时候，我还跑到其他墓碑看大伯清扫墓碑的描字。回来后看见有四人抬着棺木到墓穴放下填土。而后在平台上坐在地上，杨益青姊妹带领唱诗祷告。完毕后吃点心，回家坐了三个多小时再到家，好累。现在只要一个小时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