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好的福分

当我还在读大学时，曾在《南极光》（纽西兰唯一一份中文基督教月报）上读到一位牧师的见证：他和我一样来自上海，一直渴望能走上全职奉献的道路，但那份不上不下的工作成了他的鸡肋。总算有一天，公司关门大吉，他也彻底解脱出来，由衷地说：“主啊，终于可以来给你打工了！”当时，我虽巴不得也能马上像他那样加入为神打工的行列，却还有一种不甘心：“我还没有毕业，还没有正式工作过，怎么可以这样轻易奉献自己？”

几年后，参加上海的一个家庭聚会，接待我的那位老姐妹如此介绍我：“Y姐妹放弃了在新西兰很好的事业，回到国内来事奉神。”我心里泛起苦涩的自嘲——当时，我只是一家大公司里一名朝九晚五重复单一工作的普通文员；放弃那份工作，与其说是牺牲，不如说是解脱。回到国内，也主要为了与家人团聚，而非事奉神。那时的祷告，更为负气：“如果你要使用我，请先给我一个好工作，我放弃那个工作再来投奔你时，也比较有面子，免得人说我是因为混不下去才到教会谋生路的。”

不久，有人邀请我回纽西兰一起成立公司，开办学校。短短一年里，核心成员陆续都成了基督徒，所以神非常祝福这一事业；尽管政策与市场一变再变，我们的学校不仅生存下来，并且发展成一个颇有规模的高等教育机构。很多人都很羡慕我年纪轻轻，就有这样成功的事业。我虽然知道，这还不是上好的，也没有忘记以前那些得寸进尺的祷告；然而，要放弃这份产业，已经不是很容易了。

有些弟兄姐妹，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将自己奉献给主，得到主的医治后，他们便出来全职传道。每次听到这样的见证，心头就会掠过这样的想法：“神，你让我生一场大病吧，再救活我；等我死过一次、对这个世界已成废物后再事奉你，就没有压力了。”然而，神不试探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已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不需要通过病得医治来重现这一过程。

在所属的家庭团契中，我是最年轻的，所以一直觉得自己来日方长。有一次回国做常规体检，拿着化验单，在医院的指示牌上寻找当去的科室：内科、妇科、眼科、五官科、皮肤科、心脏科、牙科、泌尿科.…..我忽然发现，几乎每个科室我都该去挂号，几乎身体的每一方面都需要检查和调治——我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

回到纽西兰，和一位年长的台湾姊妹通电话：她的先生前几年蒙召，放弃了银行的工作去读神学院，毕业后在一个华人教会事奉，因为工作压力大，旧病复发，不得不辞职回原居地调养。放下电话，心中大为感慨：年轻时奉献不容易，年长时奉献就容易吗？当然，神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不同，每个人蒙召的时间也不同；但是已被神的灵屡屡感动的我，究竟还要推诿到几时？难道真的等到五六十岁，按世界的标准也该退休的时候，再回来找神吗？那样与其说是我奉献给神，还不如说神收容了我。教会收奉献时常唱的诗歌从耳边响起：“将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年轻的力量。”都说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有什么比年轻更好呢？

我迟疑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知道神要我如何事奉他。刚信主时，看到一篇关于中国内地宣教与培训的报导，居然感动得涕泗交流。这一感动从未消失过，以至于即使读到林语堂先生《吾国与吾民》的英文书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那样平实的语词，心里也会荡漾起一种伤感的柔情。但是神要我为“吾国与吾民”作些什么呢？最初的七八年，我在教会的事奉以传译和分享为主，虽然带领了几个亲友信主，每月主持小小的查经聚会，但是我还想为神作更大的事。直到有一天，神把我带到“文字事奉”的领域，举目望田，我看到了大片的旷野。从传译到写作，神将我的事奉从“有声”挪向“无声”。无声的事奉，可以“蒙头”隐藏在文字后面的事奉，岂非更适合姐妹在教会中的位份，更合乎“沉静学道”的原则？

如果神真的要使用我的笔，他一定会让我的处女作出版。虽然那时《南极光》月报已在连载我的小说，我向神求的则是单行本。认真说起来，我的中文教育只有初三水平；出国后，英语没学好，中文却大大退步。除了几篇见证短文外，没发表过什么作品。纽西兰的出版商固然不肯印刷中文书，大陆的出版社也不敢涉嫌宣教内容的书籍，而港、台、星、马的出版界又凭什么承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作品？然而，神所预备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一家台湾的大书房愿意出版这本书，一位资深的历史教授同意为我写序，一项基督教文学奖颁发给我最高的奖项。

在此之前，我也在等待一家纽西兰出版社审阅我的硕士论文，希望他们能够出版。虽然编辑们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但一直以搬家为理由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不作进一步答复。等到小说出版后，我便把论文从出版社要了回来。我知道，神给我开了一扇门，也关了一扇门：如果我的第一本书不是属灵作品，而是硕士论文，也许我今天的路将完全两样。我曾经是多么热衷于学术研究，是神让我看到了人智的有限与可笑。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成为一个做学问的人。

我所从事的文字事奉，需要查考大量的中文史料；只有常住国内，才有这样的条件。外子一直很支持我写作，外子的家人，不论信主与否，至少也都能接纳我“不务正业”的“生活方式”。不论主内的文友如何艳羡，我不得不强调：这种“王后的位份”其实是一种更大的压力。在家工作，需要更多的自律和节制，才不至于成为“又懒又恶”的婢女。尽管神从未拒签我的病假条与事假条，但如果一天不为主工作，心中自然能感觉到圣灵的责备与催促。

外子回国多年，换了几次工作，总不如意。如果他能稳定下来，我才能安心地“坐家”。他一连两家公司的面试，都在最后一轮被筛下来。第三家公司要是再不成功，估计猎头的耐心就到头了。那家公司正是他一直向往的世界五百强之一，外子有点沉不住气了：“你是不是跟神说过，如果你出来事奉他，就给我一份好工作？”我怕他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便以退为守：“焉知你现在的工作，不是神给你的那份好工作？”第一次面试回来，外子告诉我，公司原来邀请面试的是一个和他同姓名、同性别、同年龄而工作经验比他更合适的申请人，直到面试开始，对方才发现简历对不上号。也许正因有这一番阴差阳错，大家竟谈得很投机。第二次面试也很顺利。第三次面试，外子特意请假在家预备，然而神所应许的不是靠人力争竞能得到的，回到家里，外子沮丧地告诉我，他的表现失常，多半不会被录用了。因为不甘心，那晚他拉着我一起祷告：“如果这件事能够成就，绝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而是完全出于你。”

于是，他最终得到了这份工作。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天，外子去新公司报到。上工前夜，他在电子信里说：“记得我们去参加灵修，讲员都会问我们愿不愿意事奉基督。每次我们都站起来，然而真正坚持并且有行动的，还是你。”其实，因为我内向的性格，我从来没站起来过；我也绝不敢说那些站起来的人中没有“坚持并且有行动的”。但是，神看见了我内心那一次次“起立”，便引领我到如今。

万事俱备，但是我始终无法辞去学校的职务，应聘来接替我的新员工不是自己出了问题，就是家人出了问题。一连几次下来，合伙人堂兄夫妇再次和我谈起去与留的问题：“你看，为了放你走，‘害’了多少人？你要事奉神，我们都支持。教会里的W长老、L弟兄，不也是一边工作、一边事奉，你为什么不可以像他们那样？学校越办越大，你就忍心丢下我们走了？”

我是个很容易被说服的人，当然也不忍心看到共同建立起来的事业因自己的离去而受亏损。忧忧愁愁地回到家，我在枕头上流着眼泪问神，当何去何从。虽然我在圣经上下的功夫很少，也没有神亲自向我说话的经历，神却把一句我不很熟悉的经文放到我的心里：“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哦，我如何背弃神交给我的使命，怎能将我“右手的技巧”消磨在没有永恒价值的公文信件和申请报告里！

过了两天，我把这句经文以及对我的含义告诉了堂嫂，她颇为理解地说：“你要写书，每隔一段时间放你几个星期的假；要收集资料，每年让你回去买一次书，不是一样可以在纽西兰事奉嘛，何必一定要回国呢？”还能有比这更宽厚体谅的雇主吗？我又一次忧忧愁愁地回到家，再次求问神。神怜悯我，又给了我一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你喂养我的小羊。”那时，我已经很久没看约翰福音了，但我立刻明白神指的是谁：我的羊都在国内；我不在，她们便得不到喂养。中文小说或许可以在英语国家写，但是牧养羊群，却无法遥控。

没过多久，有人退股，堂兄问我要不要买下来，我说我一没有钱，二没有委身学校的意愿。堂兄瞪了我一眼：没有钱还可以商量，没有意愿则无药可救了。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深知是抢不过神的。现在，虽然我还不能彻底辞职，每年却有八到九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全时间使用“右手的技巧”，从百基拉、亚居拉式的“带职”事奉，过渡到了保罗式的带职“事奉”。每月一次的聚会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继续，但神又兴起一个每周一次的查经小组，使我得以喂养住宅小区里的“小羊”。

神让我在上海、奥克兰两地奔走，其实用心良苦。当我深入到神所呼召我的事工中后，我才发现，光靠国内的中文材料和教会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纽西兰虽小，却提供了一个培灵、退修、收集、采风的平台，使属灵生命得到多方位的造就。每年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在英语背景的基督教国家居住，也使笔下西方宣教士的原型不致枯竭。

在大陆，基督教文字事工鲜有空间，纽西兰的华人文风也极薄弱；尤其看到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在电子邮件中向我介绍的各样书籍、人物及聚会，很多都是我从未听说、也无法接触的，艳羡之余，更能感受到大陆和纽西兰属灵资源的匮乏。若按人的眼光，实在应该拣选一位来自港台、移民北美、受过文史教育和神学训练的专家从事这项工作。这些条件，我一样都不具备。

然而，神不会因为纽西兰偏居一隅、小国寡民，而剥夺我蒙召的机会；我纵然心存基甸式的疑惑，也不可推卸神的托付。固然，“我家在玛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但与我同行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在纽西兰的一个聚会中，被人介绍与一位来自上海、负责某个辅导专栏的姐妹见面。她毫不犹豫地说：“上海领受了那么多恩典，应该有更多的上海人出来事奉。”至少，作为上海人，我没有任何借口。

一位属灵前辈，当被邀请写自传时，曾以“盖棺定论”的古训来推辞：作为一个软弱的人，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持守那最好的到最后。如果见证发表后，自己却跌倒了，反而会成为大家的绊脚石。这也是我迟迟不愿公开这些经历的原因之一；然而，保守我们不失脚的是神，不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主胜于一切的雇主，他既已呼召了我，便会对我负责到底，用恩典容忍我的软弱，用大能补足我的缺乏。往事在心里珍藏得久了，便只剩了骨架。趁记忆犹新的时候写下这些见证，不仅可以“坚固我的弟兄”，而且日后若有怀疑、软弱、枯竭的时候，可以籍此数算主的恩典，求主更新我，使我重新得力。

学校的实习大厅里，挂着一幅咖啡商的广告：Life is too short to drink bad cof­fee （咖啡喝了次等，白白浪费人生）。选择饮料尚且如此，何况人生的目标？！每每从那幅广告画下经过，心里都暗暗向神呼求：但愿我已拣选了那上好的“咖啡”，但愿我献给你的，也是上好的。

亦文 上海人，旅居纽西兰，2005年起发表文艺作品：《无名的麦种》（获2005年汤清基督教文艺奖年奖）、《波斯王后》、《戏说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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