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革命”背后的思想根源

美国“文化革命”背后的思想根源

文 | 慕荣

《生命季刊》第96期

2020年，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因弗洛伊德之死再次被激化。随之而来的是部分国会议员集体下跪；“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和“系统性种族歧视”等词汇成了媒体讨论的热点；建国先贤和南北战争的历史人物的雕像被纷纷推倒。一场“文化革命”在美国上演了。

其实，这场文化革命已经在美国酝酿已久。“批判性理论”（Crit­i­cal The­o­ry）是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批判性理论”应用于美国的种族问题，就形成了“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在过去几十年，“批判性种族理论”悄悄地进入了美国的学校、媒体和政府等许多领域，为2020年的激进运动预备了精神土壤。

在最近两年，“批判性种族理论”在教会界也引起了热烈讨论。为何“批判性理论”引起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教会界为何如此关注这一理论？这一理论对基督徒的信仰有何冲击？本文将探讨这一话题。

“批判性理论”的起源

谈到“批判性理论”的起源，不得不谈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和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摆脱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他认为，资产阶级把对他们有利的文化推广成为社会规范，被大众所接受。无产阶级也把这种文化当作了常识，便甘愿臣服于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葛兰西称之为“文化霸权”。他主张被压迫者必须发展出自身的文化，反抗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这一思想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

1923年，正当葛兰西在意大利为共产主义努力奋斗时，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又称歌德大学）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社会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该研究所的学者们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借鉴或认同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发展出了“批判性理论”。

1935年，由于希特勒在德国的执政，这所社会研究中心搬迁至美国纽约，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1953年，社会研究中心重新搬回德国法兰克福。但他们把“新马克思主义”的种子留在了美国。

葛兰西的著作于1970年代在美国出版，并迅速产生影响。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成了“批判性理论”在美国发展的思想泉源。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一些法学院老师（Der­rick Albert Bell, 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 Richard Del­ga­do, 等）将“批判性理论”运用在美国的种族问题上，发展出了“批判性种族理论”。

2011年，奥巴马总统颁布行政令，在联邦部门推动“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培训项目。之后，“批判性种族理论”悄悄地进入了联邦政府的培训中。直到2020年9月，川普总统得知这个推广“批判性种族理论的项目，便立即终止了数百万美元的培训预算。

媒体人Glenn Beck在2020年8月报道，加州一个教师培训项目就给公立学校的老师教导“批判性种族理论”。至今，“批判性理论”仍然在美国许多大学的课堂里被讲授。

“批判性理论”与圣经真理

“批判性理论”之所以用“批判”命名，是因为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只是资产阶级维护权利所使用的工具，即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所以，为了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西方传统文化需要被批判并颠覆。

由于美国有蓄奴的历史，种族问题成了“批判性理论”专注的焦点之一。如果说“批判性种族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为美国量身定做的杀器，这并不过分。下文将从世界观、道德观、救赎观和国度观，四个方面阐述“批判性理论”的思想，并与圣经真理做对比。

“批判性理论”的世界观

“批判性理论”用权力和压迫的眼光看待世界。它把人类分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个人的身份，如种族、性别、宗教、移民身份、性取向等，决定了他/她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

根据“批判性理论”，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专门为白人的权利设计的霸权系统。美国的种族歧视是系统性的，深入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系统性种族歧视”这一概念就是在这种观念中产生的。在这样的视角下，美国被描述为一个充满了压迫的邪恶帝国，比如，白人压迫黑人，男性压迫女性，异性恋者压迫同性恋者，基督徒压迫穆斯林（在美国境内），盎格鲁萨克逊的后裔压迫美洲土著印第安人。总之，在“批判性理论”构建的世界观里，美国天生就带着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原罪。接受这种观念的人并不为美国感到自豪，反而充满仇恨。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年的街头暴力中有抗议者焚烧美国国旗。

在“批判性种族理论”中，美国的传统文化是白人维护特权的工具。所以，为了实现黑人的自由和解放，摧毁历史传统是必要的革命手段。乔治·华盛顿和汤玛斯·杰弗逊等历史人物不再被视为英雄，而被视为压迫黑人的种族主义者。于是，他们的雕像被推倒或者被泼墨。

“批判性理论”世界观的错误

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奴隶主不都是白人，也有黑人。据1830年的美国人口调查，当时全国共有是三千多名黑人奴隶主，他们拥有超过一万名奴隶。当时全国的黑人自由民已超过三十万人。16–18世纪，数百万的欧洲白人基督徒也曾被俘虏到北非做奴隶。虽然从人口比例上看，黑人奴隶多于白人奴隶，白人奴隶主多于黑人奴隶主，但是，单纯以肤色为标准描述种族压迫，显然有失公允。

圣经启示了神创论的世界观。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人人被创造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人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精神体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有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人格平等的基础是人受造时承受了上帝的形象。在这一点上，黑人与白人并无差别，男女两性也无差别。即使人类堕落之后，人仍然有上帝的形象，并因此应当得到尊重（创世记9:6，雅各书3:9–10）。

人们经济收入的差别不一定是压迫造成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是基本的常识和公平机制。权力不一定是压迫的工具，而是社会分工所必须的。我们不能否认世界上存在压迫，但是，把财富和权力在不同人群中的不均等都解读为压迫，这是不合理的。

使徒行传17:26说：“祂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世上的民族出自同一位祖先。“五湖四海皆兄弟”这句俗语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不同肤色的人都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批判性理论”把种族对立了起来，而圣经则把不同肤色的人连接了起来。“批判性理论”建立的世界观是撕裂的。圣经启示的世界观是整体性的。圣经给我们提供了种族之间和睦相处的理由。

“批判性理论”的道德观

“批判性理论”与后现代文化的相对主义契合在一起。它们否定客观真理，拒绝神启示的道德权威。按照这种思想，基督教不是绝对真理，伊斯兰教就应该与基督教在文化领域均分天下；传统的异性婚姻不是一成不变的伦理标准，所以同性婚姻就应该与异性婚姻享有同等的权益。“批判性理论”并不对少数群体的文化进行价值判断，因为它认为没有道德权威可以做出这样的评判。

“批判性理论”与相对主义的结合产生了一套 “政治正确”的社会规范。 “政治正确”要求人们尊重少数群体，追求多元文化。遵守 “政治正确”的人显得很宽容，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性。违背 “政治正确”的人则被定义为“歧视”或“种族主义”。所以，前些年当基督徒不被允许在公立学校祷告的时候，一些学校却保护穆斯林祷告的自由和权力。

在“批判性理论”看来，历史上占据优势地位的文化都对少数群体造成了压迫。为了实现人类的平等，传统文化应该让位给少数族群，权利也应该交给被压迫者来享用。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有了被压迫的身份，他就具有了获得权力的正当性。这就是为什么参选总统的麻省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曾竭力证明自己有印第安人的血统。

“批判性理论”重新定义了道德标准。它认为，被压迫者长期以来被忽视，他们的观念得不到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享受特权的人不能发现的。所以，只有认真聆听被压迫者的故事，你才能认识真理。真理是由被压迫者定义的。更确切地说，是被压迫者的主观感受定义了真理。所以，邀请黑人、同性恋者、穆斯林移民讲述他们遭受歧视的主观经历，是人们认识真理的重要方法。

当一个人以被压迫者的身份讲述他被歧视的遭遇，他的话就带有权威性，他的控诉就具有道德性，他的反抗就具有正义性，只因为他是被压迫者。如果一个白人质疑一个黑人被歧视的故事，那个白人就可能被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因为他显得缺乏怜悯，还有维护白人特权的嫌疑。

白人因为肤色令人联想到奴隶主，所以，他们天生带着罪咎，缺少陈述真理和评判道德的资格。同样的原则也适用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这就是为什么布雷特·卡瓦诺接受大法官确认的过程中，一位名叫福特的女人对他的性侵指控明显是无事生非，却仍然受到许多好莱坞明星的赞扬。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黑人在白人警察执法过程中受伤或死去时，人们并不关心这个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而只因为他是黑人便为他喊冤鸣屈，甚至把他标榜为道德英雄。

“批判性理论”道德观的错误

“批判性理论”的错误在于，它用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来定义人的身份，又用身份定义一个人的道德。“批判性理论”颠覆了维系人类秩序的道德基础。

上帝借着圣经启示了道德律法，也借着人的良心赐给人普遍的道德意识。如果上帝启示的自然法被抛弃了，那么人类社会必将陷入混乱与罪恶。

我们应该关爱少数族裔。但少数族裔不一定都掌握真理。我们应该关爱穷人，但穷人的贫穷不一定是别人的错造成的。我们也应该关心弱势群体，但“弱势”并不能赋予这个群体道德上的正义性。道德来自于上帝的律法，而不取决于一个人的身份。

“批判性理论”的救赎观

虽然“批判性理论”不使用“救赎”一词，但本质上，它提出了人类自我救赎的方法。首先，“批判性理论”将世界描述为不平等的压迫型社会。然后，它把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制度性的权利结构和“文化霸权”造成的压迫。消除压迫的方法是拆毁旧制度，消除传统文化，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进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相当于一场人类的自我救赎。

为了这个目的，“批判性理论”在美国推动了一场“醒悟运动”（Woke）。“批判性种族理论”要求白人为自己享受了白人特权而忏悔，并行动起来为了让黑人得到与白人同等的权利和财富而摧毁传统。这种忏悔可以增加一个白人的道德感，这种行动可以为自己“赎罪”。相反，不忏悔的白人就有种族主义者的嫌疑。忏悔并顺服于这场文化革命的白人则体现出了道德觉悟。弗洛伊德事件之后，佩洛西和多位国会议员集体下跪，正迎合了这种文化氛围。

“批判性理论”救赎观的错误

“批判性理论”提供的救赎方法是错误的。它错误地诊断了社会问题的根源。

根据圣经，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人类的罪。圣经并不否认人类社会存在压迫。圣经也反对压迫。圣经更指出人类自相压迫的根源不是制度和文化，而是人的罪。制度的缺陷和文化的败坏只是人的罪导致的结果。人需要为自己的罪忏悔。但基督徒悔罪的标准是上帝的律法。

圣经不仅借着律法显明了何为罪，也借着福音提供了战胜罪的能力。人只有接受基督的救赎才能战胜罪。如果没有基督的救赎，人类即使重新分配权利，也必然产生新一轮的压迫。如果文化不被基督的福音更新，一种文化霸权被摧毁，另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又会产生。事实上，美国的“政治正确”已经成了一种文化霸权。保守主义的声音在大学校园已经受到严重打压。如果新马克思主义最终得胜，那么，集权专制是必然结果。“批判性理论”提供的人类自我救赎必然以灾难收场。

地上的理想国与基督徒的天国

“批判性理论”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完全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它认为人类不需要救世主，只需要通过社会变革就能实现人间天堂，比如通过阶级或种族的划分把同一类人联合在一起，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世界，最终构建起彰显人类荣耀的理想国。

这种乌托邦的梦想最早可追溯到创世记第11章记载的巴别事件。人类试图建立一座城和一座塔，目的就是彰显人类的荣耀。这是人类对上帝的集体背叛。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人类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于是，世界上就有了不同的民族。从这层意义上讲，民族性的差异阻止了人类集结起来背叛上帝。在地上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完美新世界，这本质上是巴别之罪的复辟，是人类敌对上帝的属灵争战。

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这个世界终必灭亡。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基督第二次降临后完美的国度才会实现。但那不是人本主义的国度，而是基督掌权的国度。基督作王，实行绝对公义的统治。那里不再有压迫，因为人的罪被彻底清除了。这是基督徒盼望的国度。

虽然这个世界终将毁灭，但基督徒并非坐以待毙。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也应当承担世上的社会责任。当世界的思潮在抵挡上帝的真理，基督徒有责任反对错谬的思想，宣扬并实践圣经真理，在基督再来之前竭力维护良善和公义。

威伯福斯和他的同伴在福音真理的驱动下坚持不懈地推动英国的废奴法案，并最终获得成功。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基督徒为了给黑人奴隶传福音，自愿卖身为奴，住在黑人中间，实践道成肉身的真理。美国内战尚未爆发的17世纪，贵格会的基督徒就已经持续为反对蓄奴制度而大声疾呼。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上帝启示的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在拯救人灵魂的同时，也借着福音对文化的更新将普遍的祝福带给了世人。

卢梭也鼓吹自由平等。但被卢梭精神驱动的法国大革命实现的是残酷的暴政。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用“和平、土地和面包”的口号发动革命，结果却是另一种压迫和惨无人道的杀戮。类似的历史悲剧也发生在中国。日光之下无新事。今天的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同样高举着道德旗帜引领人们走向自掘坟墓的结局。因为我们都是贪婪而自私的罪人，我们不可能在地上建立没有上帝的理想国。

结语

基督徒应该关心弱势群体。对于历史上黑人遭受的不公待遇，基督徒应该予以同情和理解。教会也有责任关怀贫穷社区。但基督徒应当站在真理的根基上实践爱人如己的律法。

这个世界的确不完美。蓄奴制度和男权文化的确存在过，并对现今世界仍有影响。问题的根源在于人背叛上帝的罪。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基督的福音并不是实现人间天堂的革命手册，因为天国不属于这世界；但是，基督的福音可以更新堕落的文化，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彰显出天国的美好。

教会以及基督徒个人要在这个世界里见证天国的真实，就必须抵挡谎言，坚守真理，祈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根植于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理论在美国掀起一场文化革命的时候，愿基督徒毅然行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 当根植于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理论在美国掀起一场文化革命的时候，愿基督徒毅然行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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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荣 牧师，现在美国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