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上帝会与基督教间的本质区别

洪秀全所创立的太平天国，以及始终与之息息相关的拜上帝教，公开声称他们信奉上帝，信奉基督，在某种程度上也认同圣经，因此曾被人认为是基督教。即使时至今日，也还有一些不了解基督教的人认为拜上帝教同基督教间有某种关联。那么拜上帝教与正统的基督教究竟有多少共同之处，拜上帝教又是如何产生的，它的产生及消亡带给我们怎样的反思？对我们坚持纯正的基督教信仰是否会有一些有益的借鉴？现让我们一起对拜上帝教的有关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一、拜上帝教是如何产生的

道光十六年（1836年）春天，广州城里正举行府试考秀才。当时，20几岁的洪秀全也来广州参加考试，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西洋传教士及一位充当翻译的中国人，正在散发一种小册子，洪秀全高兴地接受了九本一套的小书，书名叫《劝世良言》。这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中文通俗读物，其作者是位名叫梁发的中国人。他是基督教新教的首位华人牧师（此人是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写了多种通俗性的布道读物）。此书十余万字，其中一半是从当时的中译本圣经（1824年出版的《神天圣书》）中整章整节摘录的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的国情阐述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学内容。书中特别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它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天。”为了使神天上帝在中国获得独尊地位，《劝世良言》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的迷信习俗进行了猛烈抨击。

《劝世良言》并非是结构严谨、内容系统的神学著作，其作者写作中所依据的中译本圣经，文字的表述多有不准确之处。尤其是梁发本人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还不很透彻，他的文字水平又不高，所以在某些非常重要教义的传达上也难免有失真走样的地方。如书中对上帝、耶稣和“圣神风”（圣灵）的关系，就没有从“三位一体”的意义上阐明，而给人以“三位三体”的印象。

梁发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环境中长大，他信奉基督教后，也不能尽然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他力求使文章具有“中国味”，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掺入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成分。所以，曾是梁发上司的传教士马礼逊在谈及梁发所写的布道书籍时说﹕在领悟基督教教义上“实有一些心得”，同时又指出﹕“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

《劝世良言》这一并不是很地道的布道读物，何以在洪秀全身上发生奇效，这与洪秀全特殊的身世经历和心理条件分不开。洪秀全出生于普通农家，寒窗苦读十余年，出人头地的渴望比富家子弟更加急切。他从15岁到35岁先后四次步入府试考场，次次名落孙山。他得到《劝世良言》那年是第二次应考，当时他对这种布道书不大感兴趣，只是将其稍事浏览便弃之一边，继续埋头苦读以图再举。

1837年他第三次应试又失败后，大病了一场，一连40日高烧昏迷，精神恍惚，竟几次觉得游历了天界，遇到种种奇异的事，这就是后来一些文献中记述的“丁酉异梦”。

病愈之后，洪秀全又继续一面做乡塾先生，一面做应考的准备，六年后再次参考仍榜上无名。他处在进退维谷、迷惘彷徨的境地。此时，洪秀全偶然重读《劝世良言》，其感觉与认识同前番浏览时大不相同。书中抨击“儒教”，指斥科举，否定民间鬼神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情不自禁地细读下去，身心渐入神奇灵光的海洋，领悟着“正经大道之圣理”，似乎进入大觉大悟之境。联想6年前病中的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游天庭，大有昔日千疑百惑，今日焕然得释之感。他说﹕这几本书实为上天赐于我，以证实我往时经验是真确的。

洪秀全决定皈依“上帝”，并按他自己的理解自行洗礼，表示清除罪恶，弃旧从新。“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

洪秀全是在原本没有一点对基督教的认识，也无他人教导的情况下，又是在特殊的情境中，靠自行研读《劝世良言》（此书不能与圣经原文相等）来领悟和接受基督教的，就难免会由于对真理的认识不足而产生偏差，更无法在上帝的道上不偏不离地走下去。洪秀全重读《劝世良言》时，如能及时地遇到能进一步指引他的传教士，他完全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但这种机缘出现时，却为时已晚。

1847年春，洪秀全来到广州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处，据说洪秀全学习基督教知识的热情很高，并要求罗孝全为他施洗。但罗孝全对洪秀全所讲的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莫名其妙，实在缺乏对基督教的真正了解，没有答应。

这次在罗孝全处，洪秀全才有机会读到了中译本《圣经》和其它一些基督教书籍，接触到不少基督教人士，听了他们比较系统的讲道，这使洪秀全大大丰富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知识，但这只能被他利用来补充和完善拜上帝教，而难以对拜上帝教按正统基督教的标准进行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了。因此时，拜上帝教已经创立了四年之久，已有了比较系统的教义，这主要从洪秀全撰写的《百正歌》、《改邪归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中体现出来。在组织规模上也极为可观，并拥有了一批中坚分子。拜上帝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已基本定型了。洪秀全离开罗孝全处之后，回到广西桂平，此时的形势使得拜上帝教急剧地转向被他们的革命所利用的轨道，更断绝了向基督教修正、重新回到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上来的机会。

这次到广西，他发现他的助手冯云山的传道工作逐渐地打开了局面，拜上帝会组织已在桂平的紫荆山区创立起来，并拥有了2000多名信众。受形势的促使，此时洪秀全的思想进入变化的飞跃期，对社会现实不满而产生的反叛因素，被召唤激发出来，并迅速地膨胀。同时又对拜上帝教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使拜上帝教的政治色彩越加明显。在此间写成的《原道觉世训》中他把上帝及其儿女同阎罗妖及妖徒鬼卒分为对立的“正”、“邪”两个阵营，并有以宗教语言影射现实社会的政治用意，突破了他以往著作中纯宗教说教的限制。于是，拜上帝会渐渐从单纯的宗教团体，演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在其后建立的政权中，又采取了政教合一的体制。使宗教政治化，政治也宗教化。一位曾到太平天国考察过的传教士这样评论﹕他们的政体是混杂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其性质似乎同时具有一个属世的政体和一个属天的政体。从实质上说，两者不是平列的，它们以政治为主，宗教为从，政治为里，宗教为表。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的国教，渗透到太平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洪秀全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途径造就了“太平上帝”。

二、 拜上帝教信奉什么？

它与基督教有何不同？

从拜上帝教的初创，到其教义的定型，与基督教都有一定关联，但二者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拜上帝教没有自己明确而集中的经典，它的教义是通过诸多文献零散地体现出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曾把《旧遗诏圣书》和《新遗诏圣书》作为官书刊刻颁行。两书分别包含有基督教圣经的旧约和新约的部分内容，似乎以此作为经典来对待。但洪秀全又明确说其“有错记”，对其进行了诸多修改，加了很多批注将之改称为﹕《钦定旧遗诏圣书》和《钦定前遗诏圣书》。并又宣布以其本人著的《天命诏旨书》作为“真约”与前两书并列。《天命诏旨书》与基督教圣经的本质内容有天壤之别。洪秀全对基督教新旧约的修改和批注，也明显地体现出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教义上的重要的区别。尤其在上帝观上的不同，更加显出其同基督教间的相异之处。

1.“一体”还是“三体”

“三位一体”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之一。他们承认﹕圣父、圣子、圣灵各有其位格，即三个位格，三者虽各有其工作分工，但并非是三位独立的神，而是一神的不同位格，并认为﹕圣父上帝是设计者，圣子耶稣是执行者，圣灵是监察者。

拜上帝教则对此不能理解和认同之，而坚持“三位三体”说﹕耶和华是独一真神，基督是上帝的太子不是上帝，“分明上帝是上帝，基督是基督”；圣灵则是东王杨秀清。他在《钦定前遗诏圣书·约翰上书》第五章批注中说﹕上帝独一至尊，基督是上帝太子，子由父生，原本一体合一，但父自父，子自子，一而二，二而一也……圣灵东王是上帝爱子，与太兄及朕同一母所生，在未有天地之先者，三位是父子一脉亲。

基督教虽然也像犹太教一样奉耶和华为独一真神，但自耶稣降世，被钉十字架，三天复活升天后，耶稣的门徒们便开始传扬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的基督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认为﹕耶稣降世为人，即是个完全的人，同时仍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有位格的神。

在拜上帝教中，耶稣一直没有获得这样的地位，他是作为上帝的“太子”，不能和耶和华一起享受至尊之神的待遇，只配受“次尊”，也不能称“帝”，亦只称“主”。这个所谓“主”是区别于独一真神上帝的世俗性的一种称谓，与基督教里所称呼的“主”不同。总之，在拜上帝教中，耶稣是被明显贬低了，失去了他在基督教中的神性和地位。德国学者魏克德研究指出﹕记述耶稣身世及其门徒行为的《新约全书》，洪秀全仅在证明他自己是耶稣的兄弟时才用……，我们看不出他对耶稣的实际降世为人的目的，有什么真正的认识，也看不出他对耶稣的品格……有什么理解。基督救赎论也不能被拜上帝教理解和接受，按其所说，东王杨秀清是圣灵的化身兼“赎病主”。

2. 有形或无形

基督教经典和教义中强调上帝是个灵体，是人未曾看见的，也不能看见。而拜上帝教中的上帝则始终具有明显的人神同形的特征。其上帝的形象在“丁酉异梦”，《太平天日》中的描述是﹕天父上主皇上帝，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托在腹上，相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着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两手覆在膝上。

这位上帝不但有形，而且和凡人一样有妻室子嗣，不但在天界，还能经常下凡附体传言。他们认为耶稣降世为人是神下凡附体人身上。鉴此，有的外国传教士这样评论说﹕“人神同形论，十分显著。上帝由天上远来下凡，描写得似俗人一般无异。自吾人观之，自觉其荒谬不能堪。”

表面看来，拜上帝教似乎也能接受上帝纯灵观。如太平天国将新教传教士麦赫斯所著的《天理要论》前八章刊刻颁行，作为太平天国官书之一。该书强调﹕“上帝纯灵，乃极清之灵”，无数目之算，无男女之分，无限无量，无方无向，无穷无尽，无初无终，无生无死，无时不在，无所不能。

实际上，这种远比人神同形抽象玄妙的神学观念，洪秀全之辈是不能真正理解和接受的。这种理论也同拜上帝教的诸多基本教义相抵触，到头来，该教所接受的仍是人神同形观。就在新刻《天理要论》的同年（1854年），东王杨秀清在给一位英国官员的诰谕中，曾就上帝形体问题提出一系列质问﹕如你们西洋人有人识得上帝多高？面孔何样颜色，腹多大？长着怎样的多长的胡须？戴什么样的帽子？穿什么样的袍子？会题诗吗？题诗有多快捷？了解他的脾性、气量吗？等等。

3. 渗入民间宗教仪式

从宗教礼仪上看，拜上帝教与基督教大为不同。

基督教新教只保留洗礼和圣餐两种圣礼。这是被新教的信徒们公认的基本礼仪活动。

拜上帝教则不同，它只有洗礼一事而一直没有圣餐，即使洗礼也和基督教所行的不同。它们的洗礼是在神台上置明灯两盏，清茶三杯，立具名的忏悔状，由受洗者自己朗诵后用火焚化，表示使达上帝神鉴。这其中有中国习用的祭祀方式的移植。此外，像生日满月，迎亲嫁娶，入殓出丧，日常作灶、建屋、堆石、动土等事，都用牲礼茶饭祭告皇天上帝，并各有特定的祷告“奏章”。这也是拜上帝教仿自民间宗教习俗而设立的。

总之，从经典教义到礼仪活动，拜上帝教与基督教都显然不同，特别是经典教义方面更具实质性的差别。

4. 洪秀全为何接受上帝

洪秀全接受上帝的原因之一，主要是中国古典文献中也多次提出，上天、昊天、上帝的观念，中国古代典籍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梁启超曾说﹕“古代之天，纯为有意志的人格神。”“与旧约全书所言酷相类。”正因为如此，昔日的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时能“借天发挥”，而洪秀全对《劝世良言》中介绍的那个“神天上帝”，在感到新鲜时又不全然陌生，有似曾相识之感。他就是带着这样的对“上帝”的认识，接受了外来的“神天上帝”的。他认为﹕“神天上帝”并非来自西洋，他本是天下共有的。中国古代直到夏商周三代，就同外国一样，都同行在敬拜“皇天上帝”这条大路上。只是人家沿此路一直走下去，而中国则到秦汉以后，差入歧路。现在敬拜上帝，只不过是使人重新回到当初的正路上去。洪秀全引用中国诸多典籍中带有“皇天上帝”字眼的语句，来证明中国古代敬拜上帝的事实。

事实上，中国古代人所指的上帝和基督教中提到的上帝存在着本质的不同﹕①基督教中的上帝是唯一的神，而中国古代人所指的上帝是泛指多神的，如﹕至高至尊的昊天上帝之下，还有各种各样的神，犹如一个庞大的家族。②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神观是基督教的正统教义。而中国古代人眼中的上帝观，自春秋战国后，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越往后就越沿着两个趋向分化﹕一面是以抬头可见的自然实体来认识它；一面则用人间伦理法则的神圣性来同化它。两者都是对先前与“上帝”同义的“天”的质的变异。

在中国传统的上帝和基督教的上帝之间，拜上帝教如何取舍？从拜上帝教创立者的主观意图上说，太平上帝是独一真神，拜上帝教应属一神论宗教。但事实上，由于它没有基督教三位一体那样的神学教义，就使其一神论存在着明显的破绽和漏洞。耶稣是上帝的太子，上帝以灵体的形式下凡来时要附别人之体传言，事毕后即告升天。如从信仰一个灵体还是多个灵体来区别一神论和多神论，那么拜上帝教实际上是多神论宗教。太平天国的一神论，实际上是“一帝论”。

5. 中西合璧

太平天国的诞生，是吸收了基督教的部分教义，又大量取材于华夏本土文化，使二者掺合杂糅。它是中西合璧以中为本，虽中西成分的轻重主次不同，但二者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太平天国来说，这一合壁的妙用在于﹕基督教教义本身并无确定的社会内容，而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素材有很大的回旋择取的余地。洪秀全则有意识地根据需要，从二者中选材结合改造利用。拿基督教独一真神的教义与中国古代的“上帝观”相附会，一方面用以否定从秦朝至清朝历代君王统治的合法性（他们不但不是奉天成运的天子，而是一群罪人），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真正“天子”的身份，制造了神圣的根据。又将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与儒家思想中“天下为公”的大同说相结合，形成了太平天国的独具特色的平均思想。

出于对太平上帝的信仰，太平天国的军民所产生的宗教热情的鼓舞力，宗教认同的凝聚力，宗教道德的约束力，宗教神秘的威慑力，宗教氛围的感染力，对维系革命队伍，激励战斗情绪，保持理想信念，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洪秀全把天上天国，落实为对渴求摆脱现实苦难的人民有着极大吸引力的“地上天国”，又使这地下天国始终带有天上天国的幻影，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构成太平天国的一大特色，这离不开对这中西合璧的太平上帝的妙用。因太平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的“亲缘”关系，很多外国传教士可方便地出入太平天国，但当他们看清了太平上帝及他们赖以存在的“天国”的真面目时，不免发出了“真理既然在起义者心中消失，其权力也将随之消失”的感叹。

满清政府在征讨“太平天国”的行动中，因太平上帝有几分“洋气”，而激起了他们更大的仇恨。湘军首领曾国藩在他的《讨粤匪檄》中写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这篇文章的煽动力之大难以估量。多少“知书达礼”的文弱士子闻之，顿然拍案而起投笔从戎。他们要维护的，不仅仅是清王朝，更有“开辟以来之名教”在他们心目中，是天经地义而不可变更的。曾国藩的这种渲染，也同时产生了另外一种效用，那就是使士子们从现实的动乱中，看到“洋教”对中国正统文化的冲击，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破坏力，导致事后很长的时间里，使他们一提到洋教便与太平天国的“可怖”图景联系起来。这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神经过敏，成为日后发生的大规模反洋教运动的激素之一。这种对基督教的偏见影响至今仍未消除净。

三、拜上帝教带给我们的反思

1. 拜上帝教根本就不是基督教

ａ. 拜上帝教的产生，主要源于《劝世良言》，这本约十万字的书中，直抄马礼逊译本《圣经》有二十六篇，另有三十五篇抄一段经文后加进中国的风俗人情加以阐发，其中多有梁发自撰的学道经历。而拜上帝教在洪秀全仅看到《劝世良言》这本传道用的书，尚未看过《圣经》原文、全文的情况下，就已经创立了。它没有明确而集中的经典，仅把《旧遗诏圣书》和《新遗诏圣书》作为经典来对待。而上述两书仅包含有部分基督教圣经。因此，它们不可能明白神的创造、神的计划、神的救赎等旨意。因圣经是一部整体的，由神默示而成的圣书，全部内容都是神伟大的计划，都是神的旨意，神是圣经的作者，圣经中各卷书不可缺少任何一卷。

ｂ. 对《新遗诏圣书》和《旧遗诏圣书》中所引用的部分圣经的内容，洪秀全又认为其中有错误，对其做了很多处更改和批注。大胆地称之为《钦定旧遗诏圣书》和《钦定前遗诏圣书》，忘记了上帝是至高无上的这一事实。

ｃ . 除编写上述两部冒充其经典的遗诏书外，又着《天命诏旨书》作为“真约”与两遗诏书并列。

启示录22:18–19节清楚地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拜上帝教是远离基督教信仰的邪教，他们的活动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有神的同在、神的保守，因此，企图利用上帝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2. 异端邪教成为基督教受逼迫的源头

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人对基督教误解更深。太平天国事件对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反而使反对太平天国的人，对基督教产生了更大的反感。一些对基督教不甚了解，甚至怀有敌意的人认为﹕洋人带来的基督教迟早会带来混乱。太平天国运动使他们更加确信﹕基督教必然要带来混乱，因此，更加理直气壮地去逼迫基督教了。太平天国初期也迷惑了很多人，很多外国传教士曾错误地认为洪秀全是虔诚的基督徒，太平天国的信仰是基督教信仰，所以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帮助。前几年在中国产生的“法轮功”，因政府将之定为邪教并迫使其解散的缘故，使得很多对基督教缺乏了解的人，对基督教也不免产生误解，在一些地方的基督徒聚会被怀疑成法轮功，同时也给传福音事工带来了阻力。

3. 对利用宗教搞政治活动者切勿随便表态支持

教会是神所设立，是属神的人为实现神的伟大计划做事工的特殊组织。因此，对任何利用基督教涉及政治目的的活动，不可随便表态、支持或帮助他们。需根据圣经的教导认真分析，恒切祷告后，再做决定。否则将会使教会的事工受到极大的亏损。如太平天国早期，曾使很多国外差会、传教士受到迷惑，甚至表示支持，其结果使很多中国人产生对基督教的反感，并为破坏基督教找到了借口，更为撒但攻击基督教信仰留下了破口。

结论

本文对太平天国运动及拜上帝教进行了简要分析，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一切自称有基督教外表的，不一定里面就是真正信耶稣的基督徒。主耶稣在圣经中明确指出﹕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我们不能只凭人们外表的言论和行动，就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基督教。主耶稣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彼得后书第2章1节又指出﹕“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灭亡。”正如圣经中指出的那样，这些年来，出现了很多异端，因他们自称对圣经的理解有了新的“看见”，并对圣经作出断章取义的解释，使很多信徒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迷惑。如东方闪电派对耶稣再来的解释，其欺骗性更大，需我们随时警惕防备。如何防备异端邪说呢？首先要我们对圣经内容有全面正确的理解认识，其次是靠着恒切的祷告，求神保守并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赐我们分辨真假的能力。此外，主内弟兄姐妹之间，也需要时时互相监察，相互关爱，相互在信靠主的信心上彼此鼓励，靠着主得胜，直等到主再来。

参考书目﹕

1. 董丛林著《龙与上帝》北京三联书店，1992。

2. 王庆成著《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985。

3. 麦沾恩著、胡簪云译《中国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上海广学会重译，载《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4. 洪仁囗述、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 《异端与邪教研究》世界华人圣经学院教材，2000年。

6.《宗教比较》世界华人圣经学院教材，2000年。

张东生  中国大陆基督徒，曾为大学教师，现全时间传道。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图片版权。欢迎转载。转载本刊电子版文章时，敬请注明文章转自www.cclife.org，并请注意在转载时，不得对本 刊文章进行任何删改。本刊的印刷版(Printed copies)图文并茂，印刷精美，欢迎个人或团体订阅。请参考回应单。若需书面转载本刊文章，请先征得本刊书面许可。

本网页由生命季刊设计维护，请尊重本刊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