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武汉

我所认识的武汉

文/李道宏

生命季刊 第93期 2020年3月

音频为以琳姊妹朗读：

过去，多次经过武汉，可是对她的印象只是高铁窗外，长江穿城而过的一座大工业城市。

第一次，真正对武汉有更多的认识，是去拜访一位老师。那次，正好是夏天，极其湿热。我们吃的竟然是武汉传统菜肴热干面，非常的辛辣。

“这里有很多的大学生，他们都会选择留在武汉。”朋友告诉我。那次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到处都是大学生的大学城，1100多万人口中，几乎有100万大学生。他们毕业了，虽然在北京、上海找到工作，但不一定能拿到户籍。武汉也因为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这个千万人的城市，使得房价大涨。

近年来，北上广深不再是大学生首选城市，因为其他高达千万人的城市也有许多就业机会。中国有15个城市拥有千万人口，其中大部分拥有所谓的大学城，也是未来年轻人就业之地。这些城市的人均收入高，公共设备好。武汉的发展象征着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大国的崛起。

武汉是中国重要的科教研发和新兴产业发展基地，被认为是国内“唯一能够实现制造产业升级换代的城市”，也是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极少数城市之一。武汉近年来吸引外来人口，年轻人口净增率现仅次于深圳，排名全国第二。

“这里曾经有一位很著名的西国宣教士。你知道是谁吗？”朋友问。

我不好意思回复，因为我对福音如何传入中国，除了一两位著名的宣教士之外，真是空白。

武汉是中国内陆省份中，基督教(新教)最早传入的地点。1861年汉口开埠，来自英国的宣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年－1912年）来到汉口，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内陆省份的宣教士。很可贵的是，他在中国传福音五十五年，只有三次回国述职。

杨格非以在广阔的中国内地旅行布道而闻名。他1857前往南京，竟然获得在太平天国境内自由传教的权利。他也是第一个进入湖北、湖南、四川三个省份的新教传教士。杨格非拥有出色的演讲、布道、翻译方面的恩赐，被誉为“华中宣教之父”和“街头布道家”。他能够熟练地使用中文，说、写都非常流利。他的演讲深受欢迎，往往吸引大批群众听他的讲道；其丰富的中英文著述，对中外读者也有巨大的影响。

杨格非专门编印布道单张与小册子供外出传教时派发，以补外国传教士汉语不精通的弱点。据1899年统计，全国基督教所用的街头布道文字材料，八成都是由杨格非所属的差会印刷。

年轻一代的信徒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布道单张了！现在我们使用互联网，社交媒体，使弟兄姊妹仍然能相互联络、彼此关心和代求，基督的爱也借此彰显。虽然各处教会因疫情无法正常聚会，可是祷告文和勉励的信息仍然能在网上流传，帮助信徒在主里相交，继续属灵的追求。

如同当年的杨格非一样，当今的教会在吸引年轻信徒、推展家庭事工这些方面，也有很多困难；教会整体气氛变得昏沉。使徒时期的教会也是黑暗与光明同时相争的，求主亲自帮助内地信徒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不要灰心气馁，“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约9:4)把握每一个隙缝机会，为基督赢得这一代知识分子。

“毛主席就是在武汉的长江游泳过？”餐厅墙上的一幅相片提醒我。

“就离这里不远！那年他是63岁，听说，所有的部下都反对，因为江水危险，他却是坚持！”朋友回答。

“现在，许多人还没到60，就想如何退休享受了！没有什么人生计划了。不要自己把自己看老了。”朋友感叹。

“你知道武汉市的口号是‘每天不一样’吗？”他补上一句。

庚子年一开初，中国便发生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封城封村，第一次大部分民众闭门不出，第一次因Yi情无法聚集，还有前所未有的地域性歧视。圣经早已告诉我们，末日之前必有“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启6:8)，求主叫我们的心紧紧靠主，不要被现今景况夺去心中的平安。

“这里有很多的大学生，很大的禾场，不要忘记他们！”我记得朋友多次提醒。

过去，围绕着武汉大学校园曾经有不少以学生为主的教会，但是近年来受到极大的影响。大学生信主，一旦毕业之后就与教会失去联络。求主恩待曾经在校园团契中决志，也曾经追求的大学生，愿圣灵提醒和吸引他们，重回主的怀抱。也兴起有人用其他方式来牧养和关心大学生的福音工作。是的，求主再次提醒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把握机会传扬福音。教会也当有远见和策略来服事年轻人，尤其是要向那些正寻找人生目的的年轻人分享信仰。

神的仆人约翰卫斯理的祷告：“给我一百个人，这一百个人是单单爱神超过一切，除了恨罪别无所惧，只要有一百个这样为主颠狂的人，他们就能震动地狱之门，翻转这个世界。”这也是今天我们的祷告，求神赐给中国福音工人和合神心意的牧者：“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5:2–4)

李道宏 来自台湾，原为医生，后奉献全时间事奉神，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