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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季刊微信专稿
近日来，被隔离在外地的武汉和湖北人的遭遇，引发不少媒体的关注。虽然，有一些善待他们的事例，但是，各种媒体或自媒体还是爆出了不少他们在外地遭到歧视或被不公对待的事件：有不给住店的，有直接从住所被赶出来的，有被拉到指定地点隔离自己支付高昂房费的，有派专人看守禁足却不按时提供饮食的，有泄露武汉和湖北人详细个人信息的，各种硬核做法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总之，被隔离在外地的不少武汉和湖北人，在吃、住问题上遇到了难处，更妄论各种言语、行动和情绪上的歧视。
截至今天（1月29日），整个湖北省确诊的病例不过3554例，武汉确诊的病例也不过1905例，就算以病患人数放大十倍计，与湖北6000万、武汉1400万，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比，感染者依然是极少数，比例极低。固然，考虑到疫情的传播以及严重程度，各地应该对疫情保持高度警惕，但我们要防的，终究是疾病，而不是哪个籍贯的人群。更何况，许多在外地的武汉和湖北人，并不是病毒的携带者。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外出，如今又有家不能回，有店不能住，这份凄凉与困苦，应该得到同情与帮助，他们也是在为抗击疫情做贡献啊！即或其中真有患上新冠肺炎者，也应该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妥善医治和对待，他们是人，而不是带有病毒的试验生物！
咱们有些同胞，总是能找到各种方法来歧视别人，以证明自己的优越：从口音，到长相，从学历，到财富，从饮食习惯，到走路姿势，都能找到自身优越或歧视别人的理由。好了，这回，找到了一个歧视武汉和湖北人的理由：你们是新冠肺炎的传染源！在歧视别人的过程中，得到自我心灵的满足，真实地暴露出部分国人的畸形心理。
不用细想，我们就能明白，今天我们因着新冠肺炎歧视武汉和湖北人，或许明天就有人因着我们的什么肝炎、肠炎、鼠疫，来歧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彼此伤害呢？为什么不能设身处地地替别人想想呢？这些在外的人中，有不少是拖家带口的，上有老，下有小啊。为什么不能在别人危难之时，伸出援助之手呢？在今天这样一个大流通的时代，这样的患难，说不定哪一天就临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上。
思来想去，这种歧视，还是可以在我们的文化里找到点原因的。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其实，绝大多数的文化都大同小异），都是在崇拜和敬仰强者，赋予强者尊敬与尊荣；而歧视、贬低或忽视弱者，使他们承受卑下与羞辱。而更极端的做法是：只有强者才有生存与话语权，弱者或失败者，或许连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这就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文化）。
或许有些人说，这难道不是应当的吗？成功就是对成功者的奖赏，他们曾经那么努力，历史就应该由胜利者书写。强者恒强，弱者恒弱，难道不是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吗？谁叫你弱小呢，谁叫你不够努力呢？
却不知这种思维，会让我们自己在成为弱者的时候，承受更大的报应。因为那些曾经的弱者，会把当初的羞辱与仇恨加倍地倾倒在我们(曾经的强者)身上。我们不要低估仇恨的力量。下面，我就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下，简单推导一下这种歧视的后果。
在这种文化思维惯性下，出于人趋利避害的本能，每个人都会渴望成为也必须成为强者（或成功者），而逃避也拒绝成为弱者（或失败者），因为只有强者，才能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逃避所受的伤害。所以，在成为强者的过程中，人们为了成功，就会拼尽全力，不顾道德底线，不择手段。于是，厚黑学，就成为竞争者们的必备技能。这就是中国历史从某个侧面揭露出来的历史事实。
在成为成功者之后，这些强者会竭尽压榨弱者之能事。因为尊崇强者与歧视弱者是一体的两面，凡歧视弱者的人，必尊崇强者。强者们认为自己今天的成就，都是当年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焉能不穷奢极欲，占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于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直到，因着饥荒、旱灾、水灾或瘟疫，出现历史的拐点，那些被压榨得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惧的社会最底层，被迫揭竿而起、前赴后继地走上战场，去推翻原来的强者或强者的后裔，去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开始新一轮的历史循环。这就是中国历史朝代更替的循环怪圈。读史者经常惊诧于朝代更替时造反者们的残暴，却常常忘记当初的压榨与剥削又是何等地残酷与不屑。
我们把视野放宽到世界。二战时期，希特勒领导的纳粹政府，就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地消灭一些社会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有精神疾病的和街头流浪人员等。德国电影《八月的雾》对这些内容有充分的描写）。那些本该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也成为政府的帮凶，用当时先进的医疗科技来除掉这些所谓的“社会渣滓”。这是何等可怕的文化，以致引起其他文明国家的警惕，一起联合起来对付这个第三帝国，把他们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以，歧视弱者，可不是一件小事。大到关乎政治、政体，小到关乎个人修养，邻里和睦。还有一层，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们对弱者不落井下石，不雪上加霜，就算是仁慈了，孔老夫子不也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否认，这对在“痛打落水狗”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或许是一种“仁慈”，但这种“仁慈”远远不够。
在两千年前的西方，当时的罗马帝国也奉行崇尚强者的文化，当他们发生瘟疫的时候，他们中也有不少人抛弃病患中的亲人，视他们为累赘，自己远避他乡。这时，许多的基督徒却开始主动照顾这些被亲人抛弃的弱者。有些病患因此得着痊愈，但也有不少基督徒因此染病离世。不过，基督徒的行为，最终还是受到当时异教世界的尊重与肯定，因为他们体现出了超出常人的勇气与善良（参《基督教的兴起》第四章“瘟疫、社会网络与归信”）。
那么，基督徒们为什么有如此卓越的行为呢？因为他们有主耶稣的标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路6:31）。这是一个更高的标准：己所欲，施于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尤其对于拥有资源的强者而言，更是如此，并非简单地说教、示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就能做到的，它需要至少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强者（或成功者）必须知道并承认：他之所以成为强者是由于恩典，而不是自己的努力。这当然不是说成为强者不需要努力，而是说，在成为强者的诸多因素中，努力或许不是最不关键的因素；因为大家都很努力，而成为强者的，终究寥寥无几。在成为强者（或成功者）的诸多因素里，有太多自己无法掌控的东西，其中有家庭背景、天分、机遇等。
第二个前提是，这个强者知道并且承认：他强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弱者，而不是为了让自己扩充实力，争取更多的资源。这就更难了。很多强者不去害人就不错了，怎么能舍己帮助别人呢？除非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是一个比自己更强者赐予的。凭着他自己，他也一无所有。这真的是太难了！
说实话，这两个前提，在世界绝大多数的文化中，是找不到基因的。哪一个强者不认为自己的强大，是自己艰辛努力得来的呢？哪一个强者会主动放弃自己的优势，而去俯就那些卑微的人呢？
这样的文化基因，只能在十字架上找到：至大全能的神愿意俯就卑微的人类，为了赦免人类的罪，甘心乐意地被钉在十字架上。
很多人嘲笑基督教的神，他们说，你们的神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能拯救别人吗？他们无法接受一个自己软弱，放弃自己的权利，也要求祂的子民软弱，放弃自己权利的神。却不知这看似软弱与愚拙的十字架，这么智慧与奇妙地解开了中国以及全人类发展中彼此相恨的死结。这种强者对弱者的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愿意尝试在这个充满恨的世界去播撒爱的火种。
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希望通过以上的劝勉，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不要再歧视武汉和湖北人，并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愿这场瘟疫让我们中国人走出彼此伤害的恶性循环，走上彼此相爱，彼此舍己的良性循环。让我们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愿意伸出自己温暖的双手，去接待那些没有染病的，需要帮助的武汉或湖北人。而那些已经患病的武汉和湖北，也希望医院、政府、社区可以善待他们。染上这个疾病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漂流在外，已经是对抗击疫情的贡献了，他们有权利得到该有的照顾。大家不要嘴上喊着“武汉加油！”、“湖北加油！”，背后却冷漠以对，甚至落井下石。
求神带领我们国人，能通过这次的疫情，学会善待弱者，因为我们本是弱者，或者哪一天也会成为弱者。求神引领我们回转归向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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