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福音之火

持久而稳定发展的城市福音运动现状

旧有意识形态的急剧衰退，造成了精神方面的空白；而物质文明的火爆发展，却透着外形上的鲜亮。民族发展的内外失衡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好像这个迅速窜起个子的国家却有着一个过于狭小的心脏。难道中国的未来会是一个毫无灵性的粗鄙壮汉？不，中国的良心尚在。在北京的十几天里，我们感到那良心细小却强劲的脉搏在祖国的首都跳动。

中国的心脏不在权力的红墙内，更不在财富的高楼上，甚至也不在知识的院落中，而是在寻常百姓的门户里面。在北京的日子里，笔者在两个教会分享了九堂信息。这两所教会并不是聚集在带有尖顶的高大教堂里，而是在普通居民的家中。聚会的人群使得居家的客厅略显局促，但这里却展示了宽阔无比的心灵世界。在外边的物质丰富里，激荡着只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浊流，而在这些小小的天地中，却有着属灵生活的向往，却有着迥异于铜臭气味的生命馨香。中国的良心在这里，中国的希望在这里。在中国壮硕的青春躯体里面，需要的不就是这样的一颗心吗？

这些隐没在大都市楼群里的教会具有如下特点：

（1）教会的常规聚会分散在不同的人家（聚会点），而各聚会点的常规聚会人数保持在“合法的”限度上。由于政府在结社方面的规定更趋于法制化，各地的行政法规对依法结社的人数都作了具体规定。在北京，要求按团体注册的法定人数是“20”人。这意味着，只要不超过20人，在家庭中聚会已经被法律认可（即不被认定为结社，从而，无需依法注册）。在北京聚会时，笔者发现当地的同工对“20”这个数字有着意味深长的注意，这表明当地教会已经有意识地运用法律所提供的活动空间，并据此而设立教会的结构。这种趋势标志着城市福音运动从开始就具有着某种合法的基础。

（2）教会的成员大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在中国，城市居民的教育程度远高于农村，而且由于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城市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比例还会持续上升。另外，因为知识和技术在城市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知识阶层和专业人士对都市文化具有主导作用。专业人士居多的教会结构意味着教会在城市里真正扎根。知识和技术的回报不断增高，使得专业人士构成了新兴中产阶级的主体（这与此前二道贩子先富起来是完全不同的局面）。笔者去的一个教会，在北京常规聚会人数仅为40–50（成人），但兼有车房的家庭或个人却有7–8个。教会在新兴中产阶级中的影响力象征教会在城市中的希望。

（3）35岁以下的青年构成教会的主体。不用说教会里的学生团契，就是家庭团契也是惊人地年轻，其原因是大多数已婚的夫妻是在校园里信主且其毕业的时间不太长。工业化吸引了大批青年人涌入城市，目前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绝对是青年人的天下。笔者在长安街行走了一个小时，发现行人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把握了青年，就把握了城市。

（4）海归派的参与。从海外归来的学人更认同家庭教会，特别是认同此种以专业人士为主的城市家庭教会。笔者参加聚会的两个教会中都有从海外回来的专业人士，其中一个更是由海归派创立并构成目前同工的核心。海归派的加入不仅加强了当地教会的力量，更扮演了中介的角色，通过他们，海外和国内的生命交流和资源共享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5）未来的预备。城市家庭教会并不满足于目前团契或查经班式的小组聚会。这些教会在深度和幅度上都试图向更高的教会形式过渡。在小组的内部，诸教会都力图增加更多的内容（如在主日敬拜以外增设祷告和查经等活动），从而，使信徒的生命更全面地进入教会生活。在教会的结构方面，设立专项的职能，例如，许多教会已经或正在设立儿童主日学，财政制度在不少教会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注重全教会的联结，例如，通过圣餐聚会，布道或培灵特会，郊外的退修会，将整个教会集合在一起。有些教会甚至在准备购置教堂的资金。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的城市福音运动开始进入持久与稳固的发展阶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于法律所允许的活动空间，教会在城市中将主要采取家庭聚会的形式。由于现行法律默许了这种水平的家庭聚会，以此种合法形式聚会的教会将较少面临非正常的干预（并不意味着没有逼迫了），从而使教会可以持久并稳步地渗透到城市的各个层面。另外，不同于“三自”教会那种无根基的大型聚会，城市家庭教会的聚会形式使信徒的生命可以真正深入基督的身体，由此，为单个信徒的生命提供了真正可以依赖的根据地。

更上层楼：城市家庭教会崛起的意义

近年来，许多中国教会的领袖担忧家庭教会和福音运动正面临着停滞甚至衰退的局面。然而，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不仅为家庭教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更将整个大陆福音运动推向新的阶段。这里请特别注意，神在城市中兴起的新型灵命群体决不再是“第三工场”。如果这个群体仍然居于中性的“第三”，那末，他们就尚未进入中国福音运动的主流，他们就仍隔绝于圣灵引导并由十字架铸造的伟大灵命传统。事实上，这个灵命群体无论在生命形式上，还是在自我意识中，都自觉地认同家庭教会的伟大传统。这一群体是家庭教会在城市中的发展，是那一伟大传统在城市里的继承人，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家庭教会”。

（1）大规模城市福音运动的开始。在城市家庭教会崛起之前，城市福音运动的主导权表面好像是在“三自”所控制的教会那边。然而，正是因为主导者自身的问题，福音从来没有在城市中真正扎根。这里不谈更深的灵命问题，仅从聚会的形式看。由于“三自”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作秀”的性质，其教会生活几乎完全局限于华美而大型的主日聚会。如果一个人的全部灵性生命仅仅局限于一周一次在谁也不认识谁的大型聚会里露一下面，他的生命如何可能与基督的身体建立实质性的联结呢？从而，他的生命也难被基督真正触及。实际上，对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信仰与其说是生命，倒不如说是业余的爱好，或是时髦的招牌。福音运动的实质是生命的再造运动。由此，无论“三自”教会在城市中有何等规模，它并不能使福音在城市里真正扎根。

城市家庭教会的存在形式，已经提供了生命全面联结的可能性。在这种生命相识（从而可以生命相交）者的持久和全面的联结里面，教会真正进入了个人的生命，个人的生命也真正地进入了教会，总括而言，教会对个人具有了真正的生命意义。城市家庭教会不是在规模上，而是在生命的实质上，已经主导了城市福音运动。也正是因为真正影响人们生命的家庭教会主导了城市的福音运动，福音才藉由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而真正大规模地进入城市。中国福音运动的“农村包围城市”阶段至此完成了。

（2）中国福音运动的新阶段。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不仅开创了城市福音工作的新局面，更对全国的福音运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以往中国福音运动的中心在农村。由于历史条件，过去对真道的持守主要依赖对圣灵引导的长久生命体验，一对一的生命带领，十字架的门槛；所缺乏的是对真道的明晰理性表述和教会组织的保障。改革开放以后，教会的迅速膨胀将以往福音运动的不足显露出来。相对而言，外部逼迫的减轻使得信仰似乎不再是一件要拼上身家性命的事情。于是，在大量涌入的人群中，除了对生命的渴慕以外，也就不免夹杂着其它的成份，而这些生命里的杂质必然会扭曲我们对真道的领受。二十几年便有四倍的增长，这无疑是举世无双的生命奇迹。然而，单单依靠一对一式的经验性带领就难以应付一对百的形势要求了。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里长时间的生命体验是一种局面，而在复杂的潮流冲击下应对迅速的增长则是另一种境遇；后者要求我们对基督的生命有更全面更深刻的领受。过去我们的领受单单是直觉的、经验的、个人化的，今天的形势则要求我们，除了保持以往的优势，还要变得更理性化，更结构化，更团体化。对真道的明晰理性表述和基督身体的组织化是目前形势变化对我们的生命提出的两大挑战。城市的文化资源和知识分子的加入，为我们应对这两大挑战提供了条件，而这些恩典主要是经由城市家庭教会赐予我们。

异端的盛行从反面揭示了我们的不足。以往家庭教会，对圣灵的领受就主要依赖经验性的直觉和能力的证明。可是，离开了对真道的明晰理性表述，我们如何能够使生命根基尚不牢固的新来者以自己的直觉区分圣灵与邪灵呢？当邪灵出来搅扰时，我们又有何种客观标准将它区别于圣灵呢？异端是对真道的歪曲。只要我们自己尚不能用明晰的理性形式将真道表述出来，就只能任凭人们跟从异端。抵制异端不是说说谁对谁错就完了，而是要说清楚谁为什么对，谁为什么错，而要做到后者，就不能不诉诸理性（即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另外，如果没有组织上和结构上的保护机制，就不能保证在实际牧养中滤除异端的影响。

基于南美弟兄姐妹独特而强劲的灵命体验（他们在军政府独裁和贫富极度悬殊的社会环境中持守了基督的生命），他们独特的神学精神冲击了西方的神学界。但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灵命历程同样伟大，却没能对普世教会产生同样的震动。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东西，却倒不出来；我们有独特而强劲的灵命实践，却没有独特和强而有力的神学表述。一旦藉由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而使家庭教会对真道的独特生命持守同时也上升为对真道的独特神学表述，中国家庭教会将深刻地影响普世教会的灵命发展。

由于历史的原因，神学的“优势”一向在“三自”手中。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将一举改变这一格局。城市家庭教会不仅产生了神学的要求，也提供了回应这种要求的力量。

（3）与普世教会的联结。现代都市的发展不得不倚仗全球性的文化、技术、商业、传媒等等。城市是进入世界的窗口。中国的福音运动在以全球文化为背景的城市扎根，会使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联结进入更深的层次。

飞越太平洋

——北美教会的可能辅助

大陆福音运动的主流是家庭教会，而家庭教会目前发展的关键在于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当然，在神的计划里，普世华人教会是一体的。这里无法详述大陆与海外生命交流的全貌，仅指出目前北美教会可以在大陆此次福音浪潮里尽力的几个重点。

（1）信徒领袖的培训。此次在某地的一个非“三自”的神学院分享了三堂信息。该神学院学制的正规和设施的完备竟强于不少在美国的华人神学院。据说，类似的神学院在此地还有三或四所。另外，在出发之前，笔者已经知道所去的一间教会，已有会众在海外研读神学，以备未来牧会（本教会）之需。与广大的需求相比，海内外对牧者的培训当然还远远不够。但是，目前牧师并不是城市家庭教会发展的关键。当前真正决定城市家庭教会命运的是平信徒领袖，大多数牧养工作和教会的实际开拓都是由这批弟兄姐妹承担的。目前城市家庭教会的存在形式已经决定了平信徒领袖的决定性地位。仅以讲道为例，众多聚会点的聚会是目前城市家庭教会敬拜的主要方式。一个或两个牧师如何可能同时在十个八个聚会点讲道？当前城市家庭教会的主日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平信徒领袖宣讲的。平信徒领袖的数量和素质决定了城市家庭教会的规模和质量。可以说，有多少平信徒领袖和多少开放的家庭（通常就是平信徒领袖本人的家庭），就会有多少聚会点。而据笔者观察，大多数现有的平信徒领袖（还不用说正在源源不断被呼召出来的）急需在各方面给予培训。

（2）帮助建立专项的事工（教会的职能）。教会不是一个空的架子，教会是生命的集合体并履行有机整体的功能。建立教会也包括建立教会的职能。在诸功能中，目前对于大多数城市家庭教会所急需的是儿童主日学。根据侯君丽牧师此次在北京带领和介绍的经验看，如果通过介绍，提供首批教材，实际示范，帮助具体设计，可以切实并迅速地在此领域帮助当地的教会。

（3）训练从事个别心理辅导的同工。由于从上到下的体制转轨和文化变迁，个人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压力下重新定位，造成了许多人的心理疾病甚至精神崩溃。心理辅导显然是当前福音和造就工作的一个突破口，而目前在中国教会里能够从事此项事工者几乎是零。

（4）电子和影像技术上提供辅导。此次侯君丽牧师在神学院和教会介绍如何上网寻找神学、影像和诗歌等资源并帮助制作崇拜的投影片，很受当地同工的欢迎。由于城市家庭教会的聚会形式（家庭内的小型聚会）和会众的成分（知识分子居多），他们对该类技术的需求比北美教会还大，未来的普及程度也可能会超过北美教会。因为牧者的讲道无法覆盖所有的聚会点，通过CD、VCD或DVD提供主日信息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我们向当地教会推荐远志明弟兄的系列讲道时，发现他们已经在使用该系列片。不过，当地同工告诉我们，目前真正急需的不是此类福音性的信息，而是实际牧养的讲道。

正因为目前大陆福音事工的关键是城市家庭教会，对教会增长具有实际作用的支援才是真正的帮助。那种飞行集会式的大型聚会，不仅对当地教会没有实质性的帮助，而且徒为他们招来危险。在聚会点的实际示范，针对具体教会的实际情况而辅助可行的设计，提出具体的建议，这应当成为北美教会帮助大陆城市家庭教会的主导方式。

城市家庭教会在北京有成百上千个聚会点，而这还不是北京的特有现象。笔者所在教会的一对夫妻返回中国南方的一个省会，也参加了类似北京的城市家庭聚会。他们告诉笔者，今年夏天该团契的成员第一次从各聚会点聚集在一起共同敬拜。该团契明显已经进入向教会的过渡。笔者此次在北京服事的一个教会在北京附近的一个直辖市里也有聚会点，而且在另外两个城市里也有宣教点。这些初起的城市家庭教会是神在中国城市里播下的火种，这播下的星火必将燃成燎原之势。

（起笔于中国北京，终笔于飞往纽约的飞机上）

刘同苏  来自中国大陆，现为纽约新生命宣道会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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