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蓝图遭遇风险：贺建奎编辑基因事件综述

生命蓝图遭遇风险：贺建奎编辑基因事件综述

文/吴家望

生命季刊微信专稿

11月27日，香港“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开会的前夕，深圳生物物理学家贺建奎宣布，他用了一种能够重写（人类）生命蓝图（rewrit­ing the very blue­print of life）的大能工具，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制作了经过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女婴。

他事先安排，做了两件事。一是接见了美联社记者。他说：“我感到一种强大的责任，不只是作为一个第一，而且作为一个榜样。接下来社会可以决定怎样去做。他说，如果他不做，别人也会去做。（https://www.apnews.com/4997bb7aa36c45449b488e19ac83e86d）

二是发布了一个十分动人的  youtube 视频，以“两个和任何其他孩子同样健康的、美丽的中国女孩来到这个世界”这句动听的话开场，介绍他除病救人的大志及“世界第一”的成果。他用救世主的语气说，虽然他应用了科学界有争议的基因编辑技术，但是为了这些孩子能避免终身的痛苦（pre­vent a life­time of suf­fer­ing），他愿意承受责备。

没有想到，第二天，对这位“愿意承受的责备”的年轻科学家的“责备”，用媒体的词语，“排山倒海”而来。

头一天的头条新闻是：“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起底贺建奎，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缔造者’”。

第二天的新闻头条变成：“国内外科学家谴责‘基因编辑婴儿’试验”、“国家卫健委：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中国科协：取消贺建奎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参评资格”… 。

媒体记者们突然兴奋起来，“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炸锅了’！”这样醒目的标题处处皆是。

因为全世界媒体为此事作了可谓前所未有的、全面与迅速的报道，所以，读者可以，而且值得，去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参考生命季刊微信的及时报道：周晓勤：“基督徒当如何看待“基因编辑婴儿？”2018-11-27）

今天，我们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的背景与影响。

生命蓝图遭遇风险

原本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创造生命的观念，在20世纪中叶，以“生命蓝图”（blue­print of life）的术语出现在科学界和人们的视野中。DNA结构的发现显示，最简单的生命，例如亿万年前的单细胞生物，一旦出现，都有内在生命设计的DNA蓝图。21世纪初发布的“人类基因组“（human genome）显示，作为所谓“高等动物”，人的身上有大约二万个基因，它们维持与掌控生命的运作与延续，从太初到永远。科学界的所谓“遗传学”，genet­ics，就是研究“基因”gene的学问：“基因学”（gene-tics）。

圣经记载，上帝创造万物后，“上帝就照着祂的形象造人，… 有男有女 … 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创世记1:27–28）  

我们从圣经记载以及人类历史中看到，人没有好好“治理这地”，一是人的行为（behav­ior）出轨，二是这大地环境（envi­ron­ment）被破坏。人类失责的后果是，上帝完美的“生命蓝图”受到损伤，疾病开始出现。疾病是人类堕落、犯罪导致的后果（这里并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个人导致疾病，但每一个个人都会受影响）。

就以贺建奎教授所从事的艾滋病预防为例，HIV病毒1920年第一次在中非的（刚果）金夏沙山区的猴群中发现。之后不到一百年，因为人类性行为的出轨，HIV病毒竟然蔓延全世界，成为危害性最大的传染病。不信上帝的人，也很难否认罪与疾病的因果关系。

最近几十年来，科学家们意识到这一点，就小心翼翼地来读懂这生命蓝图，研究基因的本质与属性，在不损害上帝生命蓝图的前提下，运用基因科学来长远地预防疾病，个别地医治病人。

当专家们在香港聚集一堂来讨论这个重要责任时，他们竟然在“峰会”上看到一个自称要“重写生命蓝图”的疯子，好像拿了一把刀在那里切割上帝的生命蓝图。这些见多识广的大科学家们也呆了，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惧和震惊”。

贺建奎所用的基因编辑技术简称为CRISPR。时代（Time）杂志报道，峰会现场的科学家即刻感到的忧虑和怀疑是，贺的实验改变了胚胎的基因组，这些改变会无止境地遗传到未来的后代。更重要的是，大多数CRISPR 的专家都同意，这一技术尚未成熟与安全，绝对不可以在人身上使用。

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布罗特学院（Broad Insti­tute）的张峰（Feng Zhang）教授也是CRISPR技术的创始人之一。他说，我们现在需要暂停胚胎的基因编辑。他不但看到风险，他也为这些实验的不透明性感到极度不安。贺建奎所使用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专家詹妮弗·杜特玛（Jen­nifer Doud­na）在2015在峰会后就主动停止了她个人的实验，作了其他人的榜样。

英国权威的《自然》（Nature）杂志详细报道了这一事件。美国华盛顿州著名阿尔提斯生物医学科学学院（Altius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Sci­ences）副院长，基因编辑专家，腓多尔·乌尔诺夫（Fyo­dor Urnov）博士受委托审阅贺建奎实验项目的文件。他说，贺建奎CCR5基因编辑已是（无法挽回的）既成事实（“孩子都已生出来了”）。他说他自己也为个别HIV病人做过CCR5的基因编辑，但是，他从不修改胚胎。他说，目前已经有安全与有效的方法来预防HIV病毒的感染，完全没有像贺建奎那样作基因编辑的必要。

南加州大学研究HIV病毒的专家保拉·坎农教授（Paula Can­non）指出，即使你修改了CCR5基因，HIV病毒也可能出现在（例如）CCR4基因，防不胜防。牛津大学伦理研究中心主任朱利安·沙乌立斯库（Julian Savules­cu）批评说，这项毫无实际与必要效益的试验使正常儿童陷入基因编辑之风险。伦敦大学妇女生殖健康专家乔伊丝·哈博（Joyce Harp­er）认为，没有经过长期的研究、社会公众议论和政府立法，像贺建奎那样干涉（med­dling）胚胎的基因组，是危险的、不成熟的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谨慎的智慧

香港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的前身是2015年的华盛顿“首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因为基因编辑对生命蓝图有极大的、永久性的风险，所以，首届峰会与会者所共识的基因编辑工作的指导方针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谨慎。谨慎是一种智慧。科学研究必须负责任，必须谨慎。

2015年首届国际峰会的计划是：世界各国、各地方，科学、医学机构，科技院校，都要制定基因编辑监管的严格法规，透明合作，步步为营。其实，贺建奎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才瞒天过海，绕道而行，以“救人治病”的高调来抵挡国际舆论的监督。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采访了“峰会”现场的领军人物，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项“不负责任”（irre­spon­si­ble）的实验，证明科学界自我监管（self-reg­u­la­tion）的失败，未能预防贸然（pre­ma­ture）改变基因的活动。

CRISPR基因编辑先驱，峰会负责人之一，杜特玛教授说，这确实是她无法接受的事件，“我们欢迎贺建奎出席，但是，他未能提供我们要听到的答案。我们还需要懂得他的动机。”

布罗特学院的另一位专家，大卫·刘（David Liu）也是类似基因编辑程序的创始人。他说，现在我比以往更感到惊恐。这是我们在开拓有潜力、有效益的科学技术时，必须避免（而未能避免）的事件中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

加州理工学院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说，贺建奎的工作可说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没有遵守几年前科学家们认同的基因编辑起步的程序。巴尔的摩补充说，贺建奎选择了一项没有医学价值的项目，而忽略了远为紧要的疾病；这也是科学界家自我管理的失败。

所以，这次科学家吸收贺建奎事件的教训，痛定思痛，亡羊补牢，也算是意外的收获。

人类罪性的危害

圣经一再警告人的“犯罪傾向”（ten­den­cy to sin）。保罗指出，因（亚当）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罗马书5:18）但是，人不能把责任全都推给亚当，为所欲为。保罗对罪的警惕性很高，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罗马书7:15）

法兰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是人类基因组事项的主持人，现任美国全国医学研究院（NIH）院长。他说，人类犯罪行为的倾向（Humanity’s ten­den­cy toward sin­ful behav­ior）说明，人类有误用科技的风险。在这一类误用科技中有一种，伦理学家称之谓“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就是将人类胚胎当作商品来用。

柯林斯说：“生殖系（细胞）操作的应用将会改变我们对人类生命价值的认识。如果改变（人类）基因组可以用来满足父母的爱好，那么孩子们岂不是成了商品，而不是（上帝）珍贵的礼物？”（参考Jeff Hardin，“Genome Edit­ing and the Chris­t­ian”，biologos.org）

柯林斯的意思是，如果父母能通过基因编辑来定制一个一米八五、金头发、蓝眼睛、有爱因斯坦大脑的儿女，那么人类后代就成了摊子上一无尊严的商品了。

因为这次的峰会事件，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些国内媒体转播的贺建奎所制作的介绍自己的视频。我们看到他得意忘形的形象，自称是“世界基因界的新牛人”、“第三代（基因）测序仪的鼻祖”；他的目标是要“我的竞争对手都绝望”。著名基因学家韩健在他的科学网博客上说，几年前贺建奎曾经拷贝过他的“免疫组测序”方面的工作，使他有所戒备。他说：“贺博士可能也只有在中国能做成这件事：因为他需要足够高的技术水平，足够多的经费，足够多的监管漏洞，足够少的道德和宗教约束，可以忽略的各种‘风险’。当然‘世界第一’的名声还要有足够大的吸引力。”

针对贺建奎“如果他不做，别人也会去做”的动机，韩健博士说：“对贺博士来说，所有风险都是值得担当的。他不做，也总有人会去做的。别人先做，也就成了最大的风险之一了。”

国内媒体报道，贺建奎在招募志愿者时，寻求艾滋病慈善单位“白桦林”的帮助。“白桦林”为贺建奎的“爱心”感动，大力支助。当他们问贺建奎，“如果要做这个项目，伦理委员会能通过吗？”时，贺建奎骗他们说：“没问题。” 事发后，“白桦林”的好心人深感遗憾。

1999年，在美国曾经出过一件基因编辑失误的惨事。有一名18岁名叫杰赛（Jesse Gelsinger）的学生为了摆脱“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OTC）给他和家庭带来的痛苦，于9月13日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当天晚上，他陷入高烧和深度昏迷。9月17日，在遭受了剧烈免疫反应和多脏器衰竭之后，他被诊断为脑死亡。经调查，该临床试验的被试者招募和知情同意环节存在严重的伦理问题：在Jesse参与试验之前，研究人员已经发现试验用到的腺病毒会对猴子造成严重的肝损伤甚至死亡，但这些信息都没有出现在Jesse 所看到的知情同意书中。

作为基因编辑专家，贺建奎自然知晓此事，也表达过他个人对人体基因试验的“高度谨慎”。2017年2月，他在个人博客中写道：“CRISPR-Cas9是一种新技术，我们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他的声明也许是个烟幕弹。仅仅一个月之后，贺建奎就“极其不负责任的”开始了他这项基因编辑的临床研究；不足两年，他就成了“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缔造者’”。（参考张唯：“过来者”的告诫：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试验前传，澎湃新闻，2018/11/28）

后语

贺建奎还是多家企业的董事长或合伙人。韩健博士在他的科学网博客上说：“这样的‘能人’可以在国内拿到大笔经费，是好事还是坏事？贺博士更不用担心他的结局，只要没有牢狱之灾，即使世界上没有一个科研机构要他，也会有超有钱的人请他为‘私人顾问’，解决迫切需要的问题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圣经非常重视人不能抵挡（罪的）诱惑的弱点 — 罪性。一个有明显罪性的人是不可靠的，是不能托付重任的。圣经所警告的许多罪中，狂妄、虚谎、欺诈，都是今天社会上成功的“必要”手段。所以，当年保罗所恨的，已经是现代人所爱的，更谈不上克制不去做了。

虽然我们不是科学家，但是，我们每天面临的诱惑，特别是金钱、名声与情色，也很难抵御的。基督徒应该嫉恶如仇，并从贺博士的跌倒，接受教训，才能在这个“无奇不有”的年代，保住自己永恒的未来。

吴家望 来自中国大陆，曾获数学、神学学位，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