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奶奶的故事

吴奶奶的故事

吴顾爱娣口述 何晓东整理

生命季刊 第24期 2002年12月

信主后戒掉打麻将

我叫顾爱娣，我的丈夫吴仰高，解放前在邮政局工作。抗战之前，我们全家都搬到东北辽宁省的沈阳市，因为丈夫被调去那个地方。我是在二十岁就信耶稣的，今年已经是九十五岁了。我写这个见证的目的，不是为宣扬自己，而是要数算一下主的恩典，把荣耀归给神。

我丈夫那时的地位很高，收入丰富，所以家境富有，生活优裕。我就变得娇生惯养的，脾气暴躁。夫妇二人同桌吃饭，桌上摆满了佳肴美味，食具也是万分考究的，碗碟都是金边的。若丈夫说话一不称我的心，我就会把桌子一掀，碗碟全都落在地上。后来我遇到有一对夫妇，是山东人，丈夫是在铁路局做事的，他们两个人都是信耶稣的。那位太太姓龚，就劝我信耶稣。她每天在下班之后，就来我家里，坐在炕上，把脚一盘，打开圣经。她也不会讲道，只是把一篇圣经读一遍，然后就祷告。她天天晚上就是这么来，别的话不说，只是祷告和读圣经，我也跟着她一起这么做。圣灵感动，我就认罪悔改，信主得救了。

信主以后，我的生命就有了改变，脾气不再暴躁了，对丈夫也温柔体贴。我过去爱打麻将，一直打到晚上，丈夫要回家了，我们才停止。他回家之后，我就骗他说没有打麻将。有的时候，打到后来，欲罢不能。丈夫回家了，我就对他说，这只不过是逢场作戏，难得一次玩玩而已。可是我却天天打麻将。

信了主之后，我就向主祷告说：“主啊，我要悔改，我不能再打麻将了。”我的丈夫嘲笑我说：“你现在不打，因为伴太少了，将来有一天，我们回上海去，打的人多了，看你会不会再打下去？”我那打麻将的瘾是大的，一时很难戒掉。我就天天祷告求主改变我，使我不要再打麻将了。圣灵就作工了。

有一天朱太太来说：“吴太太，杨太太家里在打麻将！”我说：“不会的。她的爸爸是长老，怎么会打麻将呢？”她说不信你去看看嘛。”她把我叫到那里，一进院子，我的心就跳起来。感谢主，我不但没有进屋去，连听都不能听。我知道主已经改变了我，我不会再打麻将了。从那时候起，一直到今天。我不但不再打麻将，一听见打麻将的声音，就会跑开。耶稣救我脱离了打麻将的嗜好。因着我的见证，我先生不久也信主了。

初入农村开荒布道

不久（抗战时期），我在教会里，开始做出外开荒布道的工作。我那时候和一个苏北的传道人，一起去上海附近的马陆。这个地方，是在南翔的附近。我们最初是借用两个寡妇的家聚会，她们二人一个是婶婆，一个是媳妇，都是最穷的。教会派我去，向当地的人传福音。那时乡下的地方很落后，在上海住惯了的人，没有谁肯去的。我去了那里一共有十天，在乡下做看望的工作。日本人占领的地区，乡下人的生活很苦。我一家家地去传，今天在你家，明天在他家，渐渐地有几十个人信了耶稣。但是却没有人去牧养，我又不能长期留在那里。我就回来和贾玉铭牧师商量。我说：“贾牧师啊，马陆地方有两个寡妇，我们从她们家开始聚会，渐渐地发展到有很多的人信耶稣，没有人去牧养，怎么办呢？”他说：“好，祷告吧，我明天就给你回信。”谢谢主，他就派了一个灵修学院的学生去那边，做了有几年。解放之后，教会一度被停止。后来我又听说，那边的教会复兴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农村，做开荒布道建立教会的工作。

在试炼中蒙主祝福

解放后，我丈夫不再是邮局副局长了，成了一般的小职员，被调去西安工作，但是每一个月，只有七十八元的人民币。只这七十八元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呢？我和丈夫把这七十八元分配一下：他自己带三十元去用，我留下四十八元在这边，要养活八个孩子。但我还是照常奉献十分之一，这日子是不好过的。我就祷告主，天天祷告。

我们穷到一个有午饭就没有晚饭的地步。我不去告诉别人，也从来不对别人说我是在受苦。我在别人面前也从来不掉眼泪。但是在神的面前，都是痛哭流涕。有一天，我带孩子们到楼上去祷告。我说：“主啊，你是看见了，我们连一粒米都没有了，不能吃晚饭。我曾向你要一个儿子，你给了我五个儿子。现在我有八个孩子。这怎么办呢？他们不能读书，连晚饭也没有得吃。”

感谢主，祷告到后来圣灵就充满我，我听到一个声音，“摩西在旷野吃吗哪。”我的信心就来了。多年来，神就透过弟兄姊妹的爱心供应我们。我们没有饿过一次肚子，孩子们也都受了高等教育。感谢主。

歧山村家庭教会成立前后

解放后，许多礼拜堂，有的被关闭了，有的被并入“三自会”。“使徒浸信会”也就被关闭了。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做礼拜，只有在家里祷告和读经。有一个爱主的姐妹，就每一个星期四来我家（歧山村）举行一次禁食祷告会，人后来越来越多了，就开始成立一个家庭教会。我们就请贾玉铭老牧师的外甥来讲道。他很会讲道，每一个主日他都过来。还有一位苏牧师，他是一位很好的山东牧师。这个家庭教会就越来越兴旺了。我们的家庭经济情况，虽然是困难，靠主的保守都能够生活得下去。山东又来了一个朱牧师，他是个单身汉，愿意住在我们的家中，和我们同甘共苦，也不嫌我们粗菜淡饭，就把这个聚会越带越好，来的人有一百多个。那时候我们家的房子还很大，楼下全都是我们的。可是逼迫就来了，里弄干部看见我们人那么多，就对我们有意见，要搜查我们的房子。我说：“我们的房子没有人给我们钱，是我们自己租的。来的人是白白来的，白白的回去。有病的来，都在这里得着医治，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们说：“你们是信耶稣的。”我说：“宪法上不是说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吗？”可是有理也说不清，这个聚会就被停止掉了，而我却引起了一场大祸。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斗得死去活来。

文革挨斗

本来文化大革命，是斗不到我们这些家庭妇女头上来的。就是因为我们成立了家庭教会，我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们就在我的头上做文章，处处找我的毛病，给我加上不同的帽子。那时候我家里天天挤满了红卫兵，他们都是些中学学生，学校不上课，挨家挨户去斗争别人。我白天被拖到外面去斗，晚上在家里被斗。白天在外面，要站在长板凳上。那时候我还在生病，连水都不能喝。怎么能站在凳子上呢？我的两个姐姐，都认为我的病是不会好的，就来陪伴我。我那第四个儿子和第三个儿子，都是知识份子，被称为“臭老九”。也都和我一起被斗，他们各站在一边扶着我。后来我家里地方太小了，坐不下六七十个人，就换一个地方，在托儿所的楼上，那里可以坐二三百个人。两天叫我坐在当中的一个小凳子上，一会儿叫我站起来，一会儿又叫我坐下去。感谢主，他加给我力量，圣灵充满了我。我一出门就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我不配蒙这个恩典。”我每次被斗，都平平安安地回来。一共斗了足足有好几个月，我还能支持得下去。天天就这么斗下去。结果定了我四大罪状。“恶霸地主”，“反革命”，“窝藏反革命”，和“教唆犯”。

为什么叫我“教唆犯”呢？原来我们认识弄堂里的一家人，他们的孩子不听话，不肯好好地读书和做事。后来他的父母都死了，没有人再去管他。有一天晚上九点钟，他从我们家的铁门上跳进来，衣服穿得很少，全身都在发抖。我说：“你怎么冷成这个样子？”就把我外甥的棉衣棉裤都给他穿上。我的女儿说：“他棉裤穿了还是不够的，小弟有两件棉袄，就给他一件吧。”我做了好事，却变成了坏事。第二天他走出去，被里弄的干部看见了，就问他，这一身衣服，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好的衣服，一定是偷来的！他说：“不是，是十二号吴奶奶送给我穿的。”从这件事，我就变成“教唆犯”了。

为什么叫我“窝藏反革命”呢？我们有一个弟兄，现在在美国。他是和王明道，同一天进监狱的。后来被放出来，已经是没有事了。那时他没有地方住，我就接待他，住在我的家中。过了一段时候，他就去苏州了。因为这件事，他们就控告我是“窝藏反革命”。至于“恶霸地主”，这也是冤枉。斗到后来，把我逮捕，在公安局里关了八天。我在里面虽然是囚犯，但也帮他们的忙。他们中间有一个是管饭食的，一个是管政治学习的。我在里面八天，就禁食祷告，我不告诉他们禁食的原因。他们问我为何不吃饭？我说我肚子不饿。后来他们就把我释放出来了。那个管理囚犯的人说：“这个人真好，别人偷懒不肯做事，她却在里面帮忙。饭都不吃，留给别人吃。她学习得也很好。一个人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不动，学习以后又帮忙做事。我们不让她做，她也要做。”他们没有定我的罪，感谢主。后来他们给我平反了，是证据不足。主保守我过了这最不容易的一关。有多少人，都是在文革中，被斗死的。

在闸北工作

歧山村的聚会被关闭后，我就去闸北区工作。因为那里有不少的苏北人。是踏三轮车和做小工的。也有些弟兄姊妹，是由苏北乡下来的。我们就在那里买了房子，开布道会。我每个星期都去，也请传道人去那边讲道。教会被建立起来，就很兴旺。可是政府对传道工作控制很严，宗教活动，只能在“三自会”的礼拜堂里进行。外面不可以传道，教会就被停止了，房子也被没收。我为主的工作，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也受了不少的苦。逼迫和患难都临到我的身上。我去闸北讲道时，交通很不方便，但是那些踏三轮车的弟兄们，带我过去，我也拿米过去。后来我也遇到些难处。因为有些人，他们不是真正悔改的，表面上是来做礼拜，暗地却是来偷东西的。我的手提包就被人偷掉了。因为我是管理财务的，钱和账簿都在我这里。那个传道人就疑心我，说我是私吞公款。我就心里很痛苦，他乃是信口开河，随便诬告别人。我就痛哭，不肯饶恕那个传道人。因为我们过去同工很久了，他并不是不了解我。以往在教会里，谁都知道，沈阳的吴师母，是个爱主的姊妹。但是圣灵就在我心里面做工，我若不饶恕他，心就没有平安。我一跪下来祷告，就看见这问题摆在眼前，如果不解决，我就祷告不下去。可是这个仇恨想要去掉，又谈何容易。去不了，我的生命就不能够丰富。我就禁食祷告了一个星期，不吃不喝，还是不行。这个阴影，一直是悬在我的心里，怎么样也消除不掉。于是我再禁食了六天，感谢主，这个仇恨的心终于除掉了，我就和那个牧师重归于好。文革过后，“四人帮”就垮台了。邓小平上台，作风大有改变。各方面都在开放，包括宗教信仰也在内。很多过去在文革时代，关闭的礼拜堂，都相继恢复，许多家庭教会，也都沾了光，单单在上海就有三万多个点。我们歧山村的聚会也恢复了，一直到今天。

爱心接待

我们歧山村的教会，后来取名叫“拉撒路教会”。我们楼下的房子，后面一部份又造了一座墙，和前面隔开，被租出去了。前面就只有那么一小部份，但也可以坐上几十个人。每星期日早晨有主日礼拜，星期四有祷告聚会。主日来的人都坐得满满的。有的人脱了鞋子坐在床上。聚会由早上九点钟开始，一直到中午十一点半。有时候请传道人来讲道。没有传道人，我们就唱诗，每人轮流读几节圣经。有一位老姊妹，八十多岁了，每一次都能背整整一章的圣经。现在她已经回到主那里去了。然后就有人起来作见证。聚会的人，多半是来自很远的地方。有从南翔来的，浦东来的，吴淞口来的，坐车子要两三个小时。所以礼拜一完，我就留他们吃饭。我们有三桌的人吃饭，这是我甘心乐意接待他们的。菜肴有三荤三素一汤，三个荤菜，我星期六就已经烧好了。三个素菜难烧的，我也都烧好了。容易烧的，我就叫那些姊妹们下厨。有时候我们也吃馄饨和饺子。他们都说：“啊呀，吴老奶奶菜做得真好。”他们尤其是喜欢吃我做的常熟小黄鱼，连汤都喝下去了。所以我们在一起吃吃谈谈，真是高兴。但有些姊妹不主张我这么做，因为我已经是九十几岁了，不应该这么劳苦。我告诉他们，我不是今天一天，我已经做了二十多年了。越做就越高兴。一点都不感觉到辛苦。圣经上说：“你们接待人，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我问他们这节圣经读过了没有？他们说：“我们读是读过的，但就是做不到。我们没有奶奶这样的爱心，要向你学习。”其实也并不是我吴奶奶的爱心，而是耶稣基督的爱，借着我表现出来而已。一个教会做得成功，是要那些来的人，所看到的不是人，而是神，因为教会乃是神的家。

传福音医病

我不但是在教会里面服事，也常常跑出去传福音。去医院探访病人，和在街头上作个人布道。有一天，我们正在聚会，有几个姊妹，好像有什么事在瞒着我似的。在那里交头接耳，讲话声音很低。我就问她们：“你们在干什么？”有一个姊妹用手指着一个老姊妹说：“她的妈妈生病，现在在医院里。有两个月病都没有好，又不肯信主。”我说：“你们去看望她。”我先派了几个人去。下个星期四，我也去看她。感谢主，那个老太太就信了主。同房间还有两个病人，一个叫吴雅琴，是患癌症的。另一个姓程，患的是心脏病，腰子病，多得很。她们看到我就说：“老奶奶，你年纪那么大了，身体还那么好！”我就向她们传福音，问她们要不要信？她们都说要信。我说：“你们肯跪下来祷告吗？”她们两个都跪下来。我就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可怜这两个人。你是医治病人的，求你也医治她们。”两年多了，现在这两个人的病，都已经好了。

我们向许多病人传福音，他们就信了主，病也得了医治。那些信了的人，个个都出院回家了。他们就写信给我，每一封信都附上一篇见证。

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是丹阳人，叫刘腊琴，患了极严重的肠癌。她在常州医院里开刀，医生一看，就把刀口缝起来。对她说：“好啦，好啦。”要她回家去休息。却暗暗地对她的家人说，她活不到三个月。她的妈妈哭得死去活来。她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丈夫还是入赘的。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那一次我到那边去传道，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帮她的妈妈烧火。她的妈妈一面工作就一面哭说：“我的女儿不到三个月，就要死了，叫我怎么办呀？她还有两个孩子。我舍不得这个女儿。她很好又聪明，是个裁缝，做西服的，做得很好，生意也不错。你看那马路边上那间小房子，就是我们开的裁缝店。”这个帮她烧火的陆姊妹就说：“你不要哭，把你的女儿带到上海去，住在吴奶奶的家里。”她说：“她去医院都看不好，去吴奶奶家有什么用？吴奶奶又不是医生。吴奶奶肯接待她吗？”那时候正逢安徽闹水灾，大水一直冲到上海附近，粮食告缺乏。我就怪陆姊妹：“啊呀，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就把她带过来？她是个病人呀！”陆姊妹说：“奶奶呀，我知道你是有爱心的，愿意接待远人。”我说：“她来，我这里的地方也不大。”她说：“那就依靠主吧。”我就只好把腊琴接过来，粮食那么缺乏，她也没有带一张粮票，一斤米来，也没有带一分钱来。我就和她谈条件：“你要真心真意地信耶稣。”她妈妈是信耶稣的，爸爸不是，是个党员。每次我去她们那里讲道，他就跑掉了。我就对腊琴约法三章。“你来我家可不能带药，要凭信心。”她说：“好，好，我答应。”我把她送进一间小房间里，给她一本圣经，对她说：“腊琴，我别的事不要你做，你可以吃现成的。你只要读经祷告，求主帮助你。你要认罪悔改，求耶稣医治你。”她也答应了。我们这边的姊妹很有爱心，天天禁食，为她祷告。

有一个主日，由美国来了一个传道人，是回来探亲的，也住在歧山村。我就请他来讲道。那一天，他讲到台湾有一位布道家吴勇长老，他以前也是患肠癌的，医生开了刀，又替他缝起来，说他活不了多久了。后来蒙主的医治，现在活到七十多岁，到处去布道传福音。刘腊琴一听到这个，马上就有了信心。觉得神既然医治了吴勇长老，一样也会医治她的，因为她的病情，和吴勇长老有点相似。从那一天起，她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我对她说：“现在你应该写封信回去啦，你来这里已经有二十多天了。”她说：“不必写了，我的家人都知道我在你家里，不要紧的。”可是她的家乡那边，就有人在造谣。说上海人房子小，钱也少，把腊琴卖到山上去了。她的妈妈也信以为是真的。过了一个多月，我又要她写信回去。家里收到她的信，就喜欢得不得了。我就要她马上回去，她还想要多住些日子。我一定要她回去做见证，她在我这里住了四十多天，我要先把她打扮一下。我在街头摊子上，给她买了件新的衣服。她就回常州去了，一回到家里，邻居们都叫起来：“啊，腊琴，你没有死啊？”她说：“我不但是没有死，我的病也完全好了。”感谢主，她现在全时间服事主。裁缝也不做了，店也关了。我介绍她去浦东的一家敬老院工作，现在已经有十年了。一位弟兄把她的见证写下来，寄到美国芝加哥去，登在一本中文杂志《生命季刊》上（见《生命季刊》总第12期58页——编者）。她现在身体非常好，敬老院中四十个老年人，由她一个人服事。她很有爱心，没有一个老年人不喜欢她的。

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有病没有得着医治的，但是灵魂却得救了。在二零零零年的六月初，有一个人叫戴雄，患肝癌，昏迷在中山医院的急诊室。我们为了抢救他的灵魂，立即赶到医院。看见他已经从昏迷中醒过来了，就向他传福音，当时他就流泪地接受耶稣作他的救主。我决定每天和两个姊妹，为那位戴先生祷告。在教会禁食祷告会上，也为他迫切地祷告。求神救他的灵魂，也医治他的病。我和姊妹们轮流去医院。我有时也带一束鲜花，或水果去给他，在床前按手为他祷告。我对他就像对我自己的儿子一样，用手去抚摸他的脸和手，为他擦汗和眼泪，叫他用信心来仰望神，呼求神。后来戴雄的癌细胞转移到脑部，引起剧烈的疼痛，腹部和胸部都积水，不能进饮食。我就为他按手祷告，呼求神救他，他的疼痛，才渐渐地减轻。不必用止痛药，就能够安然睡觉。在他回归天家的前三天，他耳朵听不见，眼睛也不能看，舌头也不能说话，发烧到三十八度多。我就和两个姊妹赶到医院。双手抱着病人的头，呼求神来救他。半个小时之后，他才醒过来，用手朝着上面指四次，告诉我们他就要回天家去了。三天后的凌晨二时，戴雄的家属来电话告诉我们，戴雄已经是安然地去世了。我急忙带了三个姊妹，到医院直奔病房，用手摸摸那安睡着戴雄的脸和手，并安慰他的家属，一起把他的遗体，送入了太平间。

那时是六月、七月，上海天气热到三十四到三十八度。我带领着教会的姊妹们，每天上午去医院，为戴雄祷告，用神的话供应他生命上的需要，连续不断地有四十天之久，并向他的家属，和病房里的其他病人传福音。戴雄虽然没有像我以前祷告的那些人一样地得着医治，但神救了他的灵魂，他现在已经和主在一起了，好得无比。他的妻子和母亲，都信了耶稣。病房里一个病人和她的女儿，两人也都信了主。在我为她们祷告的时候，她们都看见我的脸上有白光。感谢赞美主，肉体的病虽然得不着医治，但并不重要，要紧的是灵魂能得救。

我们每星期四上午，是禁食祷告会。后来下午，我又带领一些姊妹们，出去探访住院治病的弟兄姊妹。顺便又向那些病人们传福音，病人们都很爱听神的话。他们都很惊奇，一个像我这样九十多岁的老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精力？一听说我是信耶稣的，就被吸引住了。感谢主，是他赐给我圣灵的能力，我自己是做不到的。就有很多的人信了主，也有人病得医治。我也带领姊妹们，去对那些已经信了主的病人，做栽培的工作。有些病情较轻的病人，平时住在医院里，星期天都来我们这里做礼拜。也有些病人，一出院就来我们这里聚会。有些病人，癌细胞已经扩散了，被医生宣布只能活几个月。他们来我们这里，我们同心为他们祷告。他们后来经过医院查明，病都完全好了。感谢主，神赐给我们“拉撒路教会”有特别的医病恩赐。不是我吴奶奶一个人，而是大家同心合意地祷告。感谢主。

农村教会的建立

神给我们的负担，不只是上海市一个地方，也差遣我去农村布道建立教会。

一次，我和五个老姊妹一起过去。一到了那边，农村里的人，看见上海的人来了，有点大惊小怪。尤其是看见我九十多岁了，还到乡下来。我就向他们布道，有四天，村子的人都前来听，人就越来越多了，一共来了三十多个人。派出所的人也来了，他们是穿着便衣混在那些人中间。他们都在吸烟，我们的姊妹就去对他们说：“同志啊，这里是不能吸烟的，我们讲道的人，会觉得很不方便。他们就停止不吸了。我们一面讲道，就一面唱诗，唱的是“十诫”。那些派出所的人就不走了，一直留到散会。他们说：“没有什么，这些人只是叫人拜真神的，教人要孝敬父母，很好。”就走了。从那时候起，金潭这个地方开始就有了家庭教会。

后来我们又去无锡、常州、丹阳一带农村去布道。那些地方的教会，都相继被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建立的乡下教会一共有八个，都是由小小的布道所发展出来的，最小的教会，也有六七十个人。最多的还是金潭的教会，因为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我们乡下的姊妹们出去讲道，骑自行车要五个小时，所以教会才会那样地复兴。我们也教他们唱诗，有山东来的一位神的仆人，教我们唱诗和读圣经，讲道。所以我的几个儿子，一个个都是被他带起来的。农村教会的路途很远，下了火车又要乘公共汽车。下了汽车还要走二三里的路程。有一次在一条河的边上，有一条靠田的沟渠。那天下雨，一路上都是泥泞。我走路一滑，就跌进那条沟里面，水有二尺多深，我的衣服由外面湿到里面。我回到房里换衣服的时候，不住地发抖。我的儿子在外面问我：“妈妈，你冷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一有聚会，我们就请神的仆人来讲道。做饭买菜的钱，都是我自己出。我平时用钱很节省，我那八个孩子都很孝顺，他们都给我钱。而我节省到一个地步，连青菜汤都舍不得倒掉。我的生活很简单，但是营养也不能不注意。不然我哪里有力气，在农村到处地跑。我早上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中午和晚上，只喝一碗稀饭。天热了就吃碗绿豆稀饭，天冷了就吃碗赤豆糯米稀饭。身体很健康，感谢赞美主！

台下工作

我一共生养了八个孩子，一个个都是我带大的。大孙子和小孙子，也是我带大的。他们生下来刚满月，妈妈就走了，都是我去培养他们。两个大的带到高中毕业。小的带到八岁，就送回家去。两个外孙也是我带大的。两个孙女，我把她们送去托儿所。这些都是我们吴家的孩子。有一次我祷告时，圣灵感动我，我又听到一句话，“台下工作”。我就问主说：“什么叫‘台下工作’？”神也没有对我说明白。

一次一位叫毕咏琴的女传道人到上海带领奋兴会。有一个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弟兄，是我认识的，跑去看她。她就对他说：“某某啊，你该出来服事神了。”那时候王弟兄夫妇结婚不久，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女儿，生活艰苦，就说：“我怎么出来啊，我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是很不好带的，父母喂她们吃饭，她们怎么也不肯吃。我和王弟兄他们是很熟的，他们就把孩子带到我家来。我就教他们怎么喂孩子，我叫他们都出去，在外面门缝中观看。然后把菜和饭放在桌子上，叫她们坐在两个凳子上。一口一口地喂她们，她们都吃得乖乖的。毕咏琴就对他们说：“这么好的奶奶，你们为什么不把孩子交给她带？好让你们专心地服事主。”王弟兄就来问我，我说：“不行哪，我已经十一年没有带孩子了。我最小的孩子都有十一岁啦！”他说：“伯母啊，我现在要服事主呢！”我说：“你服事主我也没有办法。”另外一个原因，他太太此刻正害着肺病，躺在床上。我说：“不行，我还有教会工作，我家里还有聚会呀。”大儿子和四儿子就说：“妈妈，你祷告看看嘛。若是神的旨意，我们来替你带也可以的。”带一个小孩子可不容易，要替他解大便，换尿布。我就祷告主，主还是给我那句话，“台下工作”。我就明白了，原来做神的工作，不只单单是在讲台上，还要在台下服事人。我就只好顺服了，把她们接下来。

这一接下来，责任可大了。山东来了一位冯弟兄，很爱主，也是个传道人。他对我说：“吴姐啊，我们来交通交通。这两个孩子是主交给你的，你带她们可不能像对你自己的孩子一样。决不能打她们一下，和骂一句。”我说：“这怎么行啊，我的脾气急躁。孩子若不听话，不能管教吗？”他说，不行也要做。

过了一年，王弟兄的小儿子也被送来了，他只有七个月零三天大。我就叫他们姐弟三个人“大大”、“二二”、“三三”。我真是疲于奔命。神给我这“台下工作”，比台上工作还要难。我并不是说，有了台下工作，台上工作就可以不管了。我还是要照常地服事主，读经和祷告，时间不够还要作饭。王太太病了，也要住在我家里，我还要去服事她。两个女孩子是双胞胎，最不好带的。衣服要一样大，一样的颜色。给二人东西，若不平均就会打架。孩子又不可以打，连骂一句都不行。这功课真是不好学。感谢主，几年来也就平平安安地过去了，这个功课我也学成功了。

现在，“大大”、“二二”、“三三”都已长大成人。“三三”在美国已结婚，有了孩子。最近他奉献做传道。“大大”和“二二”，也奉献做主的工。她们两人在加拿大，和她们的父亲住在一起。二人常常回上海。每一次见到我，就抱着我说：“奶奶呀，我们没有你，也没有今天了。你这样地爱我们，养育我们。”“三三”在美国的一家公司做事，也常常出差来中国。看见我也抱着我说：“奶奶呀，没有你，我也没有今天！”“三三”在我家里住到十一二岁，他们的父母就把他们姐弟三个人都带到苏州去了。刚去的时候，“三三”甚至逃回来。我问他是怎么来的，他连火车票都不会买。他说：“我是跟着人家上火车的。”后来他父亲找到他了，就叫人把他送回去。他哭着硬是不肯走说：“爸爸妈妈会打骂我，我不愿意和他们住。”我说：“爸爸妈妈是为你好呀，你乖一点他们就不会骂你了。”现在“大大”和“二二”，每次由加拿大回来，每人都给我二百美元。“三三”有一次给我八百美元，又送了我一个电冰箱。他们给我的钱，我都用在农村里。最近“大大”、“二二”又来了，给我四百美元。他们像我儿女一般地孝敬我。所以“台下工作”和台上工作，是一样地重要。

老当益壮

我今年九十五岁了，身体还那么健壮。自从文化大革命，我被斗争以后，我什么病都没有了，连感冒都没有患过一次。我现在去农村布道，下了火车，要坐公共汽车，下了公共汽车，还要再走上两三里的路程，方能到达目的地。有一次，我竟走了二十里路。那天我们将要上公共汽车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位陆姊妹，对那个卖票的人说：“我们人多，有五六十个人，可不可以便宜一点？三块钱一张。”卖票员先是不肯，后来才答应。上了车之后，我们就吩咐那个驾驶员，到了该下车时，就叫我们一声。他答应了，到了那个地方，他既不停车，也不叫我们。我看到那个工厂的烟囱，就知道已经到了，可是他却一直继续地往前开。我就问陆姊妹，她也不知道。有一个人，挑了一担子菜上来，我就去问他。他说：“啊呀！你们已经过了二十里啦，快下车去！”为了便宜一块钱，我们竟多走了二十里的冤枉路。感谢主，我还能走得动。我去农村，由上海去，先要坐火车。我的儿子都不肯让我去。他说：“妈妈，你不要忘记你的年龄，你已经九十三岁了。”但我还是要去，我的儿子就给我买了软席，价钱是很贵的。因为是冷气车，要三十多元。我觉得太浪费了，我只要坐那十二元的硬席，好把钱存下来，帮助农村的弟兄姊妹们。

做媳妇和做婆婆的

我们中国人，婆媳之间，常常会发生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家庭纠纷，夫妻不和，都是出在这个上面。所以做婆婆的要爱媳妇，做媳妇的也要爱婆婆。有一次我在农村中讲道，是讲《路得记》，讲不到一半，有一个姊妹忽然站起来要回家去。天已经很黑了，我问她家有多远，她说大概有十里路。我就问她为什么这么晚了，还要赶回去？她只说，要回去看看。旁边的人就说：“她要回去，是因为她听了这道，要学做路得，回去向她的婆婆认罪。”她说：“我得罪了我的婆婆，我的婆婆一向对我很好，她为我作早饭，煮了一大碗的粥，我还是不满意。我那两个孩子都是我婆婆带的。但是我还是常常对我婆婆有意见。我今天听了这个道，要回去向我的婆婆认罪。”

所以我们今天做媳妇的要有好的榜样，有见证，要爱婆婆。我们做女儿的，回去看母亲，总要买些点心给她。对婆婆也应当一样，我们做个好女儿，也一样要做个好媳妇。我们做婆婆的，也要爱媳妇。你自己的女儿回来，你不会使她空手，总要买些东西给她带回去。你的媳妇回娘家去，你也要如此待她。我现在已经是婆婆了，我也作了几十年的媳妇。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我的公婆，由乡下逃难来上海，住在我们的家里。我们家的情况，虽然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仍然要做个好媳妇。每天早晨都要来向婆婆问安，并问她：“婆婆，你今天想吃什么菜？”我的婆婆也很客气，就说：“你问你阿公好了。”公公婆婆在我们家住了两年多，就回到乡下去了。他们回去之后，都说我是个最好的媳妇。只有一样不好，就是我信耶稣，因为信了耶稣就没有祖先。但是我的公公却很公正，他说：“就是因为她信了耶稣，才会那么好的。”所以我不但是要做个好基督徒，也要做个好妻子和好媳妇。

至于我和我家

我的先生吴仰高也很爱主，和我很同心。我很爱我的丈夫。弟兄姊妹都喜欢来我们家。中午在我们家吃饭，下午在我们家吃点心。他不反对，但却不来陪客。客人一来，他就跑到楼上去了。

他晚年患了胃癌，但是却没有痛苦。我也为他祷告。过去有很多生癌症的人，经过我祷告，后来都好了。为什么我自己的丈夫，我祷告他却不好呢？但是神让我知道，祂有祂自己的工作方针。有些人神医治他，是要他活着为主作见证。有些人主认为时候到了，要接他回天家去，也是好得无比的。

我丈夫就平平安安地回到天家去。临终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和你再见！”那时候我们家一切都很好，孩子们也都长大了。

我的大儿子，现在已经七十岁了。他小的时候我就把他奉献给主了。现在他退休了，在乡下负责那八个教会，主持工人聚会。上海的教会，他也一个月来一次。主持圣餐，并且在上海和乡下替人施洗。我那五个儿子，三个都站讲台讲道。以前他们都是人民教师，退休后全时间传道。我的大儿子有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孙子。大孙子在日本半工半读，后来四年大学毕业了。有一天晚上十点钟，他打个电话给我说：“奶奶，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一定会喜欢的。”我问他是什么好消息。他说：“我现在要奉献，要做传道了！”我很高兴地说：“啊，你奉献了！”我真是喜乐洋洋，我的第三代也有人做传道了！他说：“台湾有一个神的仆人，来到这里带领一个奋兴会，我就奉献了我自己。”我现在是四代同堂，儿孙都是信耶稣的，而且有很多都是在做神的工作。因为他们从小都是我所带大的，给他们充份属灵的教育。

现在我家里墙上挂了三幅字，一幅是“基督是我家之主”，一幅是约书亚记里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另外一幅是王明道先生所作的诗：“处世莫做临风草，爱主如同向日葵。”我挂这个，就是要为主作见证。

吴顾爱娣 中国大陆基督徒。

何晓东 （1926–2011）来自台湾，基督徒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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