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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赵腓利弟兄与黄婉如姊妹的婚姻见证
大逼迫年代，神的奇妙工作
－记赵腓利弟兄与黄婉如姊妹的婚姻见证
文/黄婉如口述 崔亚飞整理
生命季刊 第83期 2017年9月
整理者序：赵腓利（1931–1999）是沈阳最早恢复家庭教会聚会的带领者，1999年在美国病故。赵腓利弟兄由于基督徒的身份，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分到工厂，不仅受排挤，也处处受监视。然而无论身处何等严苛环境，赵弟兄始终坚持对主耶稣的信仰，并为主作见证。本文是黄婉如姊妹口述的婚姻见证。
一、我是监督他的人
1955年，我从工作了两年的国家一机部调到沈阳风动工具厂工作，而赵腓利弟兄也是那年稍晚一点从浙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这家工厂工作的。我们起初都在工厂的实验室。因为我出身好，工作又很积极，又是从国家部门转到地方来工作的，组织很信任我；除了本职的技术工作外，我还兼职一份团支部的工作，任团支部书记。我那时是很“红”的，赵弟兄后来都是说我“红”得发烫发紫。我那年才21岁。这个职务在那个年代可了不得，说明是组织作为根苗来培养我的。
再说赵腓利弟兄，他是杭州人，由于基督徒的身份，毕业就被戴了一顶“特嫌（特务嫌疑）”的帽子被分配到东北。那个年代，大学生是非常稀缺的，按理他该受到器重，可基督徒身份却成了他的罪名。进到工厂工作后，赵腓利就成了暗中被监视的人员，他当然明白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面对歧视与诘难，他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因为那个年代，历史问题是第一位的，而现实表现是第二位的。
组织有一天来找我谈话，交给我一项很重要的特殊任务，就是藉工作之余，监视赵腓利的思想和言行，并随时向上级组织汇报。这项工作安排是直接来自于中共沈阳市委。对于一个只是有基督徒背景的大学毕业生，能下这样大的功夫，放到今天，我们可能都难以置信。但在那个专制、封闭的年代，任何异见都会让执政者如临大敌，尤其是对基督徒敬拜的上帝，他们是非常害怕的。
我没有拒绝监视这样一位政治上极不可靠的潜在“阶级敌人”，我是非常乐意响应组织号召的。因为我非常相信这个主义，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因为此，我觉得那不仅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是我的光荣。我那时的心情很像保罗未悔改前抓捕基督徒的心情，有种说不出的愉悦。
二、监督基督徒的人，自己成了基督徒
领受任务以后，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我还要每天注意留心赵腓利的一言一行，不放过一个细节。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观察后，我怎么都不觉得赵腓利像个特务。
大家知道，那个年代“特务”形象是很脸谱化的，他们一般被形容为长相猥琐，狡猾奸诈，行为诡秘，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等。这些图画似乎组合成了当时特务在人心目当中的固定形象。
而赵腓利给我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气质儒雅，为人谦和有礼，待人真诚大方，忠厚老实，工作比一般人更勤奋认真，更刻苦，任劳任怨。当其他人休息在一起闲聊的时候，他总是静静地在一旁看书，也从不多言多语。
在实验室里，很多人都知道，每当中午吃饭的时候，赵腓利都要在他的饭盒面前闭目低头谢饭。而当这个时候，有一些同事就开始捉弄赵弟兄，或偷拿他饭盒里好吃的东西，或干脆把他的饭盒藏起来。不仅如此，他们经常会揶揄他说：你能有饭吃，应该感谢谁？应该感谢共产党才对；是共产党让你有饭吃，怎么还感谢什么上帝呢？
面对别人的讥讽、捉弄，换作是一般人，可能会很不高兴，但他总是轻声细语、面带笑容，似乎没半点脾气。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赵腓利给家里写信从来不用单位的稿纸，而是用自己买来的信纸。这在公家单位是绝无仅有的事。
在公家单位，用公家东西，再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因为既然是“公”嘛，就是人人有份，那又何必区分公与私？甚至区分“偷”和“拿”呢？“咱们连人都是公家的，拿点、占点公家的又算什么？”这是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很多人的口头语。
可是，赵腓利弟兄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就是他有一颗忠贞圣洁的心。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路16:10）这话是试金石。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赵腓利弟兄正是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做到了对主全然尽忠。
这些都让我因此充满了敬佩，也更加深了好奇心。一天我终于按捺不住，主动找赵弟兄谈话，问他信的基督教是怎么回事？并且为什么要信基督教？看到有人问基督信仰的事，赵腓利非常高兴，就讲了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问题，还有上帝爱世人等道理。同时，他也介绍了他是如何走上这基督信仰之路的。
赵腓利在浙大上二年级的时候，得了肺结核病，按当时的中国医疗条件，这病差不多是不治之症。由于病情比较严重，又担心传染，于是学校勒令他回家休学。赵的母亲是基督徒，那时在杭州的聚会处教会聚会。回到家里以后，母亲彻夜为赵弟兄祷告，后来，又带他到教会，那里的众人又齐心恒切地为他祷告。不久，奇迹出现了，他的肺结核病痊愈了。
虽然他妈妈是虔诚的基督徒，可赵腓利从小并不信主。而这次神奇妙的作为，把他带到了基督面前，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主耶稣为他的救主。病愈之后，翌年，赵腓利又回到大学继续完成他的学业。
我听后觉得很神奇，简直有点不敢相信，但当看到赵腓利那质朴平静的语言，和他那坦诚的态度，也就打消了怀疑。赵弟兄顺势提议说，哪天我领你去我们聚会的地方看看吧？我一听，马上应允，暗自思忖，去了那里，一来可以搞清楚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二来觉得也正好可以查看一下“敌情”。
一个主日，赵弟兄就领我去了位于沈阳铁西区他们聚会的地方。当时他们是在一个姓贾的弟兄家里聚会，人不多，也就十来个人。那是1958年，“三自教会”已经成立，很多基督徒跑到了“三自教会”那里。感谢神！赵弟兄他们却宁可在家中聚会，为基督作见证。神给我们看见，魔鬼虽然摧毁了地上有形的教会，可无形的基督身体在这块土地上，在神儿女的家中被建立了起来。
到了聚会的地方以后，看到这些人又唱诗，又讲道，又跪下不住地祷告，很是感到惊讶，这是我从未见过，也未听闻过的。虽然不怎么太理解这些人的举动，但从这些看起来非常朴素、非常虔诚的人们的脸上，我想象不出来，这些人怎么可能是潜在的阶级敌人呢？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罗10:17）神的道可以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人顺服基督（林后10:5）。我后来又去了几次，听到人们的讲论，慢慢已经无法抑制内心那颗种子的生长，神的道坚韧的生命力，慢慢地浸润了我那干枯无望的心田，擦亮了我迷蒙混沌的眼睛。
三、为信仰付代价
正当神以丰富的恩典开始抚摸我那渴慕的心灵的时候，一天，我被沈阳市委要求去汇报赵腓利的情况。我到了市委，开始向组织汇报起来。我介绍了赵腓利的平时表现，还有他如何被神拣选，也介绍了他们那些人如何敬拜上帝的情况。然后我认真地说：我怎么都没有觉得赵腓利和他们那群人是“特嫌”，这些人很朴实，并不关心政治，道德操守没的说，还常常为共产党祷告，这样的好人哪里像特务呢？
组织本想让我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特情”，可是，让上级组织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不仅没有提供出来任何有价值的材料出来，反而为这些所谓阶级敌人说好话。这让他们极其震怒，一个干部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对我大声吼叫说：“组织上信任你，让你去监视赵腓利，你没有查出任何情况不说，还竟然为这些‘特嫌’评功摆好？你这不是被阶级敌人拉拢、迷惑了吗？”
他们话音当中不仅传达出愤怒和失望，威胁的意味也很明显了，刹那间，房间里的气氛紧张起来。
也不知为什么，他们的威吓并未让我产生恐惧，反而产生巨大的勇气，我站起来，喘着粗气压着怒火说：“共产党不是最讲究实事求是吗？我没有说假话，我说的都是事实！”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已经掌握到，赵腓利从杭州分配到沈阳，马上就跟沈阳的教会联系上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联系”是有“特务”组织嫌疑特征的，只待我提供出有价值的旁证材料，就立刻抓捕赵腓利。他们不知的是，赵腓利是通过一个杭州姊妹联系到的沈阳教会，并未有任何政治目的，只是到那里聚会敬拜上帝。
那年代，为了讨好上级，取悦于领导，并显得自己很革命、很积极，相当多的人竟甘愿出卖灵魂，作伪证、栽赃陷害、落井下石害他人。可是，我绝不能干那样的事，我不能提供谎话，不能作假见证。我若那样的丧尽良知，我可能会更加被组织所器重。可有圣灵的指引和光照，我无法走出那一步。
不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且同流合污，这在当时是绝对的政治问题。从此，我被组织渐渐冷淡，直至被他们弃用。
四、为婚姻被批斗：神就在我心里！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让组织更为恼火的是，我们不仅相识，而且还开始相爱。我们的恋情渐渐公开以后，很多人非常不理解，认为我根红苗正，政治前途光明，是标准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嫁给有政治问题的赵腓利，无异自毁前程，令人扼腕。
为了所谓拯救我，更是为了挽回在单位当中的负面影响，包括中共沈阳市委，还有沈阳团市委派人反复做我的工作，讲清形势，软硬兼施，让我彻底划清界限，离开赵腓利；同时，也彻底离开基督教信仰。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无论怎样劝说，均无效果，我就是铁了心。
1959年的7月，就在我们新婚前不久的一天，厂里的组织部门纠集一部分人，对我们，尤其对我开一场批斗大会，来肃清“余毒”。
事先，厂里的组织部门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动员厂里的一群知识分子参与批判，他们很多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有清华大学的，有北大的等，都很有知识。
除了人的资源，他们还准备了阶级分析材料，甚至还准备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用以批判基督教的有神论信仰，借此来让广大职工，认清我们“迷信荒谬”的面目。
最让他们愤概的是，我们信的“上帝创造论”，是变相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劳动人民创造世界”的革命思想。这无疑是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在批判大会上，有人声嘶力竭地喝问我：黄婉茹，你说你信神，请你告诉我们，神在哪里让我们也见见?
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没有半点迟疑，抬起头，掷地有声地说：“神在哪里？我一闭眼睛，神就在我心里！”
实际，后来我认识到，不是我有多么勇敢，多么有智慧，因为主曾告诫门徒们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路12:11–12）
虽然我们遭受诘难，然而神并未离开我们，祂用那满了权柄的话语在引导我，加给我勇气和无穷的力量，使我无所畏惧，并能镇定自如！
这些人，尤其包括那些知识分子虽竭尽其能，也无法驳倒我，使我屈服，他们显然很垂头丧气，跟领导讲：这个人真是不行了！
面对这样的顽固态度，他们不能坐视容忍下去。“不行了”，是无可救药了的潜台词，这等于在政治上对我判处死刑。会后不久，我就被开除了团籍。
一个要求进步的人，那个年代一旦被清除出政治组织，等于说是在政治上彻底失去了依靠，结果必然是会沦落为社会最被人瞧不起的“阶级底层”，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此生此世，只能夹起尾巴做人。
我不仅被开除团籍，同时也被降薪，不久就被驱逐出实验室，下放到我们厂最脏最累的铸造车间当工人。翌年年初，也就是1960年年初，赵腓利弟兄也被下放到铸造车间当工人；因为“落后分子”是不配在实验室搞科研工作的。我们二人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由白领变为蓝领；由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变为繁重的体力劳动者；由被人重视变为被人轻视。
我们就这样忍辱负重，不得不像罪犯一样承受着周围投来的鄙视的目光；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不知的是，神正是藉这样的试炼，基督那忍耐的生命品格，点点滴滴地慢慢融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后来经受许多苦难的属灵财富。
五、熬炼中坚守对神的信
1966年5月16日，那场血腥风雨的文革暴力运动来到了这块土地上。从那时起，基督徒成为了“牛鬼蛇神”之一，也成为了主要打击目标。1966年的夏天，厄运同样降临在我们身上。
一天，沈阳市专政队的造反派到了我们家里，为了找出罪证，他们把我家差不多掘地三尺，能翻到的地方都翻到了。那种情景是非常恐怖的，难于想象的。造反派们找到的唯一证据，是我们丢弃在床下的一个破收音机，他们栽赃说是与国外联系的收发报机，无论我们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抄过家后，赵腓利被造反派们绑上胳膊推搡着带走了。
在专政队里，造反派们让赵腓利弟兄放弃基督信仰，接受无产阶级唯物论思想的改造。面对各样严厉的逼迫，赵腓利抱着必死的信心，绝不背叛主，他的生命与基督已经深深连在一起。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太10:32）主的这句话，在逼迫的年代里，在聚会处里是反复讲的，我们也都深深地牢记着。
经历若干天后，造反派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再不否认耶稣，第二天开始动武。当时赵弟兄经历了一场病痛，身体非常虚弱。面对凌辱和死亡的威胁，他默默地祷告，使得恐惧从里面荡然无存，面孔充满镇定。据赵腓利弟兄后来跟人回忆，当第二天造反派扒光他的衣服，开始殴打他的时候，他里面非常的喜乐，深刻体会神与他同在的力量，神在帮助他渡过难关。
1966年6月末至1967年3月中旬，赵弟兄被带走“专政”的这段日子里，我差不多每天都是在张皇失措、以泪洗面的日子中度过。我那时非常艰难，独自一人带着两个未成年子女。作为对“牛鬼蛇神”家属的惩罚，每天早上五点，我被街道革委会强行要求扫整个楼道的楼梯，然后再跳忠字舞。七点要赶到厂里劳动，晚上要参加厂里对我的改造学习。别人可以五六点钟下班，而我回到家中常常是深夜八九点钟了，而我那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就放在楼道的走廊里。
渐渐地我感到实在没办法，撑不下去了。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到了专政队那里，说自己实在活不下去了，要求自己与孩子一同进专政队被“专政”。还好，在困难到难以走下去的时候，主给开了路。从此以后，我的境况稍微好一点了，早上再不用扫楼梯，晚上也不再进学习班学习了……
这种日子一直熬到七零年代末。在那段日子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我们二人从来都是无怨无悔，在凌辱困苦中仍坚守我们对神的信仰。感谢主，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荣耀归主名。
黄婉如 崔亚飞 中国大陆传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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