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与谦卑（上）(一)

勇气与谦卑（上）(一)

文/约翰．斯托得
生命季刊 总第16期 2000年12月

勇气

今日世界的讲台急切需要有勇气的传道人，像早期教会的使徒，“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徒四31，参13节）。奉承的人，或讨好时尚的人，都不会是好传道人。我们蒙召来从事解释圣经的神圣使命，受托传扬神所说的，不是人想听的。许多现代教会人士得了一种病，叫“耳朵发痒”，致使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提后四3）。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为他们搔痒，或迎合他们的喜好。我们必须像保罗，他在以弗所坚拒这种试探，两次坚持说，凡是应该告诉他们的，即与他们“有益的”，以及“神的旨意”，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徒二十20、27）。我们要谨慎自己怎样选择经文与讲题——甚至潜意识也要留意，避免顺着自己的偏见，或随着潮流的时尚走。福音的药方是由那位大医师开的，我们不可稀释，或另加一些成分，使它更为可口；必须照处方给人。我们也不必怕人不接受。当然，有些人会离开，但大部分人会有回应。白崔克评论道∶“人会离开教会，多半不是因真理太严厉，令他们不安，而是我们所传的太软弱空洞，令他们轻视。”

布鲁克斯在1877年的耶鲁讲座中说∶

“勇气……是真正的事奉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如果你惧怕人，是他们想法的奴隶，就走吧，去做点别的事，为他们作合脚的鞋子，或绘合乎他们口味的低级画，虽然你明知不好。但是不要耗费一生讲道，专讲他们雇你来说的话，而不是神的话。要有勇气。要独立。”

“惧怕人的，陷入网罗”（箴二十九25），这话一点不错，而许多传道人已经掉下去了。我们一旦陷入，就不再有自由，只能成为迎合大众意见的仆人。

勇于讲道的传统

今天，寻求神恩典以尽忠到底的基督教传道人，能从极悠久的传统先例中得到许多灵感，甚至可从旧约时代开始。我们尽可回溯到摩西，以他为第一位先知；他听见神的话，相信、顺服、并且教导人，尽管反对重重，令他孤单寂寞。然而希伯来最独特的先知传统，始自王国时期，也可说是从以利亚开始。诚然，当他埋怨说，所有的人都离弃神的约，“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算术不幸错误，因为忠实余民的数目，比他所以为的大得多，实际上有七千之众，都“未曾向巴力屈膝”（王上十九9–18）。然而，我们不能不钦佩他反对整个国家权势的勇气；他不仅在宗教方面，也在道德方面提出指责。他向巴力的先知公开挑战，又责备国王与王后谋杀拿伯，侵占他的葡萄园。这两项抗议行动，都是他单独一人进行的。这是很好的先例；而先知与国王，神的话语与王的权柄之间的冲突，成了先知见证固有的特色。拿单勇于责备大卫，揭发他与拔示巴犯奸淫，又谋害她的丈夫。阿摩司甚至到伯特利国王的圣所中谴责罪恶，皇家的祭司亚玛谢企图叫他住口，他却预言祭司因此会遭到可怕的命运（七10–17）。

耶利米是另一个寂寞的声音。自他的先知使命开始，神就警示他，国家遭难的预言必会招致反对，又应许要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会攻击他，却不能得胜（一17–19）。虽然我们不能原谅耶利米不时爆发的自怜、绝望，或是偶尔想报复的心态，但是他的勇气以及独力的担当，值得我们深深敬佩。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知道唯有发自内心的悔改可以拯救国家；然而他的呼召却是宣布∶神的审判将藉巴比伦人临到；结果他被人指控为卖国贼。

旧约的先知见证，于施洗约翰达到顶点；耶稣形容这位“旷野的呼声”，既不是随公众意见摇摆的芦苇，也不是穿着细软衣服、放纵肉体情欲的宫廷人士，而是一位真正的先知，受神的话管束，甚至是历代以来最伟大的人（太十一7–11）。他是那位新以赛亚，其事奉中也同样交织着两种见证——宗教性与社会性兼顾，因为他一方面宣告神的国度即将来临，一方面斥责王的淫乱。他的勇气以付上生命为代价。事实上，他是一长串殉道先知的最后一位，以色列人过去经常拒绝、杀害他们（参代下三十六15；太二十三29–6；徒七52），最后，他们也杀了那位弥赛亚，又反对他的使徒（参帖前二15）。

耶稣本人也以不惧怕、不妥协出名。他在世的最后时期，法利赛人曾打发一位代表去见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循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太二十二16）。难怪他在加利利所受的欢迎只有一年左右，当权者的敌意日渐加深，直到决定将他开除。当时他也警告跟随的人，门徒不会大于老师，如果老师受逼迫，门徒也会受逼迫。事实果然如此。路加在使徒行传中记载彼得、约翰如何首先下监，然后司提反、雅各殉道，接着，保罗在反对福音的人手中也受到各种羞辱。这种逼迫是parresia（希腊文，多处译为“明明的”）的直接后果，即初期基督徒为耶稣作见证的自由、大胆，直言不讳。这是保罗在事奉中最渴望的气质。他从监狱中写信，恳求他的朋友为他祷告，使他得着“口才”，可以开口“放胆”传扬福音（弗六19–20）。他的监禁不仅不能令他闭口，反而带给他新机会，可以放胆作见证。路加对他的记载，止于他在罗马被囚于一间屋内，接见一切前来访问的人，不断“放胆”（原文为parresia）讲道、教导，并没有人禁止（徒二十八30–31）。

这种大胆见证并遭致苦难的传统，从旧约到新约，从先知到使徒，以及在这些人的主身上，都是一致的，没有间断过。这个模式在教会历史中依旧延续不已。我举几个例子，或许能激励我们效法先人，医治我们想作“受欢迎的传道人”的错谬野心。我首先要举第四世纪末的屈梭多模为例，他的讲道极富雄辩与勇气；他先在安提阿，后来成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任职六年，直到他触怒了皇后，被免职、放逐。他勇敢地指责该城的罪恶，“不惧怕、不偏袒地指责，无视人的阶级与状况。”比方，他的马太福音第十七讲中，阐释耶稣禁止人起假誓（太五33–37）；他定意要会众对主的命令认真、顺服，说∶“如果我看见你们仍这么作，我会禁止你们再踏进这个神圣的门槛，参与不朽的奥秘，正像我们对犯淫乱、通奸、或谋杀的人一样……在这里没有富人或有权势的人可以向我扬眉吐气；在我看来，这一切不过是神话、影子和梦罢了。”

他强调，每一个人都必须站在神面前，向他交帐。

我现在要越过将近一千年，谈到威克里夫，英国改教的先锋。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反对当时的教会体制，毫不避讳地批评他们，这实在不是简单的任务。他攻击教牧人员的世俗化，将他们比作文士和法利赛人，又抨击教皇的腐化、化质说的错误。他好几次几乎受审判，但是有朋友卫护了他，所以始终未被判刑。但是许多随他的人却被判为异端，受火刑烧死。马丁路德将改教之光遍照欧洲。无论是攻击赎罪券的销售，或是拒抗教皇的权威，坚守神的话语，他的勇气都无与伦比。随意翻阅他的著作，几乎每一页上都可发现毫不妥协的大胆宣告。在登山宝训的注释中，他写道∶“我是个传道人。我的口中必须有牙齿。我必须口咬、盐腌，告诉他们真理是什么。”

他又说∶“凡是想尽忠于传道职守的人，必须力持不怕宣讲真理的自由，绝不忌讳人。他必须责备每一个当受谴责的人——无论伟大或渺小，富有、贫穷或有权势，朋友或敌人。贪婪拒绝这样作，恐怕如果得罪了大亨或好友，就得不到面包了。因此贪婪将它的口哨放进口袋，保持缄默……。”

然而，没有一个传道人的勇气超过苏格兰的改教家——约翰．诺克斯（John Knox）。与他同时代的人形容他个子矮小，身体虚弱，但性情刚烈，词锋凌厉。1559年，他结束流亡，离开日内瓦，回到苏格兰。他大胆地依据圣经讲道，将新的心志放入苏格兰人当中，令他们渴望脱离法国的天主教，成立改革宗教会。英格兰大使蓝道夫（Randolph），在致伊利莎白皇后的快电中说∶“这一个人的声音，在一小时之内所放进我们里面的生命，超过五百支喇叭不断在我们耳边吹响。”苏格兰的玛丽皇后考虑与西班牙菲力普王的儿子、继承人卡洛斯（Don Carlos）结婚，如此一来，教皇的权势（不仅是宗教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以及西班牙的异教裁判所，就会被带进苏格兰，因此诺克斯公开讲道反对。他呼喊道，这个结合会“将耶稣基督从这块土地上驱逐出去。”皇后大为愤怒，派人找他来，向他抗议，甚至流泪，发誓说她必报复。诺克斯回答∶“皇后陛下，在讲台之外，我想很少人会对我发怒；但在讲台上，陛下，我不是自己的主人，我必须服从命令我清楚传讲的那位，不奉承地上任何人。”

诺克斯死于1572年，出殡时全国都为他致哀；他葬在爱丁堡圣盖乐斯（St. Giles）教堂后的墓园。摄政亲王摩顿伯爵在他的墓旁说∶“这里躺着一位在人面前毫无惧色的人。”

以下的三个世纪中，传道人继续保持勇气的见证，并为之受苦；在我们这二十世纪，有许多例子可举，不仅在纳粹、马克思、回教、印度教等反对福音的权势之下有这类见证，就是在所谓基督教的西方，也不乏勇气十足的传道人，拒绝修改信息，迎合大众口味。我想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金马丁牧师（Rev. Mar­tin Luther King Senior）是美国被刺杀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的父亲，在《我与小金马丁共度的岁月》（My Life With Mar­tin Luther King Jr.）一书中，他的媳妇寇瑞达（Coretta Scott King）用这样的话形容他∶“那时（即1964年），他已在亚特兰大的奥本街以本尼瑟浸信会（Ebenezer Bap­tist Church）牧会33年。他在体型和灵性两方面，都是巨人。在讲台上，他十分刚强、坦率，什么人都不怕，无论黑人或白人，他都直话直说；他向会众宣讲神的话，将他的爱向他们渲泄而出。”

给人安慰和令人不安

这种不受欢迎的讲道，无论在圣经或在教会历史中，都有一致的传统；而与传道人想受人欢迎，想安慰人而非搅扰人的自然倾向，完全背道而驰，以致令人想查询其原委。我们不必太费力气，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像先知这一类的传道人，相信自己得着了神的话语，因此不能随意偏离。在旧约时代，甚至像巴兰这种异教的占卜者（无论他与以色列有什么关联），都知道自己并非自由之身。他的自由只限于启示的范围之内。虽然摩押王巴勒雇他来是要咒讯以色列人，他却连番为他们祝福。他对愤懑的巴勒解释道∶“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民二十二38）。如果连巴兰都如此表明他不能独立发言，必须顺服神的话，以色列的先知岂非更加如此？神赐给他们各人的托付，就如他给耶利米的一样∶“看哪，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又附加一句叮嘱∶“一字不可删减”（耶一9、17，二十六2）

先知的义务既是领受、传达神的话语，相对之下，假先知的传统就益形可鄙。以色列的假先知拒绝顺服启示，不愿丧失自由；他们感觉自己可以随意预测，作自己的梦，编造自己的信息。因此，神说∶“他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又说∶“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耶二十三16、28；参结十三2、3）

可悲的是，他们的梦与异象都是“虚假的盼望”，幻想有平安，其实审判即将临头。当然，这正是百姓想要听的。“先知说假预言，……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耶五31）。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题说以色列的圣者’”（赛三十9–11；参弥二6–11）。因此，以色列喜欢虚谎的安慰，不愿受真实的搅扰。可叹，假先知喜欢巴结人，甚至迫不及待这么作。“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心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耶二十三17，参五12、13；哀二14）。他们所卖的货都是“柔和的事”，他们的副歌是“平安了，平安了”——即使根本没有平安。结果，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神百姓的损伤（耶六14，六11）。他们像庸医，在需要大手术的伤口，只涂一些膏药了事。或者，把医生的比喻改成建筑师，“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换言之，无论百姓想作什么，甚至是违背神旨意的事，他们在宗教上都正式许可，并且加上宗教气氛来予以尊崇。但是筑墙不能使人免受神的忿怒，先知的粉刷也不能遮掩墙上的裂缝。当神审判的风雨临到，这墙必定倒塌（结十三10–16，二十二28）。这两则比喻都表达了同样的信息。因为神的审判，不悔改的罪人陷入严重的困境。他们的伤口化脓，墙壁摇晃欲倒。表面的补救（用绷带裹伤口，用灰泥刷墙壁）都没有用，这样作的人犯了不负责任的罪，因为他们遮掩真相，不让人面对。正如马波神父在《白鲸记》里，从约拿的故事带给传道人的一则教训；他喊着说∶“祸哉，那个想倒油在浪涛上的人！神已快将它形成巨浪了。”

传道人渴慕有勇气，忠于神的话语，常会发现自己处于非常不利的状况；不仅会众离弃他，其他传道人也与他隔绝。今天在教会里，甚至对圣经明言的基本教义和伦理，也有人不以为然；而信徒又习于从电视或报章上，看见所谓的神学专家各持己见，互不妥协，这种镜头丝毫不能造就他们。其实，这类现象不算新事，原则上与圣经中真假先知的冲突并无二致。音拉的儿子米该雅，可算是这类冲突的典型例子。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二人有姻亲关系），决定联合出兵，将基列的拉末从亚兰王下夺回。然而，在军事行动之前，他们认为先“求问耶和华”是明智之举（像这类事先作决定，再寻求神的同意，以增光采的手腕，今日仍十分常见）。于是征询四百位宫廷先知的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立刻回答∶“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先知西底家似乎擅长出风头，他甚至造了两个铁角来炫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但是约沙法有些不安；他多少觉察到，可能另有一位先知会传不同的信息。亚哈承认还有一位先知，名叫音拉的儿子米该雅。他补充道∶“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把他召了来。去找他的使者对他说∶“众先知一口同音地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也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这番话显然是出于好意，要米该雅自保，但其实是出自魔鬼。因为多数人的观点要讨好王，而神的话却非如此。这两样孰重孰轻？米该雅并不迟疑∶“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他来到两位王面前，他们“各穿朝服，坐在位上”，他却不为他们的堂皇威仪所动，大胆地宣称∶“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他不仅预言亚哈会死在战场，也反对宫廷先知，说他们的意见是出于口中“谎言的灵”。因他坦率的话，一位先知甚至打他的脸（王七二十二1–29）。

面对这种两难的情况，米该雅无法逃避，必须有所抉择；或是尾随众人奉承王，对神不诚实；或是挺身反对众人的观点，以忠于神，即使失去王的宠幸也在所不惜。他选择了神的称许，放弃人的夸赞，英名从此永垂不朽。在圣经中，他只出现过一次，但是他的榜样值得让更多人知道、称赞。他是圣经中少为人知的英雄之一。基督教的传道人同样经常面对这类抉择∶究竟坚持不受欢迎的真理，还是采用讨好大众的虚假？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同意汉生的说法。1887年，他被选为伯特纳格林（Bethnal Green）牛津议院的议长（Head of Oxford House）之后，写道∶“我对名声毫不动心，因为我知道，通常它是藉牺牲真理换得的。”耶稣的警告必然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他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路六26）。他似乎认为，传道人就和先知一样，好名声只能藉牺牲正直获得，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现在的教会信徒或领袖似乎很少有人相信这一点，或愿意为如此相信付出代价。

其实，福音的本质极其冒犯人的骄傲，凡忠心传讲的人，或多或少总会遭遇反对，没有一个人可避免。保罗当日发现，基督钉十字架的信息，被希腊的知识分子看为愚拙，对自义的犹太人则成为绊脚石。没有人能凭自己的智慧或道德来到神面前，唯有透过十字架，人才能认识神；对有文化的人而言，这一点加倍可厌。他们不满基督徒绝对的宣告，更憎恶其中要人谦卑的含义。基督在十字架上似乎对我们说∶“我在这里，是为你们的缘故；若不是因你们的罪与骄傲，我不会在这里。若你们可以自救，我也不会在这里。”基督徒旅程的起步，是俯伏的头、跪落的双膝；进神的国别无他途，唯有谦卑的人才会被高举。

我常感谢神，信主不久，他就教导我这个真理，一方面让我看出自己内心的骄傲，一方面也看出别人的骄傲。我在剑桥三一学院读大学，刚接受基督不久，就想向一位同学传福音——当然，作得很笨拙。我努力解释唯独靠恩典才能称义的伟大教义，说明救恩是基督的白白恩赐，我们无法赚取，或有任何贡献，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得着了，现在又免费供应给我们。突然间，我的朋友放声连喊三次∶“可怕！可怕！可怕！”我大吃一惊。人心的傲慢正是如此，不以为福音是荣耀的（这才是事实），反倒认为它极其可怕（其实不然）。

怀特（Alexander Whyte）在爱丁堡事奉的末期，遇到一次危机，正和这点有关。他知道有些人认为他“只差一点就是罪的偏执狂”，因此他受到试探，想在讲道中缓和这种评语。但是有一天，他在苏格兰高地（Highlands）散步——从此以后，他永远不能忘怀那个地点∶

我感觉似乎有从神来的声音，带着极大的命令能力，在我的良心中对我一清二楚地说∶“不可如此！要继续传讲，不可退缩！回去，勇敢完成所托付你的工作。宣讲神的话，不要害怕。付出一切代价，让他们看清自己在神的至圣律法之下光景如何，好像照镜子一样。你要这么做，因为别人都不做。没有人愿意为此摆上自己的生命和名誉，但在这两方面，你都所剩无几，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回去，将余剩的生命全然投入你所领受的使命，向我的百姓指出他们的罪，和他们对救恩的需要。”

他照着做了，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那异象带给他“新权柄、新勇气”，让他走完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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