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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来自网络：上帝掌权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中国的以巴弗
——主仆吴维僔见证
文/萧若枝
《生命季刊》总第25期
序
1900年的北京。义和团事起。慈禧太后及端正载漪唆使其攻打各国使馆，并召甘督董福祥助攻。太常寺卿袁昶（浙江桐庐人）接连两次上疏，力主不要攻打使馆，以免挑起外衅（衅）。在御前会上，袁昶又力言“拳术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公使，悖公法”，局面将不可收拾。他侃侃陈言，声震殿宇，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皆附议。慈禧太后不悦而退。不久，八国联军攻下天津炮台，又向北京进犯，他与许景澄又拜伏于宫殿下上疏，泣请速斩祸首，以挽大局。载漪大怒，逮捕了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等人。七月四日，袁昶、许景澄被处死于菜市口。
形势的发展后来果如袁昶等所言。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北京；七月二十二日，慈禧、光绪西遁长安。当年十二月，八国联军退出北京，朝廷下诏复袁昶原官。宣统元年（1909），又追谥袁昶为“忠节公”，并于西湖孤山南麓敕建“三忠祠”，奉礼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
百余年后，2002年的宁夏。12月21日，一位名叫“以巴弗”的圣徒在宁夏银川监狱大墙外一间陋室中，安然去世。
这位中国的以巴弗便是“忠臣袁昶”（王明道语）的外孙。
恩典与呼召
袁昶遇难后，其家人匆匆自北京南下，在上海附近的松江定居下来。是时，几位美国卫理公会的女宣教士已在松江，以办学的方式传主的福音。袁昶的女儿袁季兰（1889–1967）12岁时，便进了这所小型女校（慕卫女校的前身）读书。神的救恩也从此临到了袁昶的后裔。
据悉，袁昶被杀前，曾几次暗中通知京中外国侨民（主要是宣教士）提前撤离，使其减少了许多伤亡、损失。许多宣教士十分感激袁昶，也知道这个少女袁季兰就是袁昶的女儿。宣教士们在这些女生身上花了极大的精力，一方面教她们明白圣经真理、认识真神、信靠救主，一方面也培养她们，使其具有良好的品德和知识。青少年时期的季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耶稣基督为自己的主和救主。
季兰19岁时，嫁至浙江东阳的吴家，育六个儿女（三个夭折的除外）。1926年4月，小儿子吴维僔出生时，季兰也给他另取一圣经人物的名字“以巴弗”。
维僔从小在教会环境中长大，自然明白圣经的许多真理，熟悉圣经故事，会唱许多圣诗。老师在课堂上问：“谁是信耶稣的？”小维僔高举右手答道：“我是信耶稣的！”但幼时并没有重生。进入五年级后，小维僔开始反叛，对神有疑问，乃在心中积了数百个问题。时值抗战时期，小维僔随家人流亡，初尝人生之苦，便埋怨神：“为什么要造人？造了又允许人犯罪，还要惩罚我们！”后来母亲给他买了一本刚出版的《荒漠甘泉》，让他每天早晨读一段圣经，并一篇“甘泉”。
1941年5月的一日，圣灵借着《荒漠甘泉》开启了他的心，他不再骄傲，跪在床前祷告：“神啊，饶恕我的骄傲和愚昧，我错了。这几百个问题我再也不问了，都交在你手中；不是我不要明白，而是要看你要我何时能明白什么，你就一步一步光照我，使我明白。现在我先信靠你，你不会有错，你的话─—圣经不会有错。神啊，从今以后，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孩子，我接受耶稣作我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主用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吴维僔从此在主里重生。
维僔重生后，神在各方面修炼他。他初三毕业要进高中时，神让他学习了不撒谎的功课；学习坚持圣经真理的功课。这些操练为他后来一生的服事打下了基础。
1945年1月，维僔在浙西山区读高中。放寒假时，他在学校后边的小山上读书、灵修、默想。他想到主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却为救自己的缘故，“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7–8）。他想到自己从小学五六年级时，便喜爱自然科学，自己已决意进大学读理工科，将来作工程师或科学家。而那天，他问自己：“主已为我降卑，我为主降了什么？主为我流血舍命，我为主舍了什么？”他再次默想主在十字架上的大爱，心被恩感，便俯伏跪下，对主说：“主啊，我把自己献给你，我不再想作什么工程师或科学家了，大学不考也行，你要我作什么，我就作什么；你若要我作原来我最不想作的传道人，我也情愿了。”祷告完毕后，他深知主已悦纳他。
高中毕业考之前，维僔决定，既然已经奉献给主，便不打算再考大学了。那时，他爱主的心越来越热切，晚上的祷告也越来越长，似乎主就在旁边，亲密极了，心中有说不尽的话向主倾吐。最初他祷告到晚10点，后来祷告至半夜甚至后半夜，鸡叫以后才躺下睡一会儿，但精神很好、不疲倦，白天仍照常上课或复习。再后来他就通宵祷告，直到天亮（6月天亮得早）。同学们还都在沉睡，他却脑子非常清醒，便悄悄起来，拿了小圣经到窗口下，坐在凳上，打开圣经，主便用经文向他说话：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37–38）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9:23）
他清楚知道主在呼召他舍弃自己，一生一世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否则，就不配作主的门徒。这是主对他一生的呼召。他对主说：“主啊，我愿意。”
在以后的几天中，他作了更冷静的思考：假如主要我去边疆传道呢？假如主让我传道，而没有人肯听，没有人理睬呢？假如穷到吃不到饭，穿不上衣呢？假如主让我被多人看不起，或遭误会，或受冤枉，或被毁谤呢？假如主让我生重病、长期痛苦、或是死亡呢？……凡他所能设想到，有可能遇到的，他都一一认真考虑，掂掂分量，然后重新向主说：“主啊，我愿意付上这一切代价，跟主跟到底。”
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按主的话去执行，必会遭多人反对，必有一场属灵争战。果然，没有几天，全校几乎都轰动起来：“吴维僔发神经病啦！”“吴维僔信耶稣信迷啦！考试也不考，饭也不吃啦！”甚至有人说：“他失恋啦！”他的许多同学和老师劝他好好考大学，而他反而向他们传福音，劝他们信耶稣。
总务主任很爱他，就格外苦口婆心地劝他。因劝不动他，总务主任就急了：“你过去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现在，你是一个废物！你还劝我信耶稣？我就是下了地狱，也不要信耶稣！”他当时没有话可以回答这位爱他的老师。但感谢主，五年以后，维僔在上海又遇见了这位老师，主自己拯救了他。
平信徒的岗位
1946年秋至1949年初，维僔在“中华神学院”学习。1949年初，他开始在上海守真堂作实习传道。
那是一个动荡、剧变的时代。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军一举渡江，上海5月份解放。解放后的上海，外边热闹极了，经常有各种游行，人们扭秧歌，打腰鼓，喊口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一阵阵从游行的队伍中传进矗立在街旁的教堂里……
空空的教堂中，维僔独自一人，俯伏在神的面前祈祷。上海的各家各户，都已做了准备，买足粮食、咸鱼，以度过两个时代交接的时期。守真堂也因此有两个礼拜暂停聚会。维僔则正好用这段时间，潜心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他说：“主啊，求你保守我，至死也要作个传道人，决不离开传道的岗位，决不改行干别的。”然而，主给他的回答正好相反。主当时并不差遣他作传道人，而是要他作一份别的工作，等候主。他听到主对他的回答是：等待，到我需要时，我会把工作托付给你的，派你作的。
维僔清楚了，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中，主要他作一名平信徒（即普通基督徒，而不是传道人）。他说：主不是叫我去贪恋世界，而是给我换了一个战斗岗位。祂要我在一个普通教师的岗位上，讨主的喜悦，为主作见证。
1949年10月起至1957年，维僔在上海作了8年中学教师。这8年中，维僔恪守神给他的“战斗规则”：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也牢记自己的两种身分。一个是教师的身分，一个是基督徒的身分。既是教师的身分，他便尽力作一个好教师。但他清楚，教师身分是暂时的，次要的，基督徒的身分则是永远的，首要的。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教师的身分就要服从基督徒的身分。
“社会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
解放后，他为神打的第一仗就是，虹口区政府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学习完毕时，每一个人都要写总结报告，要写自己对“社会发展史”是怎么认识，怎么看待的。维僔经过祷告，在这一点上写了一句话：
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
政治教师便组织大家“帮助”他。感谢主，因为维僔是在教会中学教书，同事们大多是基督徒，大家心中也赞成维僔的观点，所以无人发言。政治老师只好自己发言批判维僔，这反而给了维僔机会。政治老师说：“你们所信的神，是反对科学的！”维僔就回答说：“池老师啊，科学，科学规律是哪来的？是人定的吗？不是，没有人能制定科学规律，科学家也不能制定，只是发现和证实了一部分科学规律而已。真正的科学规律是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就制定妥当的，天地万物也都是按照神定好的规律运行。既然科学规律是神早已定妥的，为什么神要反对自己所定的科学规律呢？”有的老师听了笑了，有的点了点头，有的什么表情也没有。维僔又说：“池老师啊，今天的问题，不是神反对科学；而是人们想利用科学来反对神。”
许多老师听着维僔的辩论，为他担心，维僔自己也只有把后果交托给主。可能是因为解放初期，学校后来也没有再追查。“平信徒”的第一仗，靠主的怜悯结束。（未完待续）
萧若枝 中国大陆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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