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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
1931年1月，宋尚节北上，在湖州、杭州、上海、南京、北京、保定等地讲道，受到欢迎。在返回福建途中，他在上海的教会讲道，并专访了上海伯特利教会的创始人石美玉医生和她倡议设立的“伯特利布道团”。这是一个完全由中国信徒组成、完全由中国信徒自理的布道团，志在到全国各地宣扬悔改与信仰的福音。同年5月，宋尚节会同“伯特利布道团”的计志文等前往山东布道，大得果效。后来布道团转往东三省，在沈阳、哈尔滨、吉林、长春、营口等地布道，使许多人归主。次年，布道团到华南传教，足迹遍及香港、梧州、南宁、汕头、福州等地，然后到武汉、保定、北平、天津等地。1933年，布道团又转战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等地。1934年，布道团到湖南长沙等地传教。伯特利布道团短短三年，走遍13个省，约有2万人悔改信主。[顾1999, 查1983]
1931年，“9.18”事变。92岁高龄的天主教徒马相伯号召国人抗暴自救。基督教新教各会发起“国难祈祷日”。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竭尽全力，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李1998, 陈1989]
1932年，山东大复兴。复兴就在一群群祷告的人中出现，有人甚至在1925年就开始为此祷告。祷告中，信徒重拾对基督的爱和对灵魂的爱，许多人在圣灵的催逼下为罪忧伤、哭泣，大喜乐随之而来。生命被改变，鸦片烟戒了，偶像被丢弃，积怨多年的言归于好，绝望的男女成了祷告和传福音的人。山东大复兴带来了华北福音的觉醒，也影响了全国各地。自东南的福建到西北的甘肃，复兴之火熊熊燃烧。[玛1990]
1932年，倪柝声往山东各地传道，在青岛市看见当地教会有灵恩运动的迹像。灵恩运动是神召会于1905年带入中国湖南的，1909年在福建兴化举行了大规模的五旬节奋兴会，到1910年，神召会的工作进入山西、云南等地。灵恩运动是在主流宗派之外的势力，多限于地区性质。1930年，灵恩运动开始影响山东的不少教会。倪柝声很仔细地观察此类聚会，并且有了对当地灵恩运动的看法。1932年夏天，他着文对此提出讨论，叫信徒分辨“属天的灵浸”与“属人的灵浸”。他并不反对方言、神医、异梦等活动，但他否定一切错误的方法。他说﹕“若是有从神出来的，我们就感谢神。但是我们要分别。若不是从神出来的，就不过是从人潜力出来的。”[查1983, 林1985]
1933年，倪柝声应“弟兄会”之邀访问英国。倪柝声神学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英国的弟兄会运动，其领袖寇斯(C.A. Coats)和达秘(J.N. Darby)的解经著作深得倪柝声的喜爱。多年来，倪柝声对传统式的教会生活不感兴趣，他致力于寻找一种较为纯朴的崇拜方式。而弟兄会所传讲的一套主张，正是他所求的。在访问期间，他有机会亲身观察弟兄会的情况，但会中一些信徒的自满态度，使他感到不安。离开英国时，他对弟兄会的一位弟兄说﹕“你们虽有奇妙的亮光，但信心太少了！”倪柝声对弟兄会的神学著作十分欣赏，但他并不赞同弟兄会一些过激的传统作风。1934年，他又与伦敦“基督徒交通中心”的负责人、信仰灵性方面的著作家史百克(
1933年，天主教宗座代表刚恒毅因病回国。同年，意大利人蔡宁被任命为宗座驻华代表。蔡宁对当时中国问题的态度，与刚恒毅有很大的差别。1934年，罗马教廷承认伪“满洲国”，并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引起中国教徒的不满。马相伯、陆征祥等天主教徒积极投身到抗战的社会活动中去。[顾1996]
1934年，宋尚节独自往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五省布道。次年，在粤省广州和潮汕、闽省厦门等地作工。他的讲道大有能力，所向披靡，被誉为“中国的火焰”。1935年起开始海外传道事工，先后赴菲律宾、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苏门答腊等地布道。1936年，他前往尚在日本占领之下的台湾布道，足迹遍及台中、台南、台北，带给台湾教会信徒极大的复兴。1937—1940年，他马不停蹄，到处受邀布道或主领奋兴会，先后在厦门、汕头、兴化、南京、太原、温州、西安、上海等地布道，又赴缅甸、马来、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南洋诸国向华人布道，复兴信徒、领人悔改归主。他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为神重用的布道家。由于他奋不顾身，操劳过度，在1940年病倒，1944年8月病逝，年仅43岁。王明道指出，宋尚节的 “恩赐和使命是责备罪恶，劝人悔改，传扬耶稣救恩的福音，领人得救”。[查1983, 顾1999, 宋1991, 利1995]
1934年，内地会传教士夫妇杨志英(John Kuhn)和杨宓贵灵(Isobel Miller Kuhn)进入云南怒江河谷，向栗僳族传福音。因为云南少数民族中“杨”是大姓，传教士们便以杨为姓。他们利用每年三个月的“雨季”(6,7,8月)，召集栗僳族信徒，进行密集的圣经研习课程。“雨季圣经学校”年复一年，不曾中断，培育出许多本地的传道人，建立起基础深厚的栗僳族教会。1950年他们才撤离中国。除内地会外，其它差会也向云南派遣传教士。早在1920年初，云南境内就有75名传教士。云南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曾有传教士来到他们中间。[魏1998]
1934年11月，中国教会圣诗集《普天颂赞》由广学会出版。圣诗集的编译始于1931年，由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公理会、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监理会等六公会委派代表，组成“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音乐主编范天祥(Bliss Wiant)牧师，对中国圣诗的曲调贡献至大。中国圣诗的创作者有刘廷芳、赵紫宸、谢扶雅、顾子仁、许地山、王载、贾玉铭等。《普天颂赞》受到各教会的广泛采用，此后多次再版，至1948年共印发41.2万册。和合本《圣经》和《普天颂赞》，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驱，是基督教对中国新文学的巨大贡献，也是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奠基之作。[李1997, 查1983]
1936年，贾玉铭在南京创办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在此之前，他曾分别出任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 滕县华北神学院副院长、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院长等职。抗战期间，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迁往重庆，1948年迁沪。他主张神学生应重视将知识与灵修相结合，使信仰与灵性操练在生活中体现出来。1948年，他出席在荷兰举行的世界福音会议，被推选为副会长。贾玉铭自幼信仰基督，终生信守不移，勤于读经，擅长以经解经，数十年著述不辍。他写的圣经注释书籍，深深影响中国教会里保守派神学的路线。他的《完全救法》共7卷30万字，被评为“这是他自生活中体验，自生命中 [查1983,赵1997,林1982,中1990]
流露出来的辉煌作品”。几十年来，他在中国的牧师中仍保持着著作最多最好的记录。
1937年，延续十年之久的中国大复兴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国教会获得了许多本土的属灵领袖；为数众多的信徒经历到神就是个人的救主；圣经在中国信徒中有了新的定义——是光，也是响导 ；中国调子和中文歌词的圣诗广为流传；教会人数大量增加；许多教会不再依赖外国的帮助，成为独立的教会。这次大复兴的另一个特点是外国传教士被神大大使用，而神兴起作为他恩典器皿的中国传道人却是更多。[玛1990]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整个抗战中，基督徒的爱国事迹不胜枚举，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尤有贡献。面对战争风暴，刚刚经历过大复兴的中国教会已经足够强壮和独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沦陷区内，千余名西方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李1998, 玛1990, 查1994, 陈1989]
1939年，罗马教廷发布关于中国礼仪的训令，宣称1742年本笃十四世的命令“在现代已完全失去约束的作用。”这样，“中国礼仪之争”终于获得最后的解决。[王1959, 李1998]
1930年代，大约35%的中国菁英分子受的是教会教育，90%的护士是基督徒，70%的医院是教会办的。[秦1989]
（编按﹕此条在本刊总第11期《中国基督教记事．近代部份》中，被误置在1839年的条目下，特此说明，并向读者致歉。）
20世纪40年代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更加严密地控制台湾，以图全力支持战事，开展所谓的“皇民化运动”。首先，基督教会各教团被合并成一个教团组织；接着更把各教会附属的机构，如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等都加以收编，迫使外国传教士、医生、教师纷纷离台。于是再由日籍牧师来主控各地的基督教会，达到全面控制教会的目的。其后，在政治上给教会施加压力，强迫各台湾籍的牧师参与“全台湾基督教传教师练成会”，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强迫接受近乎洗脑的训练，还要求牧师和信徒参加日本的神社崇拜。[查1994]
1941年，金陵神学院开始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将基督教二千年来的重要典籍名著译成中文，传教士章文新(Francis Jones)等是发起人。1942年徐宝谦主持编务，但徐于翌年因覆车遇难，工作进展颇受影响。1944年，章文新重新调整计划，约请美国神学界多人定夺编译方案﹕全部材料编为三部，第一部20卷包括自第二世纪起迄改教时期的代表作，第二部25卷包括自改教时期起至1880年左右的代表作，第三部8卷包括近代及当代的代表作，全套丛书共53卷。1946年按上述计划进行翻译。后因中国内战，工作难以推进，一部分已完成的译稿亦未能出版。1951年，编译工作在美国继续进行。1956年，《基督教历代名著》编译完成，以后陆续出版。[尼1959, 查1994, 林1982]
1942年，日军封闭了北京城内英美差会所设立的教会。4月，在日军控制之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成立。王明道不愿意委曲求存，“不甘心作犹大的门徒”，拒绝参加联合促进会。10月，“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日本人劝诱王明道出面领导教团，遭到他坚决的拒绝。他陈述了他的信仰、他的主张、他的使命，以及他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后，当面回答说﹕“我为了顺服我所事奉的神，为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教团，是绝对办不到的。”王明道因神的保守而得胜了。[王1985, 林1982]
1943年，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宣告废止。[艾1988]
1943年，吴耀宗发表《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一书。在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之后，他试图把唯物论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对基督信仰，有“基要派”和“现代派”之分。基要派坚信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而现代派则主张用“科学态度”、“历史方法”去批评洗刷传统基督教信仰，因此又被称为“不信派”。即使是“不信派”也仍把唯物论看成是与信仰对立的营垒。但吴耀宗比“不信派”走得更远，竟然发现基督教和唯物论并不冲突，非但不冲突，而且还可以互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便阐述了他“独创的理论”。[朱1994]
1944年，“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在赵君影的领导下成立，该会把学生工作的重点放在传福音和栽培灵性的工作上。次年8月，在重庆举办第一届学生夏令会，这次聚会使许多学生得到灵命的复兴，滕近辉、陈终道等16位学生献身全职事奉。1947年夏，第二届全国大专基督徒夏令会在南京举行，与会者约400人，献身于传福音工作者100余人。[吴1987, 林1982]
1945年，抗战胜利。罗马教皇要求中国天主教“更加中国化”。青岛教区主教田耕莘被任命为枢机主教(红衣主教)。这是自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350年以来，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天主教徒中第一个任此教职的人。教皇在通谕中指出﹕“中华民族从远古时代已享有灿然的历史，它的历史，它的文物制度，早已为亚洲民族的杰出者。后来福音的光明既煦照了中华民族，福音的光明素来远远超过世俗的智慧，中华的人民更能‘明明德’了。他们既可修行基督的道德，则对于自己的人伦，越加可以完善，可以健全了。”[顾1996, 谢1971]
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日据时期的组合教会解体，再度恢复原来的教团，收回教产恢复聚会礼拜，又恢复神学院校。昔日所经营的医院和学校也被收回，恢复正常的运作。此时教会信徒是台湾社会中安定和发展的主力，多有从事医生、律师、商人、官员、教授、教师乃至民意代表等行业者。[查1994]
1945年后，西方各基督教国家又透过昔日的海外宣教团体，差派大批宣教士来华。在对日战争中 被拘留在中国大陆各集中营的老宣教士们，出狱重获自由后，除极少数因健康原因返回母国外，纷纷重返昔日的工场，继续未竟的事业。很短时间内，宣教士人数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重建教堂，重振教会，召聚信徒。中国基督徒领袖，无论是牧师或平信徒，开拓新教会的使命感都相当的强，他们因经历苦难的洗礼，对生命的看法也益趋成熟，勉力宣扬教义于各地，归依的同胞急速增加起来。这期间表现杰出的传道者，有王明道、倪柝声、计志文、陈崇桂、王载、王峙、贾玉铭、杨绍唐、鲍哲庆、敬奠瀛、赵世光、赵君影等。[查1994]
1946年，上海灵粮堂的创立人赵世光组织“世界灵粮布道会”，开展海外宣教工作。[赵1997]
1946年，文字宣教事业急速发展，仅圣经公会印行的中文圣经在本年就分送300万本，其它教会书局与出版社，也配合战后的广大需要，出版了数量极多的书籍，从神学思想、教会历史、解经书、讲道集、诗歌集乃至福音单张，各类图书的出版与销售量远超过战前的最高记录。[查1994]
1946年，罗马教皇宣布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在全国设立20个教省，每个教省有一位总主教，把以前的代牧制改为主教制。[顾1999]
194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起“三年奋进运动”，口号是“一切为了基督，基督为了一切”。[顾1996, 李1998]
1947年，教会设立的大、中学校在战后全面复校，由大后方迁返原校复课，各校很快进入正规。 是年各教会大学招生时，申请入学者逾11万人，远远超出各校可能容纳人数的数倍。各教派设立的神学院也在战后全面复校上课，积极培育新一代的教会工人，这一时期入校的神学生除数量增加外，素质也有提高，其中有许多大专毕业的献身者。[查1994]
1947年，由于国共内战，大陆地区的各色人士纷纷渡海来台。大陆来的基督徒由于不谙闽南语，遂成立使用国语的教会，聚会敬拜。国语教会与台语教会日后成为台湾基督教会中的两大系统。1948年，台湾新教基督徒人数为5.1万人，牧师80人，教堂181所，神学院2所。[查1994]
1948年，王明道牧养的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数空前众多，1949年底聚会人数约七八百人。基督徒会堂自1937年成立以来，虽经过抗战时期日本人的胁迫，终能化险为夷；在国共内战期间，也有平稳的发展。他接纳信徒的方法非常严格，“在未曾清楚知道一个人有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以前，我们绝不允许他受浸”。从1933年到1949年12月，全部受浸的只不过570余人。[林1982, 顾1999]
1948年10月，长诗《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写成并广为传抄，1949年4月由上海基督徒学联会出版。此诗描绘了许多无名传道人艰辛而佳美的脚踪，对后来许多献身传道者有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