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神五十一年（焦源濂牧师见证）

事奉神五十一年

——焦源濂牧师见证

文/焦源濂

生命季刊 总第10期 1999年6月

我曾想作所罗门

我是大学二年级时信主的。这间大学虽是国立学府，却有一个相当活跃的基督徒团契，因此我信主之后，就能受到很好的带领和影响。属灵长辈的教导和圣经真理的启迪逐渐使我觉悟到:除非我的生活和信仰结合起来，否则我的信仰就毫无价值，充其量不过是 “精神鸦片”而已。另一方面，若是我的生活没有信仰作引导，我就不可能找到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所以，在历次聚会中，每当传道人呼召:“凡愿意奉献自己一生给神的人，请你站起来”的时候，我都属于那少数“站起来”人中的一位。

可是，站起来是容易的，困难的却是如何往前走。越近大学毕业，这个问题就越迫切需要解决。我从圣经的教训得知，神的旨意就是我的方向。经过两年多不断的祷告和寻求，渐渐觉得神的旨意是要我做传道人。这原本是我最惧怕、也是当初认为最不可能的一件事，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颇有一些能言之成理的理由的，例如:

一、自我小学毕业，就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家破人亡，到处流浪，尝尽了人生贫穷艰难的痛苦。原希望在大学毕业后能苦尽甘来，享受一下安定、无忧虑的余生；但若做传道人，岂不终生要与贫穷、漂泊无定的生活结下不解之缘？这叫我的心怎能轻易就范！

二、我的个性内向、怯懦、木讷；看来决不是做传道人的材料。我的胆子非常小，幼年时到了入学的年龄，都还一直赖在家里，要爸爸做我的老师而不敢去学校求学。起初爸爸尚肯迁就我，但后来实在无时间承担这份职份，便千说万劝的要我去上学，我拗不过他，才答应了。但却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与哥哥同一班，每日与他同进同出，以便在学校中可以壮胆。爸爸见我让步，就前去与校长商量，最后决定，暂时许我与哥哥同班，待我习惯学校生活，不再惧怕时，再从一年级开始读起。就这样连哄带逼的，我才入了学。读了半年后，校长看我的成绩还可以，所以也没有要我从一年级读起。就这样糊里糊涂的我从三年级起，一直与哥哥同班，直到中学毕业，我们才分道扬镳。

因为自知天性难移，又加上从小依赖哥哥已成习惯，所以对我来说，去扮演一个需要不断主动去接触人，甚至还要甘冒别人讥笑、凌辱的传道人角色，其难度真是难于上青天。可是圣经却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经过反覆的考虑挣扎，在一天的禁食祷告后，神藉着诗篇84篇的话大大的感动我的心，使我终于顺服他的引导，在大学毕业前二、三个月，暗暗地向神学院报名，只待毕业考一结束，就立刻去接受神学训练。

我向神学院报名后不久，有一天与团契契友钱弟兄闲谈，当他知道我毕业后将献身传道，立刻表现得十分敬佩。他说，“焦弟兄，你实在是拣选了最好的路。” “钱弟兄，你毕业后作何打算呢？”我反问他。“我将来年老时，也会像你一样献身传道，为主做工，但现在不会如此。”他很坚定地回答。“为什么要等到年老时才传道，而现在不能呢？”我好奇地追问他。没想到这一问，竟将他一套“聪明无比”的奉献理论引发出来了。

他说:“我为什么现在不传道？你想，我从小辛苦的读了十几年书，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此时，我若跑去传道，岂不是改变初衷？你不要以为我是贪爱世界，老实说，我知道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工作比传道更尊贵。不过，我的计划与你不同，我想效法古时的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尽情的尝尝这个花花世界到底是什么滋味。待我历尽了一切荣华富贵，经验过这一切果然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时，再传道；因为那时不再是空泛的理论，乃是经验之谈，自然所传的道就会有份量了。再者，我总觉得青年人传道不易被人重视，但若能像所罗门老年时那样，既有大权势，又德高望重，自然会一言九鼎，工作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他这一番话，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又像是令我“茅塞顿开”；我忽然觉得自己太幼稚，太肤浅了。为什么对献身的大事，不深思虑后再作决定？另外，我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听到钱弟兄所说的这番美妙的道理。然而，我已在神学院报了名，对神也许了愿，在心灵深处知道已不应更改了。因此，我失去了因奉献而有的平安和喜乐，这也就是我进入了神学院以后，为什么在最初几个月里，一直不能静下心来学习的一个原因。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最初跟随主的决心是多么的软弱，又是何等的肤浅和自不量力；因为我并不曾用镜子照照自己，究竟能有多少地方可以媲美所罗门。像我这样愚拙的人竟会大言不惭的要做所罗门，这岂非痴人说梦。再者，我入神学院后不到一年，政权改变。在共产党统治下，很快在各地展开了对主、资产阶级份子、旧社会的官员和知识份子的斗争、清算或改造。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谁还羡慕敢作“所罗门”呢？

记得是在我入神学院一年多后，有一天，我在马路上遇见了钱弟兄。只见他穿干部服，精神萎靡，青年人意气风发的神采在他身上已消失了，更看不见有丝毫所罗门的风采。人的道路，实在是由不得自己。想到这里，就不能不为自己庆幸，因为有耶和华做我一生的前导。

突破感情的困扰

那时，唯物主义的理论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人能创造天国已被认为是近在眼前的事实。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洪流中，知识份子受到最大的冲击；而在知识份子当中，基督徒青年的信仰也受到了无情的考验和强有力的挑战。许多基督徒纷纷放弃了信仰。

当时，有一位与我感情相当不错的姐妹也跟据局势的发展，认定传道人的道路，不仅是苦路，且是绝路。因此本着爱心，她劝阻我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进。

其实，这个时代的大转变，何尝不在我的心灵中掀起了汹涌的巨浪？我又何尝不喜欢融合在这新的潮流中？但我是信神的，我信他不但是我的主宰，也是万有的主宰。若人们不承认他的存在，并以消灭宗教为建设国家的手段和目标之一，对这样的一个潮流，我怎能没有戒惧！且对它的后果，又怎能盲目的乐观！

时代潮流与信仰的冲突，感情与理想的矛盾，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我的身体虽在神学院中，我的心却时常遨游在神学院以外的天地之中，我简直无法静下心来学习。

有一天晚上，我痛苦不安至极，觉得不能再如此拖延下去，因此独自一人进入祷告室，向主倾吐心中的苦情。我也暗暗地希望，主能准许我离开神学院，让我像一些青年基督徒一样，投身在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之中。可是，正当我如此哭泣如诉地祷告时，突然有一句圣经的话，如同闪电一般照亮我的心: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2:17）

那时我对圣经还不熟识，虽然曾读过一两遍，但这节圣经究竟记载于何处却是毫无印像。然而它竟是那么清楚的出现了，不但带来光和力，也带来了安慰和抚摸。就在这一舜间，我心中的悲哀、黑暗、挣扎全都一扫而光，所有的乃是光明和安宁！何等快、又是何等大的改变！

因为在心灵中已看见了那“要过去”的和那“永远长存”的分别，且神已经将我引导到永远长存的路上，我怎会再去留恋那“要过去的” 呢？因此，在这个祷告后，我的心情开始稳定下来，在神学院的学习生活就逐渐正常化了。

神所配合的

远在我神学尚未毕业时，有一次为了帮助一个孤儿，曾前往上海的一间孤儿院访问。代表孤儿院出来接待我的，竟然是我所认识的另外一所大学基督徒团契的孙姐妹。

原来她在课余之暇，来到此地作义务教师。从前在大学的各种学生联合聚会中，我曾多次见过她，但是因为不属同一学校，所以没有什么交往，也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像。但是这一次意外的会见，却留下了一种难以解释的滋味在心间。

没有想到大约一年多之后，她完成了大学学业，也献身传道，并且是来到我所在的神学院受造就。这时，我已毕业，且被神学院留下作助教。由于我与她过去曾在大学生基督徒的各种聚会中见过面，在背景和志向上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在我的心灵中，总觉得与她的关系比其他的同学更加亲切。

更奇妙的是，她来学院不久，我们的院长和几位年龄较大的同学，竟不约而同地先后对我说:“我觉得孙姐妹与你是十分相配的一对。他们的话当然在我的感情上激起了浪花，然而，我们虽是一同生活在神学院里，能够单独见面的机会却很少，彼此促膝倾谈就更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只是暗中观察她的一言一行，对她的爱慕之情与日俱增。

我几乎日日为此祷告，终于，机会来了。在一次参加大学生的聚会之后，归途中恰巧只有我们两人同行，于是我鼓起勇气向她表白我的爱意。她的反应虽是默然不语，却也没有意外和惊讶的表情，因此，我知道她已接受我的爱了。那一段归途虽短，但是从那一刻起，我俩已默默地以心相许，开始了人生中另一段最重要、最漫长也是最幸福的路程。之后不久，我们征得院长和家长的同意，便于1952年春天订婚。到了当年的9月24日，在众弟兄姐妹的祝福中，我们双双携手走向婚礼的坛前。为我们主持婚礼的，是众信徒所敬重的杨绍唐牧师，参加的人约有二百多，并有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女高音杨姐妹独唱“我宁愿有耶稣”。在整个婚礼中，满了欢乐，敬拜和诗歌。

我们婚后不久，就进入了风暴不断的旅途中，曾被死亡的痛苦所缠绕，也遭到不信之人无情的斗争和逼迫，又多次因自己的无知和失败而灰心丧胆。每次我们都一同流泪，一同祈祷，彼此抚慰，彼此激励。以致我们这两个软弱无能的人，携手将近30年，仍然能走在这条事奉主的道路上。回头一看，若不是主的保守和祂的恩赐，岂不是早就要从这条荣耀的路上退后，甚至失踪了！所以，唯有在基督里的婚姻，才能找到我们最忠实最合适的终身伴侣。

婚后，当妻将她献身传道的经过仔细地说给我听时，我越发感谢神。因为我更加领悟，她的确是神赐给我的贤妻，得到她(除了神自己之外) 是我在地上最大的幸福。

那时她曾如此叙述她的献身经过:在我大学毕业前一日，贾玉铭牧师到我家作客（贾老牧师是我父亲的挚友）。在与父亲言谈之间，贾牧师突然问我父亲:“凌莉就要大学毕业了，毕业以后她作什么？” 我父亲回答说:“她已将自己奉献给主了，一切听主的安排和引导。” 我当时静听他们的谈话，一言不发。但是老牧师一听说我已奉献，顿时笑容绽开，并且兴致勃勃地说:“好哇！从今以后她不要再叫凌莉，应当改为‘灵立’——圣灵而立的女子。” 接着，他转过身来对我说:“灵立毕业后要为主作工，先来我们灵修神学院读神学，受造就。”

是夜，老牧师留在我们家中。晚上睡觉时，他每一次醒过来时，总是念念有词地说:“哈利路亚，将灵立献上了……感谢主，将灵立献上了。” 他这样时睡觉，时祷告，与他同睡一房的三哥不但感到新奇，更惊讶的是，发现自己的妹妹已献身传道，为何自己还被蒙在鼓里？

所以到了第二天，家中的人都来问我，你是何时决定献身传道的？搞的我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

我想我不过是决定奉献自己，听从主的安排；爸爸明明也是如此告诉老牧师的，为何他竟体会为“献身作传道”。因此对老牧师这种自说自话的作风有些不满；然而，老牧师那种敬虔的祷告生活和爱主的热忱，还是不能不令我由衷的敬佩。

而在经过了这样一段日子的祷告和挣扎之后，我终于明白，神的确是要我献身传道。

按人看来，既已按老牧师所盼望的，决心献身传道了，那么到他所办的灵修神学院受神学教育，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未料到那一年，报名入灵修神学院的人特别多，单从华北就来了好几位姐妹，（如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伦敦已故王又得牧师的女儿王颂灵等等），灵修学院的女生宿舍已告额满，而我又报名太晚，所以一时收纳不下，老牧师要我等半年之后再入学；但我觉得既已下决心，就当积极前行，不然将半年时光浪费实在可惜。因此，经过相当恳切地祷告和考虑，终于决定改来我们这里受造就了。因此……

她说到这里，我俩都会意地欢笑起来；因为知道，这是主特意的安排。为的是要连结我俩，在人生的旅途中作终生的伴侣，在主的事工上作最得力的同工。

我们相识的日子可算不短，但是并没有什么浪漫的恋爱过程。在婚礼上，也没有什么热闹的场面和热情的宴乐。结婚之后，甚至连一天的蜜月旅行也没有。但是自那一天起，我们确是永结同心，因此在后来的岁月中能彼此扶持地面对人生道路的一切艰难困苦。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岁月里，痛苦使我们爱的更深。因此痛苦过去之后，所留下的，也常是令人陶醉的甘甜。

火的试炼

1955年，正当我们一家人仍然被疾病纠缠的无法脱身时，一场无情的风暴又向我们迎面击来。

大约是在1955年的春夏之交，全国展开了“肃清反革命运动”。各阶层中被共产党认为不可靠的人，或是与以前的政府有过关系的人，都纷纷被捕入狱。就在这个运动的名义下，政府在教会内也拘捕了北京的王明道先生，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一群负责同工，另外还有全国各地一大批爱主的教会领袖，被神重用、被圣徒爱戴的传道人，似乎被一网打尽了。一时之间，全国被恐怖所笼罩，人心震动，惊栗万状。

共产党这样大规模的逼迫教会，是我从未料到的。尤其使我惊惧的是，在上海聚会被捕的同工中，竟有一位是我熟习的X弟兄。他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同是大学毕业后奉献的，在同一间神学院受造就，又是同班同学。在工作上，我们都对青少年学生有负担。更妙的是，我们两人都是肺病患者。与他不同的只是，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而已。因为有以上种种的相同点，所以在神学院同窗的时候，以及刚从神学院毕业后的那一段时间中，他与我常有交通与往来。但是后来几年，因为各人都忙于应付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再加上我患了肺病，彼此的来往也就中断了。如今，他竟因反革命的罪名而被逮，这是我所始料未及的。但是，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仍然存着侥幸的心理，以为自己决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因为一方面，我患肺病已有好几年，在教会工作上，根本没有什么活动；另一方面，从解放以来，我就尽力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再者，从我过去的背景之中，他们也不难发现，我一贯是“循规蹈矩”的人；至于我的思想，原来也是倾向于“进步”的。我想，中共总不会怕这么一个又病、又无才能、又顺从(或可说是倾向他们)的小人物吧。然而，在那社会中所发生的许多事，却不是可以凭常理解释得通的。不久之后，我所认为的那些“合情合理”的安全保障，都被无情地打得粉碎，逼迫的大锤也向我迎头击打下来。

一天下午，我正在神学院门前散步，忽然看见有两部警车向院方开来。在门口停下后，从车中跳下好几个穿便装的警察，为首的人一知道我是院方的老师，立刻厉声说:“我们奉命前来逮捕一位匿居在你们这里的反革命份子张XX。”他们一边说一边就进入院内，似乎对我们神学院的地理非常熟悉。不一会就从厨房中抓到张XX，并且将他两手铐锁，由三个人押着上了车，刹时之间绝尘而去。留下的两个干部也立刻进入办公室，将我们三个负责人召到前面，大大的训斥一番:

“反革命的张XX，在国民党时代曾任安徽某地警察局长，他曾杀害九条人命，我们寻求他的下落已有数年之久，原来竟藏在你们这里！你们打着宗教团体的招牌，但事实上，却是反革命份子的制造所和防空洞。政府决不允许你们这样无法无天下去，从今天起，你们必须停课，全院的老师和学生也一律要展开政治学习，我们要派五位同志住在你们中间帮助你们。至于你们的前途如何，就看这个期间你们自己对党的政策反应如何来决定了。”

果然五个干部立刻来到。这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剧变，使全院的师生顿时乱成一团，人人成了将宰的羔羊，任凭他们宰割。

学习一开始，干部们立刻将师生隔离，这样不仅可以达到孤立老师的目的，又可以离间师生间的感情。干部们时时与学生开会，他们不是以花言巧语迷惑青年人，使之相信政府关心爱护他们；便是千方百计地恐吓他们，使他们觉得再继续跟着老师走，必会被新社会弃绝，走向死亡的结局。所以没有几天，学生的态度便大大改变了:比较持重的学生不敢亲近老师，思想比较简单的学生，则开始敌视老师。逐渐的，斗争老师的气氛越来越明显了。

此时，我的病仍未痊愈，所以经常卧在床上，很少外出。但是有一天，一位干部进入我的房中，吩咐我起来，要我与大家一同去听上海宗教事务局局长的报告。我推辞说，我患肺病已许久，医生要我静卧休养，所以我不能去。“你不能去也得去，我非得要你去！”他竟无理的发起怒来。我无可奈何地从床上起来，随着全院的师生一齐去了，心中暗想，我一定无法躲避这次灾难了。

原来这次报告，是针对着最近逮捕了教会的领袖而发动的，由上海宗教事务局局长亲自出马，向基督教界说明真相。会场就是借用上海众教会中容量最大的 “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这个会所足足可容纳三千多人。我们到那一看，到处挤满了人，各教会的教牧人员，长老执事以及一些信徒领袖都被召了来。大家的面色凝重，即使是熟悉的人见面也只是默然相对而已。

大会开始，局长开始讲话了。他那天讲话的内容如今仍能依稀记得一些，大意如下:

“政府最近在基督教界逮捕了一些人，也许有人因此以为，共产党开始迫害基督徒了。我们的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宪法是不能改的，因此，有信仰自由就是有信仰自由，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仍是如此。但是，政府却决不允许任何人，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到底最近在基督教里逮捕的这些人，是宗教份子呢，或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反革命份子呢？今天请你们来听听他们自己的口供录音，然后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第一位我们要播放的，是反革命份子XXX的口供，他的坦白比较澈底，政府将会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从轻发落他。”

原来局长所说的这位XXX，就是我以上所说的那一位神学院同学。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怎么会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份子！因此我当然要更加全神贯注的听他的口供了。果然，录音机传出他的声音:

“我叫XXX，我是一位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份子，并且我还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其中的成员包括有焦源濂， XXX……等人。”

他不仅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份子，还诬供我是他反革命集团中的第一员大将。 这真是晴天霹雳，顿时打得我天旋地转，以致以后他供认些什么我都听不见了。这时，只见四周围坐的同工和同学，个个变了脸色，而那些参杂在我们中间的干部，也都向我转过脸来，目中射出凶光，脸上显出可怕的冷笑。

约有三个小时的大会终于在恐怖和惊惶中过去。散会时，所有的同学都纷纷躲避我，好像我已成了一个全身长满了大麻疯的病人。我深深地感到被人群遗弃的滋味，是何等地孤单和悲哀！只有藉着祷告，拖着软弱的腿，独自一人慢慢地回到家中。

回到家后，立刻向妻述说这个凶信。我们深信大难必会临头，因此不但一起祷告，求主给我们力量去迎接它，也互相劝勉，在任何压力之下，决不为了保全自己而胡言乱语地陷害别人。

院内的气氛比从前更加紧张了。另外一位比我年长的同工，已被干部从家中拉了出来，将他禁闭在女生宿舍的一间小房间，要他隔离反省，坦白交待出自己的罪行。不久就传出，他也写了坦白书，甚至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者”毕教士（从前的神学院院长，一位美国女宣教师）所派遣的特务份子。更糟糕的是，他也将我的名字列在所谓特务份子之内。接二连三，我被控告了这么严重的罪名，中共的干部怎么会轻易的将我放过。所以一两天后，他们终于也将我从床上拉起来，把我关在小小的图书馆内，命令我检讨自己。

年青的学生们看见情势急转直下，两个老师都被关了起来，又加上干部们竭力地恐吓和煽动，以致大多数的学生都“革命情绪高涨”起来，纷纷揭发院方的黑暗，又控诉老师的反动罪行和言论。主内的亲密关系，师生的情形似乎在顷刻间被破坏无遗。（事实上，大多数青年学生是受吓被骗，才会一时软弱至此。然而主里生命相连的关系是无人能破坏的，因此，这些青年学生后来大多仍是回转过来；其中有些最近且恢复通信，并且得知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仍热心传道。）

我被隔离在斗室之中，经常由两位女学生在门外把守:一面禁止任何人与我接近，一面随时将我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干部。干部命令我写坦白书，必须将自己从八岁起的生活、言行、亲戚和朋友都详细地交代清楚，并且还要加以分析和批判。有时干部会突然把我带去他们的办公室，严厉的审问，或是拍桌指鼻的大骂。我所写的“坦白书”一次又一次地被退了回来，因为他们认为我交代不够澈底，批判也不深刻。我的内心除了恐惧和感到冤曲之外，逐渐也萌发出愤怒和报复的情绪。我实在想不通，究竟我犯了什么罪？我不仅从来不曾反对过他们，实际上从我学生时代起，甚至到了后来成为传道人后，也一贯地同情和拥护他们的理想，又尽量在我信仰之内，用实际的行动来顺从他们的领导。但是，为什么他们如今对我如此残忍、如此无理？

自我患肺病以来，胃口一直不佳，晚间时时失眠。被关入斗室后，不食不眠的情况更加严重。每当夜深人静，众人都进入梦乡时，更是转侧床上，百感交集，思潮汹涌。这时那恶者撒但便趁虚而入，催使我挺而走险，趁深夜众人安睡无备，悄悄地起来将厨房中的大菜刀拿出来，将这些干部斩死，然后自戕，大家同归于尽。好几夜，这个思想一直出现，但是当我一想到神，就立刻发现这是何等重大的罪，我的信心和爱心是何等肤浅，不禁满心羞愧。一面立刻驱除这个恶念，一面求主赦免，并给我力量承担一切的苦难。这件事，至今我回想起来，仍不免捏一把冷汗。

在我所写的那些坦白书中，我始终坚持自己虽有反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思想，这是因为我的信仰所带给我自然有的意识反应，但是我却决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反革命份子，更没有什么反革命集团的存在。这些干部也曾恐吓我妻，盼望能从她口中，得到一些我的罪状，或驱使她来苦劝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和其他根本没有的罪状。但是我妻洞悉他们的诡计，勇敢地向他们宣告，他没有任何政治问题，这是我深知道的。我们曾互勉，要诚实的对待这个运动，若是我们真有问题，就当澈底交代并悔改；若是没有问题，决不望风捕影地乱说。因此，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斗争和学习，他们终于宣告我无罪，将我放了出来。但是神学院却被宣告为“反动团体”，立时封闭了。

解开心灵的死结

1958年，年轻的传道人都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我成了羊毛衫厂的工人。在工厂中劳动，身心虽然疲惫交加，这却不是最苦痛的事，最苦痛的莫过于当时心中有一个死结，总是无法解开。我常是一面工作，一面思想，为什么自从奉献作传道以来，我的路是如此不顺？遭遇也总是如此不幸？我本不愿作传道人，但主却偏要感动我走这一条路。当我真的献身以后，却又经历到他是一条绝路，不但不能传道，反而成了被强迫劳动的问题人物。我想，这一切的遭遇应当是神早已知道的，那么为什么他当年还要感动我献身传道？这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另外，我也常常顾影自怜，因为当时我的那副尊容，连我自己看了也都会感到啼笑皆非。身上穿了工作服，头带罩帽，两手有袖套，腰间系围裙。这样的打扮，又似男又似女，十分尴尬。每次路经工厂外面的大马路，前往饭厅吃饭时，常常更是疑神疑鬼，因怕在路上遇见大学时代那些不信主的同学。我想，这副模样被他们看到，岂不成了谈笑的话柄？有时想到自己的前途，我就料定很难有希望从这当中脱身，本以为余生注定要消蚀在这无聊的苦工当中了。一想到这里，甚至觉得自己的献身传道就是一个错误，但大错已成，只好认了。

这段期间，我虽没有放弃信仰，但却已完全忘记了信仰的真实意义与价值。不仅生活成了无可奈何的生存，内心也没有平安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怎能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有一天，当我又在工作中自叹自怜时，心里忽然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问我: “你为何如此日日寡欢，消极悲观？” “生活没有意义和价值，还有什么力量令我欢乐。” “为什么你的生活没有意义和价值？”这声音又问。“我本是献身传道，但结果却成了被改造的罪人。现实与理想背道而驰，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是你真的犯了错误吗？” 我答:“不是。正因为我要传道，才会落到现今这个悲惨的地步。”“那么，主知道你的心。” 我说:“知道又有什么用？生命是短暂的啊，怎能容许如此无情的浪费？”“究竟怎样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呢？”这声音又问。“当然是荣神益人的生活罗。”——这句话太熟了，以致它能不假思索地就从心里溜了出来。“那么，你在这里工作，能不能荣神益人，孩子？” 这一问，竟把我问倒了；一时，我不知如何回答。“荣神益人”这一句话实在太熟了，我不知讲了多少遍，都已经要变成口号、口头禅了，却很少真正认真地把它与生活联系起来。现在神的灵提醒我，叫我仔细地思想究竟自己在什么情景之下，才能够荣神益人。我立时心中明白，我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境遇中都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但是我的心仍不肯受安慰。这时主的声音又问我:

“当年你好几次奉献祷告的时候，不是都留着泪地向我说:‘主啊，纵使遭遇贫穷、痛苦，无论海枯石烂，我都愿爱你，为你而活’吗？如今这些山盟海誓都到哪里去了？”

我不禁热泪盈眶，才发现自己的信心和爱心是多么的肤浅。虽然我口口声声地说，已经放下世上的名利富贵，但实际上，它们在我的心中却仍然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因为人生观并没有真正的改变，所以心情还是那么容易地随着世界的变动而受影响——虽然身体的劳苦是不可避免的，但那种心灵自卑、自怜的痛苦却是自找的、冤枉受的。想到这里，顿时醒悟过来，立刻就在那台机器面前，一面工作，一面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重新献上我的心给你，真实地为你而活，求你助我荣耀你。”随着这个简短的祷告，我的心间彷佛雨过天晴，已失落多时的平安喜乐刹时再次充满了我。从此以后，工厂中繁重、单调的工作不再使我生厌；因为他们对我而言，已有另外一个属天的意义了。

事奉神五十一年

我献身传道，是在1948年6月30日。记得那天考完最后一堂大学毕业考试后，便立刻雇了一辆三轮车前往神学院就读。当时孤独凄凉，内心充满了胆怯忧患。50年后的6月30日，我却是坐在高空的飞机上，从美国西岸飞到东岸，向两千海外学人传福音。前后的心情是何等的不同！半个多世纪来，历尽沧海桑田，而神的话语却永远不变。而我——一个极其卑微软弱的人，却因靠着神所赐的话语:“犹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以赛亚书7:31），不但未被时代的巨浪所卷去，并且能为他工作直到如今。如今的确证实:历史的片段魔鬼的猖狂史，历史的整体是神的得胜史——神掌管历史。感谢神，因为信他，使我有正确的历史观，因而获得了正确的人生观。

本文完稿时，正值我事奉神整整五十一年。但当年感动我奉献的诗篇84篇的话仍然是那么新鲜，对我的感动力，亦可说是更胜于前。因为其中许多的话，如今都已经不再是应许，而变成活生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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