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离别神学院之际

写在离别神学院之际

文/周小安

生命季刊 总第6期 1998年6月

一、为“神学”说几句话

再过三个月，我儿子周盐光将要过六周岁生日，而我儿子的年龄与我在神学院学习与工作的时间，相差只有一个星期。虽然这些日子我不时在想，在第六个年头上神会把我带向哪里？然而，当我确知此刻就将离开神学院之时，心里仍不免有些惆怅。

我离开神学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峙军兄来电话要我就此谈谈自己的感想。虽然我担心时机是否成熟，但峙军兄提醒我，像我这样蒙神恩召，在读神学路上先行一步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有责任将自己的成败得失向后来者分享。既然如此，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于1992年蒙神带领，进入维真学院读神学。当时，维真学院有两位从台湾来的神学生。我认识他们以后，得知他们来这里读神学非常不容易。事实上，他们为此机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被所属的宗派开除了教藉。原来他们所属的宗派有一个极严格的教规：不准任何会员进神学院读神学，违者开除教藉。这两位神学院同窗的经历实在令我吃惊。我慢慢了解到，在华人教会中，像这样敌视神学的宗派为数虽然不多，但对神学存着种种偏见的基督徒却不在少数。

一种最常见的批评是：神学是头脑中的知识，与生命没有关系；非但没有关系，而且还有害于生命。像这样把神学与生命对立起来的论调不时在讲台上可以听到。我多次听到有人在台上绘声绘色地说：在进神学院之前，有生命，无知识；从神学院毕业时，既无生命，又无知识。我衷心希望读者对这种论调保持警惕。

我也许算得上中国大陆留学生中在“六．四” 以后第一批转读神学的神学生之一，但我并不是首先毕业的。偶尔听到一些先毕业的同道谈到对神学的看法。这些看法中似乎正面肯定的少，负面批评的多。一种看法是：神学是世界的智慧，耶稣才是真正的智慧。这大概是另一种形式的神学与生命对立论吧。

各人对神学的看法互不相同，不能强求统一。（照我的理解，神学最广义的定义是：认识神的科学；而基督教神学的一般定义是：根据圣经启示认识神的科学。在这里，“科学”意味着普遍而成体系的学问，而“认识”并不局限于头脑的认识，也包含着敬拜、交通、联合、同在等等。）然而，如果一位神学生带着错误的成见进入神学院，就难免会对他/她的神学学习造成妨害。这不仅是神学生个人一生的损失，也是基督教会的损失。

在当今时代，基督教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我看来，无非是身份与适切性的张力。在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社会洪流中，如何既保持基督教会的独特身份，又保持她的适切性，无疑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在这个迫切需要神学教育与教会生活携手共进的时代，这两者之间的隔膜不是在减少，反而在增加！作为一个受惠于神学的神学毕业生，我愿意借此机会以自己的经历为神学说几句话。

二、让神医治你的创伤

在数年教会的生活中，我逐渐体验到，一个信徒若不首先蒙神医治他/她的创伤，他/她就很难长成成熟的生命或培养成健全的基督徒品格。同样，神学院的生活也使我认识到，一个神学生若不首先蒙神医治，他/她就很难真正学好神学。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次基督教学术会议，主题是关于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在会上我认识了一位像我一样从学理工科转读神学的神学生。在交谈的时候，她困惑不解地问我：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化不都是人的东西吗？人的东西怎么能同神的东西扯在一起呢？

我告诉她，基督教信仰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宗教信仰，就在于它是“道成肉身”的信仰，不仅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圣经启示是“道成肉身”的启示，整个基督教信仰也具有“道成肉身”的特质。因此，教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基督徒的最高人生目标就是“效法基督”。人和神固然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在基督里，神与人决不是对立的。

那位神学生听了以后，很受启发，她主动向我说出了她在神学院碰到的困惑。她的问题相当严重，连神学院院长也找她谈话，因为她陷在人与神对立的情结中无法解脱。

我同她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接着问她：“你在童年或少年时受到过什么伤害没有？”她告诉我，她的确受过许多伤害，这些伤害使她对人感到厌倦。因此，她在考大学的时候，决意不考文科，永不同人打交道。于是，她选择了理工科。但她万万没想到，在神学院，却仍要与“文科”打交道。

我非常同情这位神学生的经历，其实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小时候，由于“家庭出身”问题（父亲是右派），从小受歧视，养成了自卑、胆小、缺乏自信的性格。文革开始时，我的父、母接连受到冲击。我永远不能忘记，红卫兵对我父亲的批斗会第一次在我家大门口举行的那一幕。当时，“打倒右派分子XXX！”的大标语贴满了我家墙壁，内容相同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围观的群众把我家周围挤得水泄不通。我躲在家里不敢出去，一些小学同学、街坊邻居却挤进屋里来看热闹。当时，我又恐惧、又羞愧（其实我没干什么坏事），真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

进入神学院之后，神特别带领我修了一门“经历三一神”的课程。这一课程的安排有些特别，要求每个学生都加入一个属灵友谊小组。在小组活动中，每个学生都要尽量回忆自己的幼年、童年、少年、青年以及成年各阶段的经历。这一要求对我来说，感到特别困难。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愿意回首往事，因为我觉得那只会带出一些辛酸的情感，徒然影响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一直迟迟不加入属灵友谊小组。半个学期过去了，我去找老师要求作一些调整，以别的项目（如多写一篇读书报告）来代替属灵友谊小组的活动，但老师不予答应。

后来神特别为我组成了一个属灵友谊小组，在小组成员的友好鼓励下，我终于迈出了认识自己、认识神的艰难历程。我终于意识到我心灵深处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根源，也深深体认到“神是父”的神学真理，而这种认识又成为医治我心灵创伤的良药。

当我们心灵的创伤未让神来医治时，它会严重影响、甚至左右我们对神学的看法。有时候，它还会以“属灵”的面目出现，使我们对人、对生活、对文化、甚至对自己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这种心灵创伤便成为我们身上一种精神枷锁。神学生首先所需要的，就是让神来医治，使我们从伤痕的捆绑中释放，成为一个健康、自由的神学生。

三、让神改变你的思维方式

不久前，在一个神学生的分享交流会上，我听到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神学生谈及他对神学的看法。这位神学生的本意是反省来自大陆转读神学的神学生中常见的骄傲心态。他首先很深刻地指出：我们这批人有一种“天生”的本领，就是善于转换“话语”系统，无需费太多的气力就能从无神论话语系统转换到基督教话语系统。接着他谈到自己读神学的经历。他说，原来读神学并不困难，神学课程的要求比起国内马列课程也不相上下，要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并非一件太难的事。

然而，根据我的领会，神学的难易，主要不是从“修课得学分”来判断，而应根据“神学思考方式”来判断。如果从“修课得学分”来考虑，对于中国大陆出来转读神学的神学生来说，读神学也许不太困难。然而，若从“神学思考方式”来看，就不那么容易了。“修课得学分”只是知识的积累过程，而“思考方式的转换”借用库恩的术语，则属于“范式转换”或“范式跃变”。对于后者来说，我认为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

我们首先需要改变的，是一种“红卫兵”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以至我们只能变换思考的部分内容，却不能变换思维模式和框架。在神学院我曾参加过一个研究小组的工作。我留意到，小组中有些成员（包括我自己）在言谈和文字中，“大批判”的气味极浓。结果，研究了一年多，在学术意义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只是一种“情绪”，而且是一种“思考方式”。两者结合起来，成为一种难以解脱的“情结”。这种“情结”成为一种无形的捆绑，将我们紧紧地束缚住，使我们无法真正地学好神学。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正视这种来自我们特殊经历的“情结”，然后才能让神来对付它，使我们获得思想的自由。

其次，我们还需要突破一种“科学实证”的思考方式。由于原来学物理的背景，这种实证的思考方式在我身上根深蒂固。我想，即使是从文科转读神学的人，也同样存在一个类似的、突破原有思考方式的问题。

在我要完成基督教研究硕士学位的时候，我选择了做论文。我根据自己的背景，并经指导老师的同意，将论文题目定为《基督教创造论传统与近代科学革命》。论文完成后，不仅我的自我感觉良好，而且也得到指导老师的肯定。万万没有想到，却在校外评审员那里出了问题。那位校外评审员是华人教会中一位知名的神学家。他对我的论文的整体评价是：基本上不懂神学，没有什么神学价值。可想而知，我的论文差一点没有通过。神借着这位神学界长辈提醒我：不要停留在原来熟悉的思维模式和框架中，要有所突破。

最后，我们需要突破的，也许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思考方式。在教会生活中，也许我们很难超越宗派；然而，我深信，在神学上超宗派是神对我们这一代神学生的托付。神学生似乎有一个“自然的”倾向，要为自己的神学定位：我是路德派，我是加尔文派，我是奥古斯丁派，我是卫斯理派，我是解放神学派，等等。然而，没有任何一个神学的派别是完全的，也没有一个神学派别可以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今日华人教会。

在神学院前三年的学习中，我一直在传统的宗派神学外围打转。说句诚实话，这段时间我很少从神那里得到亮光，使我在宗派神学上有较深的领悟。这时候，神学对我来说似乎是一座座门禁森严的庭院，我只能在外面参观，却不能得其门而入。

感谢神，进入第四年的时候，这情形有了改观。我选修了一门《圣经神学》，由两位世界级的圣经教授联合讲授。神在这时候，对我有特别的光照，让我对神学有了全新的认识。从此以后，我开始像小孩学步一样学习按圣经来思考。首先，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还是传统神学上的教义，都尽量直接回到圣经，从圣经中寻找经文根据。此外，在解释经文时，尽量留意不要让流行的成见曲解了圣经，尽量倾听经文对我们说话。这当然是一个持续一生的学习操练过程，但对我们神学生来说，愈早进入这个过程就愈好。

四、在教会和事奉中学习神学

我于90年决志信主，当我92年转读神学时，属灵生命无疑十分幼小，对圣经也相当陌生。我留意到，在这种属灵状况下读神学，至少在华人教会的传统中是破天荒的新事。然而，神确实呼召了相当一批像我这样的人来读神学。问题在于：我们这批人是否获得了“生命挣扎”的“豁免权”呢？

答案是否定的。神呼召我们在属灵经历尚浅，属灵生命很幼小的状况下进神学院深造，却并没有豁免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必经的生命挣扎。这种“生命挣扎”是在我们边读神学，边参与教会和事奉的过程中经历和体验的。我留意到一个事实：像我这样的神学生，如果为了应付神学院的功课而逃避脚踏实地的事奉和有深度的教会生活，到头来几乎都不能坚持到底，结果是半途而废，离开神学院。

神学生参加事奉，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陷井。有的神学生会不自觉地在初上事奉道路时，尽量发挥他原有的才干。如果他/她原来就能说会道，巧言善辩；或具有组织才能、领袖魅力；或有一技之长、学有所成，当他/她将这些才干尽情发挥时，很可能会产生一些“轰动效应”。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谦卑谨慎，以至丧失了自知之明，反而被眼前一时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就很可能落入自满自足、固步自封的陷井。当“轰动效应”过去以后，便会发现自己错过了宝贵的建立扎实根基的时机，势必对以后一生的事奉铸成难以挽回的遗憾。

最能提醒我们保持谦卑的，莫过于冷静地观察那些受我们“影响”的人，他们的生命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话是可信的。然而，人的话语和魅力，虽然也可能产生一时的显著效果，却无法带来实质性的生命转变。

在初信阶段，我曾从理性和科学的角度出发，对科学与宗教、灵魂与物质等问题作过深入思索，也颇有心得。当我以这些话题来作见证或传道时，我发现很能引起听众的兴趣。然而，我渐渐察觉到，这样的话题虽能吸引人的兴趣，却缺乏了一种转变生命的力量。后来，神带领我离开这些话题，进入神学的更深处。我很快发现自己事奉的能力显著地“降低”了，甚至不免产生一种瘫痪之感。

有一段时间，我带领的查经小组，常常门庭冷落、令人心寒。然而，在这样的经历中，我得到了两个宝贵的收获。首先，它净化了我事奉的动机。每当我为小组很少人参加而不安时，里面总有一个声音在鼓励我：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知道这声音是从主而来，它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安慰，使我有力量忍受“寂寞”，而决不放弃。我深深体会到，如果我真心实意地事奉主，又全心全意地信靠他，就能在看不到果效时仍然有平安，并能坚持到底。

其次，它使我不能不谦卑，不能不更加地依靠主；同时，它也使我更不满足于自己现有的神学水平。“寂寞”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鞭策我更深地挖掘神学的宝藏；同时，也更深入地探索现代人内心深处的需要和饥渴。在一段时间，神就是借着这种“寂寞”来引导我学习神学，而这种“寂寞”只能是事奉中的“寂寞”，它与逃避事奉的“寂寞”有天壤之别。

教会生活是灵命成长最适宜的环境。“最适宜”在这里并不一定意味着温室般的舒适，有时反而可能是干旱或急风暴雨。“最适宜”在这里意指最有利于培育健全的属灵生命。基督徒的品格塑造是不能脱离教会群体的。“分别为圣”意指不与这个世界的潮流和罪恶同流合污，它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独善其身”、“洁身自好”、“孤芳自赏”、“清高脱俗”、“隐居”等修养之道其实是“貌合神离”。因此，从生命成长来看，神学生决不能脱离教会生活来学神学。

即使从学神学本身来看，有深度地参与教会生活对于每一个神学生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神学才能与教会生活的实际密切相联。我曾在所在教会的成人主日学里教过十个月的神学，结果很不理想。实际的经验告诉我，教会最感兴趣的是“教会神学”，即基督徒如何面对日常（包括教会）的生活。而当今教会最需要的神学则是“救恩神学”，即基督的救恩对现代人究竟有哪些基本而普遍的意义？遗憾的是，现代神学恰恰在这两方面都不能充分地供应教会的需要。但这并不表示神学对于教会是无关紧要的；而是说现代神学必须在“救恩神学”和“教会神学”这两方面更切实地回应教会的需要。

五、领悟整全的真理体系

现代世俗主义无孔不入，渗透着现代生活的各个层面，生活在其中的基督徒很难不受其影响。而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转读神学的神学生，还曾受过唯物主义的洗脑。无神论早已渗入我们的血液之中。一些特殊的个人经历，或从个人经历出发对一些圣经经文的个人体会并不足以与渗透一切的世俗主义与唯物主义相抗衡。所以，我在《生命季刊》创刊号的“编委寄语”中曾说过：“当今中国教会最需要的，恐怕是既扎根于圣经、又能切实回应当代需要的真理体系，和既合乎真道，又具有华人特色的基督徒灵性。”那番话并非随便说说而已，而是我对数年教会生活经历的总结。

在这里，我冒昧地将自己在基督教真理体系上一点尚不成熟的想法写出来，以达抛砖引玉的效果。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总原则，我接受奥古斯丁和安瑟伦提出的“信仰寻求理解”的原则。在这个总原则之下，作为真理体系的基督教神学需要回答四个信仰的基本问题：（一）信仰是怎样发生的？（二）信仰带来什么结果？（三）信仰有什么根基？（四）信仰是否合理？

第一个问题是信仰的发生问题，由“救恩神学”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是信仰的果效问题，由“教会神学”来回答。第三个问题是信仰的根基问题，由“圣经神学”来回答。第四个问题是信仰的合理问题，由“辩道神学”来回答。

与上述信仰总原则同样重要的，是信仰的权威秩序。基督教信仰的最高权威是圣经。圣经作为信仰的最高权威包含二个方面：一是圣经作为经典文献的最高权威，二是解释圣经的权威。这两方面虽然不同，却是不可分割的。历来的异端（例如耶和华见证人）往往并不否认圣经作为经典文献所具有的最高权威。然而，它们却在解经权威方面否认历代基督教本于圣经的信条和现代教会理解圣经的共识所具有的权威性，而将解经权威全部归于个别的领袖。因此，一个整全的基督教真理体系必须包含一个正确的解经权威秩序：(1)圣经本身，(2)历代基督教本于圣经的信条，(3)现代教会理解圣经的共识，(4)个人对圣经的理解与经历。

六、结束语：活出“神学”

最近，我很清楚地知道主带领我离别神学院，进入教会服事。我非常乐意顺服主的带领，并以为主一定会让我在教会大显身手，发挥过去近六年所学的神学。却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与我的想法刚刚相反。主没有要我显什么身手，反而要我安静。连我本来在教会为同工开设的圣经真理课程以及主日讲台事奉都要暂停，转而去做一些我所不熟悉的行政工作。坦白地说，我开始很难接受这个变化，因此内心起了激烈的冲突。经过祷告，主让我明白，除了学习神学或教导神学，主更愿意我活出神学。我只需要确信主的带领，就无需计较做什么样的工作。当我将自己完全降服在主的脚前时，主赐给我极大的平安。

(作者附记：在结束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由衷地感谢我的指导老师许志伟教授和那些知名与不知名的弟兄姐妹，他们为我过去在神学院将近六年的生活、学习和事奉作出了爱心的奉献，若没有他们的指导和支持，我在神学上的任何进步都是难以想象的。愿神的祝福从天上加倍地临到他们。)

周小安　来自中国大陆，现居温哥华，为佳恩基督教会传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