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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恩
文/王峙军
《生命与信仰》第9期
作为《生命与信仰》的编辑，我常鼓励别人把他们的信仰经历写出来，好叫读者借着这些经历，看见耶稣基督改变罪人生命的大能。这一次，轮到我鼓励自己来写自己的信仰故事了。
每次讲自己的见证，我常会引一段圣经，就是《新约•以弗所书》第2章1到10节。那段经文一开初就把人类灵性的悲惨处境指出来了——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觉得这句话是直接对我说的：在我没有被耶稣救活以前，是一个灵性上的死人。不但是死人，而且是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之中。接下来，圣经说，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都是“悖逆之子”，就是悖逆上帝、顺从撒但的人；这样的人，有邪灵在他们心中运行。再接下来，圣经又说，生活在罪中的人也是“可怒之子”，是一群要承受上帝的忿怒与公义刑罚的人。
读到这里，你眼前是否一片黑暗？又是“死在过犯在罪恶之中”，又是在邪灵控制下的“悖逆之子”和“可怒之子”——人在罪恶的泥潭里挣扎，真是没有希望！
但突然，圣经给你开了一扇门，有恩光照出来——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祂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多么奇妙的“然而”！这扇叫作“然而”的门一开，我这绝望的人就一下子被带进神丰富的怜悯和恩典里了！
我是罪人，耶稣是救主。
我罪当死，但神有赦罪之恩。
罪与恩？
是的，罪与恩！
难怪查尔斯•卫斯理在名为《奇异的爱》的圣诗中这样写道：
“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竟蒙宝血救赎恩！”
这是令人震惊的“罪人之问”。
我的故事可以从这里开始……
一、饥饿的颜色
1955年9月，我出生在中国河南省的郑州市。听父母说，我出生后的头一两年，家里的日子过得还算幸福。父亲是政府里的一个职员，母亲在医院做护士，收入不算很高，但足够一家人生活了。但是不久，父亲就被划成右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去了。母亲带着三岁的我和一岁的妹妹，回到了老家兰考县。母亲和我们之所以被送回老家，是因为母亲坚持不跟父亲离婚。母亲是党员，组织上就问母亲要党还是要丈夫。母亲回答说不能叫孩子没有爸爸。这个回答叫组织上有些失望，于是母亲失去了党和工作，回老家乡下当了农民。
我们是1958年回老家的，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就来了。这个“自然灾害”最显著的特征，是人们普遍感到饥饿。饥饿剥去了村子里的树皮，并且为村子里大人孩子的脸，都染上了尘土的颜色。我记得那时候像我这样大小的孩子，一群一群的，像小老鼠一样到处跑着找吃的。如果看见一个孩子在沙土地里挖出一粒残留的花生，我们就感到他算是找到了人生最大的意义。他在那里嚼那一粒花生时，我们大家在精神上也与他一同大嚼特嚼。
若干年后，我和妻子在美国的一家神学院读书，每次看见八岁的儿子吃饭时不知爱惜粮食，米饭粒面包渣撒一桌子，我就用自己小时候挨饿的故事教育他。他瞪着眼说我这故事是编的。而且说，你如果真饿，那你为什么不去吃汉堡包，或者吃饺子吃鸡蛋。他对挨饿概念之陌生，以及他让我在60年代的河南乡村吃汉堡的建议，叫我哭笑不得。后来，更有趣的是，每当儿子吃饱饭后，就对我说：“爸爸，再讲一讲你小时候挨饿的故事吧。”那时我心里就想，儿啊，你是要用爸爸挨饿的故事助消化呀！
我们家能勉强吃饱肚子大约是在1963年。那一年我小学三年级，父亲从一个监狱性质的劳改农场，换到另一个农场继续劳动，母亲也回到县城医院当护士。我印象中，那时候整个国家也勒紧腰带刚从自然灾害中走过来。我们家的小桌子上开始有高粱面做成的馍馍，好像也可以放开吃了，菜汤里也出现了油花。
我第一次偷母亲的钱，就是在刚能吃饱肚子后不久。看到街上商店里开始摆起鸡蛋糕或小甜面包之类更好吃的东西，我的胃口就不能满足于只吃高粱面馍馍了。一次我看见母亲把领来的工资放进一只小木箱里，就拿出5元塞进了自己口袋。我揣着这5元钱到街上尽情吃了一顿，把剩下的钱藏在书包里。母亲检查我的书包，发现这些来路不明的钱，问我是从那里来的。我起先想编个瞎话说是拣的，但母亲查看了小木箱后发现我是偷的。这自然是要打一顿的。母亲刚打下来，我就大喊：“妈，我改了！”我知道我喊叫的声音越大，母亲打得就越轻；只要我喊叫三次“我改了”，母亲基本上就住手了。小孩子的诡诈真是无所不在。
我当然没有改。偷了家里的偷公家的。一次和另外两个孩子一起，把医院伙房的一个大铁炉圈偷出去卖了。一块八毛钱三人平分，各人买了一堆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没有消化完，我就被母亲从被窝里拉出来打了一顿。因为整个医院里都知道我偷了伙房的炉圈，母亲的难过是可想而知的。那时候，人们似乎并没有浓厚的罪恶意识，偷窃行为常常被淡化为“拿”，小孩子的偷也只被看作是“恶作剧”。所以偷窃慢慢变成了一种众人可以接受的整体文化行为，以至于人人是贼。我不必诸一地开列我一生中所有的偷窃行为，但我知道我归主前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因潜伏在生命中的贼性而不断地偷窃。有些偷窃行为，只有我们剥掉人们所加于它们的各种美丽外衣之后，才能直接称呼它们为偷窃。
我是在文化革命开始后的两年间，脱掉童年的衣服，改成少年人装束的。文革初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我已写进一篇题为《猫殇》的小说里了（见《海外校园》1993–94精选本）。很多事情经过艺术加工后，丑恶被审美所掩盖。实际上，一些那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其丑恶程度，就连我如今历尽沧桑之后，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比如，作为一个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我为什么要在斗争会上用各种办法毒打和折磨一位以前对我十分友善的老医生？我自己的父亲在农场被人批斗、折磨，而我则在另一个地方毒打和折磨着别人的父亲！那时，一个孩子将自己里面的仇恨、苦毒，借着摧残别人的身体发泄出来时，为什么竟会觉得“好玩”？我在那篇小说中写到，在这种仇恨与苦毒无处发泄时，一只可怜的猫儿就成了牺牲品，成了被屠杀的对象。的确，我在文革开始之初，真的杀死过一只瘦弱的小猫。
在我13岁那年，文革的疯狂期基本上过去了。我也随着母亲再次到了乡下的卫生院里。乡下生活的匮乏迫使我拼命找书看。就是在那时候，我接触到一位乡村中学老师，从他那里借得一本冯至翻译的《海涅诗选》和一本鲁迅的《且介亭杂文》，这两本书大大激发起了我的文学兴趣。我没黑没白地背掉半本子海涅的诗（那时背的东西到现在还忘不掉），来满足灵魂的饥饿。学写文章就模仿鲁迅。哪知道鲁迅思想中有点价值的东西是模仿不来的，最后自己倒落了一身尖酸刻薄的气息。但那时真正迷恋的还是毛和马列。于是又囫囵吞枣地背下毛的许多著作和诗词，以及马恩《共产党宣言》等书的一些章节。这样的生活，直到我1972年底去当兵才告一段落。
二、走向大海
我在豫东平原上长到17岁，就去海南岛当兵了。我当的是海军，不是那种坐着军舰下海的海军，是陆地上的雷达兵，属海军管。但无论如何，在我的生命中，平原开始和大海有了联系。记得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大海是在一个军营的山坡上。在那里可以一览无余地观看傍晚的海面。那天大海不知怎么就对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迫使我从山坡上喊叫着冲下去。十七八岁的样子，个子又小，发的军装肥大，鞋子也不合脚，跑下去的时候跌跌绊绊的，鞋子也跑掉了。等跑到海边，才发现大海其实十分安静，波浪轻轻拍着沙滩，远处是几片被夕阳抹红的归帆……我才知道原来是自己太不安静了。
在我当兵的时候，当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须有很好的政治条件。按我当时的条件，兵肯定是当不成的。因我父亲还拖着一条右派尾巴，别人随时都可以踩住你的尾巴，叫你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当时父亲被称作“摘帽右派”，意思是，右派帽子给你摘掉了，你的右派成了“历史问题”。然而一成“历史问题”，反而更麻烦了。无论是父亲还是我自己，生命中就有了一片似乎永远也抹不去的阴影。
但后来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在我申请当兵的那一年，我们县新来了一位县委书记，一问，竟是我父亲以前的老同事。他问过我们家十几年的遭遇后，自然是唏嘘不止，就问我们有什么难处需要他帮助解决。母亲就说孩子想当兵。他说这事不难。于是打电话指示公社武装部长把我当兵的事办了。书记让办就办。这样，我就在1972年12月如愿以偿当兵了。
12月份的豫东已经很冷，200多新兵从各公社集中到县里，用几辆敞蓬大卡车运到一百多公里外的火车站，再装进闷罐子车往南方拉。因为是去南方，就没有给我们发棉帽子，当卡车在寒风中奔驰时，耳朵冻得像被风一片一片削掉似的。然而就这样也挡不住一车新兵对美好前途的畅想。特别是我，一边用毛巾包住耳朵，一边计划着在部队要如何努力，争取两年后当上排长，再过两年当连长，再两年营长，然后团长、师长……这个在卡车里开始的梦，进了闷罐子车仍在延续……几天后，我们这些平原上的孩子被闷罐子火车带到了南方。从闷罐子车里出来，我感到自己就算正式进入人生了。
我当了四年兵。争取入团用掉了将近两年，入党又用掉两年。这入团、入党的艰辛，早把卡车里的梦打得粉碎。入团这种事情，对那些政治条件好的人，一般在新兵连就解决了，我的考验期却十分漫长。入党就更不用提。入党申请书写了好几稿(而且一点也不敢使用鲁迅笔法），谁看了都说写得好，但就是一次次通不过。当兵的几年时间里，心灵扭曲得厉害。骄傲、反叛、目中无人、极度虚荣以及这一切所掩饰的深深的自卑，都混杂在一起。我因为读了一点书，写了几篇文章，在没有文化的人中，就成了有文化的人，在不会写文章的人中，成了会写文章的人。一时间，团里、军里的新闻报导组、文学创作组和“战士理论组”，都允许我去滥竽充数。为了追求发表数量，没有新闻就编新闻，没有理论就抄报纸。那几年报纸上的新闻垃圾和理论垃圾中，就有我的一点点贡献。没想到，这些“贡献”后来竟成了我能够入党的重要条件。
现在想来，搞这些事情，其中也有一些积极意义，就是我的求知欲被大大激发起来。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创作组住在海南师专（现在可能叫海南大学）校园里，这里的图书馆是全海南藏书最多的地方。那时图书馆还没有对外开放，凭着部队的介绍信我可以到里面读书和借书。在那个图书馆里，我又产生了扑向大海的感觉。我在那里认识了莎士比亚、莫里哀和契诃夫，认识了许多唐代诗人和现代作家。看了莎翁的悲剧、莫里哀的喜剧和契诃夫的小说，才知道什么叫悲剧、喜剧和小说。看到书架上几巨册唐诗乐府，一时间竟愣在那里，感叹文学居然可以如此丰富。但人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存在。对着这些文学名著，一方面心存求知的渴望，一方面又流露出据为己有的贪欲。一天，四顾无人，我抓起一本厚敦敦的唐诗乐府就塞进了水兵服里。后来因为书太重，怕人发现，只好作罢，换了一本刘逸生着的《唐诗小札》揣进怀里。我信主以前，从不认为偷一本书是什么大事。但归主后就常以此为可羞耻的事情，希望有机会向这家图书馆道歉并还上原书，或买一本新的代替它。
除了偷书这件事，另外两件事也使我深深自责。一件是杀死“五七干校”劳改干部养的鸡，一件是赶走一位到我们军营里接自来水的农民。我前面说过我是一个用骄傲、反叛、自视清高来掩饰深度自卑的人。这样的人常常会蔑视和欺负比自己更低、更弱的人。这种蔑视和欺凌弱者的动因，是由于莫名的忿怒与仇恨。我在文革之初杀死那只幼弱的猫和在批斗会上折磨那位老医生，都是出自人性中这种邪恶的因素。
我们连队的营房挨着一所“五七干校”，干校里都是一些从城里下放的干部和教师。他们的宿舍就在我们连队的菜地旁边，他们养的鸡常常跑到我们的菜地里，有时菜苗刚种上，一转眼就跑到鸡肚子里去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天我拿着一把砍刀来到菜地，对着几只正啄食菜叶的鸡甩过去，就打中了其中的一只。这时有一个瘦骨嶙嶙的下放干部走过来，说这是他养的鸡，希望我把死鸡给他。我忿怒地瞪他一眼，捡起那只死鸡就扔进了菜地边上的粪池里。那人用无奈的目光看着我，如同犹太人在集中营里看着德国士兵杀死自己同胞的目光。我那时觉得你是活该，但今天我真希望找到那位瘦骨嶙嶙的干部（他该有80岁了吧），向他谢罪，并按照圣经中税吏撒该的做法，买四只鸡还他（路加福音19章记载，罪人撒该对耶稣说：“主啊，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从军营穿过干校，再往下走就是村民的茅屋了。山区里吃水不容易，村民们常常要跑很远去挑水。我们因为有自己的小水塔，可以用自来水，但不允许农民来打水。一天傍晚，一个村民挑着两个水桶来打水，我立即制止他。那位农民实在不甘心空着水桶回去，并不听我的斥责，只管接水。我的“权威”竟被一个农民冒犯，就怒火中烧，于是走过去倒掉他桶里的水，命令他马上离开。若有人拍下这个场景，放进老电影里充当国民党士兵欺负老百姓的镜头，可能比扮演出来的还逼真一些。那时，我对那怏怏离去的农民身影充满怒气，今天则充满歉意。
亲爱的主，我在你面前献上悔改的祷告，求你赦免我偷窃、欺凌弱者的罪。我已经无法找到那些被我欺凌的人，向他们道歉；但主知道他们在哪里，求主用恩手抚平他们因受欺凌而留下的伤痛。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在弱者中我是真正的弱者。我在陷溺于已罪、有能力做恶、无能力行善的弱者。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诗人大卫愿意如此在你面前祷告（诗篇第51篇），而我也愿意以他的祷告向你献上我忧伤痛悔的心——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
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归顺你。
三、穿过夏天
1981年夏天，我因参与学潮被开除党籍并离开大学后，曾计划以“穿过夏天”为题，写一写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生活。但因我生性疏懒，写了提纲，就停下来了。现在我把这个题目用在这里，来描述一下那个如夏天般热情的时代。
七十年代末进入大学的那一代人，是沿着一条苦难的长廊，与共和国一同走过来的一代人；他们喜欢把自己的人生前途与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去思考。也许有人会认为那只是一种肤浅的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在当时十分宝贵。比起今天一些年轻人的杯水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那种“肤浅”已经算是深刻了。
我1977年夏天退伍回到河南，那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一大群文革中耽误了学业也耽误了青春的年轻人，在1977、78、79三年中陆陆续续涌进大学校园，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观。我是1978年考进大学中文系的。进校以后，由于我的党员背景，又在部队干过，就任命我作年级长和年级党支部副书记。父亲那时右派也平反了，我心中的阴影也消除了（好像右派那时开始变成一个褒义词了，电影里一出现右派，总是那种受了冤屈的忠诚、正直的形象）。然而，正是这些外在环境的改变，使我里面的骄傲、轻狂与浮躁有了更多的表现空间。而且这种内在的人格形态，却常常被赋予一种看似正义或庄严的外在表现形式。
那时觉得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我们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时间，五四青年的热血又在我们的血脉中滚动，好像我们这一代人真能为中国找到一条走出苦难长廊的道路。这样的激情，这样的狂热（当然也有真实的东西），都在我那一段时间的诗歌中表现出来了。1980年下半年，是我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四年的海岛生活，使我的诗歌中充满了船与海的意象。在其中一首题为《诗誓》的诗中，我对自己追求真理以及要为人民命运奋斗的坚定性，做了这样的描写：在被风魔所拥吻的大海上，“我”驾着一只载满“我”的诗歌的小船，匍匐前行。这首诗的最后一段写道：
对岸，如果没那一粒粒
灯火，——灯火般的
眼睛，——眼睛般
渴盼的心
我为何要走这剑齿般的路？
倒不如让风暴把我
连同我滴血的诗
颠覆在海的深谷
那样，天晴后
海水会变得蓝些……
这首诗发表后不久，我就因参与学潮被拘捕了，时间是1981年6月。学潮发生在1981年1月，当时因学校治安状况恶劣，学生开始贴大字报，最后发展到罢课、罢考，以至上街游行。在校园内大家喊的口号是“维持学校治安”、“打倒官僚主义”。可一上街，口号就变成了“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几千人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喊着口号，好像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在我们的歌声和口号声中立时就会改变。我那时年轻，嗓门也大，竟被官方误认为是第一号学运领袖了（用他们的话说，是“某某政治事件的主要头头）。40多次盘查、审问，最后被戴上手铐送进了拘留所。进去后，我才知道他们称牢房为“号子”。我住的“号子”短短几天就由8个人增加到12个人。那“号子”就是世界的一个缩影（我在“号子”里学到不少有关人性的功课）。
在“号子”里的第一个夜晚，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觉，脑子里一团乱麻。“要自由”的口号，我喊得最响亮。然而不但没“要”到自由，自己反而给弄到一个更不自由的地方来了。越想越觉得人生中有许多事情太奇怪。
我在牢里住的时间并不长，十天后就被放了出来（有点像今天的“密集课程”）。释放时，党籍被开除，大学也读不成了。这个人生命运的骤然转变，使我很长一段时间恍然如在梦中。但最叫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个我喊得最响的“自由”。党籍诚可贵，学籍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视自由如生命，但什么是自由呢？这问题盘桓脑际，久久挥之不去。没有进监牢前，深感生命中缺少自由，于是就“要”自由；捉进去之后感到更不自由。那么放出来呢？自由了吗？仍然没有。我虽然身体出了牢狱，但灵魂似仍在捆锁之中。被释放后不久的一个夜晚，我爬上一座小楼的平台，面对星空我问：“什么叫自由？”那一刻，似乎满天星星都变成文字，也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九年后我才找到。那一年夏天，神的儿子耶稣救了我，我才知道，原来自由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形态——“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一书5:12；约翰福音8:36）。当耶稣——自由生命的源头与本体——来到我生命中的那个时刻，自由实现了。
然而，那定意要救我、赐我自由之生命的主耶稣是怎样找到我的呢？
四、“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这是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堕落后，神在伊甸园中对他发出的呼唤。其实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只渴望听到上帝呼唤的耳朵。然而，尽管神的呼唤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但由于这只渴望聆听的耳朵被人的罪堵死了，人还是又聋又瞎，且硬着颈项反叛上帝，在灭亡的路上狂跑。
1982与1983年之交，这声呼唤临到了我，但那时我的耳朵也是堵死的。
1981年6月中旬我被从看守所放了出来。释放当日，我就被押送回原先的工作单位，在那里做了资料管理员，一个月有三十几块人民币，可以养活自己。政府这样做已经很宽宏大量，后来听说原本是打算多判我几年的。我这样的人，据我们当时的大学校长说，如果在文革中，是应该“这样的”——他边说，边拿手在脖子上一抹。既然没有被“这样的”一抹，那我还得继续活下去，走自己的奋斗之路。但那段时间里，常常醉酒，长歌当哭。一次酒醒之后，想到人生与现实，忽觉眼前的一切都陌生得叫人惊悚。免不得又是一番感慨。于是旧病复发，赋诗“说愁”。那首诗是我被释放后写的第一首诗，题为《陌生的河》，开头是：
波浪打湿了记忆的
边缘，溶解着
凝缩在深处的悲苦
一颗震颤的心在呻吟——
我的陌生的河哟
我的陌生的河哟
结尾是：
如果你不是流向太阳
我为何要执着地歌唱
脚印、眼泪、歌声
偎依你翻卷的波浪——
我的陌生的河哟！
由此诗可以看出，我曾以沸腾的血液向之倾诉的那个对象开始变得陌生。但我仍未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太大的失望情绪。即使在不久后一首名为《在死海上》的诗里，我还是表达了一种对自我生命能力的肯定：
在死海上
一切都死了，或者，正趋于死
波浪已经凝固，凝固成
以埋葬为职责的山峰与深谷
看那一盏遥远而渺茫的灯火吧！
那是死了的灯火，如同
垂死的鲨鱼呆滞的目光
唯有他
最后调动着周身的血液
把他那被风暴打得歪斜的船头
深犁进冻僵的海面
他颤抖着嘴唇
为自己讲述一个淘金人的故事
他怕这声音一停下来，就会
软化了他握桨的手臂
这是在死海上
是的，在死海上……
这首诗写于1981年9月。“淘金人”是杰克•伦敦小说《热爱生命》里的主人公，曾和一只垂死的狼争夺生存的权利，而诗中的“他”则用这故事鼓励自己与命运搏斗。此后，我整整五年没再写诗。我开始复习功课，用心读书，准备考研究生。在大学时忙于忧国忧民，许多该读的书都没有读。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只是当兵时读了《哈姆雷特》，但那段时间就把整套全集读完了。可是，在当时政治审查制度还相当严格的情况下，考研究生容易吗？好心的朋友劝我说：“你这政治条件，恐怕不行。”我心里也没底，只是对朋友说：只要命运之门有一条缝，我就要拿头去撞。
就在我要用头去撞命运之门时，我的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敲响了我的房门。时间是1982年年底。
她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从武汉进修回来，弯到我居住的小镇上来看望我，并为我带来一些复习材料。在她带来的书中有一本是英文的新约圣经。我当时没太在意，想到她是学英文的，读英文圣经也很自然。但有一天，她对我说她是基督徒，使我十分吃惊。我原以为基督徒只有在文学作品和电影中才出现，可这位看上去很正常的朋友却说她就是基督徒。而且事情并没有停在这里。她接下来劝我信耶稣，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当时想，我刚刚摆脱共产马列的精神枷锁，怎能再为自己找一副基督教的镣铐呢？于是，我对她说，我是无神论者，很坚定，不能相信一个虚无飘渺的上帝。她问：那你信什么呢？我说我只相信我自己，信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她不跟我争辩，只是微笑。她知道我在大学里骄傲狂妄，目空一切。她担心我可能不会把她放在眼里。
其实不然。在我心目中，她很好，很善良。一个良善之人的宗教，一定有良善的成分（我那时仍以马克思的“鸦片说”为宗教的“定义”）。于是我想，我可以不信她所信的上帝，但我没有权利让她不信她所信的上帝。信仰是什么呢？无非是一个精神的港湾。她需要一个港湾。当然我也需要，但不是这一个。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到基督教信仰。而且接触到的不是经典与教义，是一个活生生的宗教的人。（在一个宗教的人里面，经典和教义，甚至其信仰对象都是隐藏的——你看见的是一个生命。但如果没有经典、教义和信仰对象，这个宗教的人又是空洞的和无生命的。当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时，只证明了他对宗教的无知。不信宗教的人给宗教下定义，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虽然我那时没有接受我朋友介绍给我的基督信仰，但接触到这个信仰，的确是我人生中的重大事件。这是那亘古呼唤对我心灵耳朵的第一次撞击。然而我的耳朵有毛病，听不见上帝的呼唤。诗篇第14篇1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我就是那愚顽人。我拒绝上帝。我不允许上帝以一种在我看来是虚无飘渺的存在形式，介入我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生活。我要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后来我才明白，连我的愚顽与刚硬，都是上帝在我生命中行施祂至高主权的结果，正如罗马书9:18所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事实上，上帝拒绝了我的“拒绝”。信仰与生活都常常以悖论的形态呈现。当我说我拒绝上帝时，我和我那位笃信上帝的基督徒朋友的友谊反而越来越深。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我希望以后用更多的篇幅写一写我的妻子。我为上帝将她带进我的生命而感恩不尽。她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候，答应与我相携而行。我不知道在我长达八年抗拒上帝恩典、也给她带来忧伤的日子里，她在上主面前献上了多少掺和着泪水的祈祷。但神恩无限，不轻看她的眼泪与祷告，在悦纳和拯救的日子，神从高天伸手救我脱离了罪恶与死亡的大水。这是后面的故事。
现在我要说的是，当一个基督徒成了你的妻子时（我们1983年8月结婚），你的生活和这个信仰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了直接的碰撞或冲突。我举个例子，比如祷告。祷告是基督徒的最基本的生活内容，追求上进的基督徒都渴慕祷告。对今天的我来说，祷告是我的呼吸，我每天以祷告为祭献给我的主、我的神。我也以祷告为从神支取恩典与能力的渠道。但在我当初不信神的时候，祷告对我来说，不过是一种在现实中远眺虚幻世界的自我安慰形式。可我妻子常常拉我跟她一起祷告。我必须强忍烦躁接受她的邀请，因为爱她就得迁就她。但祷告完了，妻子很喜乐，很满足，我却一副痛苦的样子。我知道自己并不相信。如此“祷告”，岂不是在过虚伪的宗教徒生活？
我那时满脑子想的就是靠自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1983年5月我参加了武汉一所大学的研究生考试，报考的专业是世界文学。考完后我开始坐卧不安地等待结果。结果是，成绩第一名，但因政治问题学校决定不录取。我不死心，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放过这次读书的机会。最后，奔波了将近一万里地，找遍了所能找的各种关系，希望还是破灭了。
离开武汉的那天，我来到那所大学的校长办公室，想再求这位搞科学社会主义出身的校长施恩与我。校长合上手中的报纸，抬起眼睛问我：“听说你为这件事还给胡耀邦总书记发电报了？”我说是的。我的确跑到邮局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发了一份300字的电报。“这样一件小事你也麻烦总书记？”我心想我是病急乱投医，这事对总书记是小事，对我是大事。其实我也知道那电报能不能发出去都是问题；虽然我已付了费，但通常邮局会认为发这类电报的人脑子有毛病。校长最后说：“回去吧，别跑了。在我们国家，每一所大学都归共产党领导……”
我一下子发现我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那天，我沿着一条小路无目的地向前走着。天空云层低垂，一如我当时的心境。我一边走，一边让沮丧和失望尽情吞食着我的思绪，不知不觉走到了长江大桥上。我站在桥上，看着向东奔流的江水，突然感到人生还是有希望的。只要自己不倒下，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拦阻你前进的脚步。
其实，就在我站的那个地方，每年都有人因对生活绝望而跳进滚滚江水。
我也跳吗？
不。
五、神从高天伸手
在1983年8月到1985年6月的两年时间里，我开始寻找另外一条奋斗之路：做生意，开书店。一次，我登着三轮到火车站拉书，一位昔日的大学同学看见了我，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跑过来。我当时汗流浃背，正上一个斜坡，便对他吼道：“快推！”那同学忙跑到车尾，帮我把一车书推到平坦处。我的这些同学们，许多人当时在官场已经开始发达了。不知他们看到他们昔日的“年级长”这副苦力模样，该作如何感想。
妻子看我“奋斗”得很苦，也知道我内心比外表更苦，就在安慰中劝我：求神吧……看看神会为我们安排什么样的路。这些话增加了我的烦恼。我心想，又是神！我和朋友合伙开的小书店被大水淹掉时神在哪里呢？我蹬着三轮累得精疲力竭时神在哪里呢？我被命运捉弄得一塌糊涂，一喝酒就醉，醉了就痛苦呻吟，神能听到我的哀声吗？
那时我们已经有了孩子（我们的儿子在1984年8月出生）。我对妻子说，孩子要喝牛奶，牛奶是要用钱买的，钱要花力气去挣……生活如此现实，你为什么老想着那位虚无飘渺的上帝呢？妻子和我都在一样的难处里，我是外表刚强，内里十分脆弱；而妻子是外面脆弱，内里则异常坚忍。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她有上帝作支撑吧。可我没有。我必须自己把三轮车蹬上去。
妻子看我心底刚硬，只好为我祷告（在我一生中她是为我祷告最多的人）。我的岳父——一位敬虔的老基督徒，也为我祷告。还有几位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宣教士也恒切地为我祷告。那几位宣教士是我妻子的英文老师，也在她属灵的事情上给她许多帮助和安慰。一次，妻子去问一位她十分敬重的女宣教士：“你看我丈夫还有希望吗？”——妻子的意思是，我还有没有希望得救。那位宣教士犹豫了一下，然后用不太流畅的中文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很骄傲。”
这个回答让我妻子备感伤痛。她真害怕我“没希望”了，就不断流泪，祷告更加恒切。一天，她很动感情地问我：“你知道人死后到哪里去吗？”我当然知道她所期待的答案是什么。我说：“上天堂，或者下地狱。”她的眼睛湿润了，说：“我们这么相爱，到时候我去了天堂，你去哪里呢？”她故意回避不说“下地狱”这几个字。我看她说得如此认真，就以戏谑的口气“安慰”她，我说：“你放心，到时候你只管去天堂，我就在你们的天堂外面搭一个小棚子，享受一种基督徒家属的待遇……”（后来当我传道作见证时，说到我的戏谑与顽梗，人听了会笑；但我心里的感觉却是想哭。主啊，你实在是大有怜悯，没有在我悖逆之时收取我的性命。我信主之后，才知道原来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并没有一块空白地带是让“基督徒家属”搭棚子的。天堂或地狱，人没有第三种选择。所以我常劝夫妻中若有一人还没有信耶稣，要赶快信，免得二人将来天渊相隔。）
神恩典的手，一旦抓住一个祂定意要拯救的罪人，是不会放松的。到后来你会发现，这罪人无论如何悖逆，都不过是在上帝的恩典中的悖逆；而这位有主权的主，最终还是要按祂自己的意思去引导罪人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然而心蒙脂油的罪人，不承认这样的真理。
1985年6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原先拒绝录取我的那所大学，给我发了一份“补录”通知书。我非常高兴，我妻子比我更高兴。她说：“你看，神终于听了我们的祷告！”我说：“这和你们的祷告有什么关系呢？通知书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妻子说：“你不知道感恩……”我说：“那我感谢校长和研究生处长吧。”（当时那所大学刚换了一位开明的校长，研究生处处长也因我两年前未被录取而耿耿于怀，一直放心不下。）
的确，我当时既不知道感谢神的恩典，也不明白神在这件事上的美意。现在回想起来，读研究生的三年时间，正是我的宗教观发生巨大变化的三年。虽然我报考的专业是世界文学，但实际研究方向则是东方宗教文学与宗教美学以及比较宗教学。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大量的东方宗教经典，如同走进了一片神秘而古老的热带森林。在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中，我长期所形成的无神论思维定式开始动摇，意识到所有东方宗教经典似乎都在传达着一个共同的信息：宇宙间有一种超越的存在。印度教的“梵”和“大梵天”，佛教的“佛”和“涅盘境界”，道家的“道”，伊斯兰教的“真主”和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在都有着理性之手无法触摸的超越。我注意到，在这样的宗教认知中，包含着一个合理的推论：如果你承认这些宗教经典是人类几千年的文化精华的话，那么，这个共同的信息（即“宇宙间有一种超越的存在”），就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经验、思考、认可、沉淀下来的结果；换句话说，人类心灵里一直有“神”的观念。我意识到人是一种有宗教性的存在。宗教表明人与超越存在者之间有一种奥秘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为宗教下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经典定义”的定义：
“宗教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具有自己的宗教需求。人的宗教需求与劳动需求及审美需求，共同构成了一个属人的系统——一种内在于人的需求结构。”
我的这个说法把我的导师吓了一跳。他知道我沉迷于宗教研究，却没有想到我要推翻“经典定义”。由于担心我的论文通不过，他劝我把“宗教是人的本质属性”这句话删去。后来他看我实在舍不得删，才同意保留下来，但建议我在某处加上一个说明：有宗教需求的“人”是指“尚未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古代人”。
我就这样成了一个“稀里糊涂的有神论者”。为什么是“稀里糊涂”？因为我并不真正认识神。我的“神”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是自己用脑子琢磨出来的。它基本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有神论。但走到这一步对我来说已经十分重要了。它使我的心开始向“神”敞开。
实际上，正如我后来所了解的，在人群中并不存在所谓的无神论者。造物主在创造人类时已经把宗教情感放在人心里。这种情感决定了人需要敬拜和向往超越。《圣经•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永恒”是神的属性，而神把它放在人里面，是要人借着永恒而寻求赐永恒的上帝。“永恒”在人心里成了寻求与敬拜超越者的动力。各种各样的宗教形式，都是因为人里面有寻求永恒和敬拜超越者的欲望而形成的。人若找不到真正的敬拜对象，就会把敬拜的欲望发泄在各种偶像上，甚至是木头、石头或动物身上。文化革命中，敬拜的欲望驱使人们把“无限崇拜”这样的宗教情感倾泻在一个人身上。人也会自我神化，把敬拜的欲望投射到自己身上。那些宣告自己是坚定无神论者的人，实际上不过是在宣告“我”就是神。他们敬拜的对象是他们自己。
我必须承认，当我成了一个“稀里糊涂的有神论者”之后，生命中的孤独感反而加深了。对超越存在者的理性认知已到了尽头，而自己并没有信心进入一种真实的信仰。那时我完全看不出自己和超越存在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只知道人生是罪恶之海、欲望之海和无望之海，而我不过是沉浮其间的血肉之躯。已经五年没有写诗，在那段备感孤独的时间里，我写了一组题为《永恒的孤独》的文字（后来整理发表时换了《六月歌谣》这个较温和的名字。见《海外校园》总第10期），其中第一首写道：
关于海人们会怎么说呢
与风构成一种罪恶的关系
让一层波浪去毁灭另一层波浪
让最后一层波浪去毁灭自身……
哭泣的船与哭泣的月亮对视
水手与水手们的尸体，开放在
幽蓝之中，开放成一朵又一朵
肿胀的、橘黄色的小花
肿胀的、橘黄色的花瓣
在一层与另一层波浪之间
踏着魔鬼的口笛
去跳幽蓝与橘黄碰撞的舞蹈
我妻子读了这首诗后，用“恐怖、神秘、残酷、绝望”这几个词描述了她的感觉。正是这种生命基调伴随我穿过了1989年的6月。
1989年6月的事件，使我体验到人生中从未有过的无力感。那时我已经毕业回到河南工作，因“轻微地”卷入1989年的事件，我又一次失去了工作。国难家愁，叫人心充满焦虑。我第一次那么真切地意识到，人实在无力自救，更不能救他。正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想到了《圣经》。自1989年6月到1990年6月的一年里，我读得最多的一本书是《圣经》。这本书我曾断断续续读了许多年。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许多年来，“从来都是我的理性撕扯它，而这一年里是它撕扯我的理性”。的确，当人意识到自己软弱时，心灵也会变得柔软。当人心柔软时，耶稣基督的话就容易听进去。耶稣的话，无限地超越了人的理性理解力，迫使人进入信心的领域。1990年夏天，我决志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那天晚上，一位基督徒朋友到我家来，我们谈到信仰问题。我仗着肚子里有不少宗教知识，就跟他海阔天空谈起来。我印象中他并没有对我讲什么清晰的福音内容（比如十架救恩、认罪悔改等），只是想寻找机会问我什么问题。终于，他问道：
“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问题问得实在唐突。那时，我虽然已经相信有“神”，已经在读圣经，心里也被耶稣的话感动，但我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呢？我妻子坐在我旁边为我着急，恨不得替我回答“愿意”。我有些迟疑。我脑子里有一股力量，想让我回答“不愿意”；但心灵深处则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促使我说道：
“我愿意。”
我感到自己说出“我愿意”这几个字时是那样无奈，如同一个打了败仗的人在投降书上被迫签字。现在我知道，当时我脑子里的那种“不愿意”的意念，是自己旧生命中悖逆性情对神恩典的最后一次顽抗；而心灵深处涌出的力量实在是圣灵的工作。
感谢主，他知道我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若不是他的灵主动地在我里面做工，我哪里有能力接受基督为我的救主！然而，这看似无奈的一个“愿意”，就成了神翻转我生命的一个起点。决志的那个晚上，我面对那位我愿意接受的救主耶稣，做了第一次真正的祷告。祷告后，心中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所充满。那是一种被从灵魂的监牢里释放出来的感觉。后来我知道，那就是自由。
三十五年颠荡的人生，如同找不到港湾停泊的船，如同找不到树林栖息的鸟，如同被重担压得喘不过气却又寻不见归途的旅人，在那一刻，有了停泊，有了栖息，有了归家的温暖和卸下重担的欢欣……
那个夜晚的睡眠，第一次没有恶梦与焦虑相伴。妻子后来告诉我，那是她第一次看到我在睡梦中有了安祥的面容。
这之后，朋友建议我到美国读神学。
到美国读神学？在九十年代初那种政治气氛中，我这种受到政府特别照顾的人，有可能拿到护照去美国吗？我没有信心。但我学会了祷告。面对这些又大又难的事，神逼着我求祂。神也真的可怜我生命幼嫩、信心弱小，保护我如同慈父保护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
我拿着各种材料，硬着头皮去了公安局护照科（我心想我是自投罗网）。我告诉那位负责办护照的官员我要到美国去读书。他看着我递交的材料若有所思。我感到有必要把我的事情向他交代清楚，免得他们调查出来就更麻烦。于是我告诉他我闹过学潮，进过监牢……
事情的结果超出我的预料。一个月后，我拿到了护照，且异常顺利地获得了赴美签证。所有这些我都是在极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要离开的前一天，我才去和朋友们告别。在朋友那里，我提议拿出杯子，斟上酒，告诉他们我就要去美国了。朋友们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大笑。其中一位说：“你喝醉啦？十二亿中国人都出去，也不会让你出去。”我让他们看了我的护照和签证，他们才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那位说我“喝醉啦”的朋友，端起酒杯一口喝下去，眼圈微红，说：“你的上帝厉害！”
六、“怎能如此？”
1991年8月，在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的开学典礼上，欢迎新生的时候，校长斯杜韦尔博士念出了我和妻子的名字，并大声宣布说：“他们来自中国！”礼堂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从那时到现在（2005），十四年过去了，神不仅救我脱离死亡，也修剪我、装备我，使用我这个昔日的“罪魁”，能够参与《生命季刊》和《生命与信仰》的事奉，以帮助许多如昨日之我的人，使他们也能听到神恩惠的福音，得着永远的生命。
这十四年，是神在我生命中打满恩典印记的十四年。如果你问我今天最想和读者分享的是什么，我会告诉你，那就是神在我这罪人身上长阔高深的怜悯、慈爱和恩典——
怎能如此？
像我这样罪人，
竟蒙宝血救赎大恩！
主为我受痛苦鞭伤，
且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奇异的爱，
怎能如此？
我主我神竟为我死！
我灵受困，多年在牢狱中
被罪包围，黑暗重重！
主眼发出复活荣光，
我灵苏醒，充满光明！
枷锁脱落，心灵获释；
我就起来，跟随主行。
奇异的爱，
怎能如此？
我主我神竟为我死！
多年来，这首名为《奇异之爱》的圣诗，常使我眼里充满泪水，心中涌出无尽的感恩。在那位爱我的天父、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舍命的主面前，我原是一个灵性上彻底破产的罪人。我生命中没有一样好东西，可以让我仗着去换取神的救恩。像我这样的罪人，神若不救我，我无话可说；我若死于永火，也是罪有应得。基督教信仰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我是罪人，该死的是我；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站在我这罪人的地位上，替我死，为我死，代我死。基督教信仰最合“理”的地方就是：我这罪人纵然死上一百次，也不能把自己从罪中赎出来；而圣洁无罪的耶稣只一次献上自己，就为我成就了救赎。父啊！你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你爱我的大爱，当我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你便叫我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创世以先你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是你赐下信心叫我得称为义。我得救全凭你的恩典！
是的，唯独恩典！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使我看见自己是一个何等不堪的罪人；也正是这恩典，使我愿意来到那有赦罪之恩的主面前，彻底认罪悔改。这恩典也使我看自己过去的张狂、骄傲、私欲、邪情、虚荣、懒惰、自夸、自义、自我中心、恃强凌弱等为可羞耻、可弃绝的。这恩典更使我以我主耶稣基督圣洁、慈爱、顺服、谦卑、舍己、温柔的性情，为可羡慕、可效法的。
我常常想，神要解决古往今来千百亿人的罪，就差派祂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但假如神定意只救我这一个罪人，他会用什么方法呢？会不会因为只救一个罪人，就无须付如此大的代价，而只从千万天使中派一个来为我赎罪就行了呢？绝不会的！一滴海水和全部海水在成分上并无不同，一人之罪和众人之罪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正是罪使人与神隔绝。即使神只救我这一个罪人，叫我与祂和好，祂所用的方法也只能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若不流祂儿子的血，我的罪就不得赦免。原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我的救恩！当我说我与神有了个人的生命关系时，原来竟意味着让祂的儿子为我一个人死了。既是这样，基督的救恩对我来说就是变得那样真实和具体：主已为我死，我当为主活。
大哉！基督十架救恩的奥秘！“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祂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5:14–15）
主啊，我若配得，求你叫我为你而活。阿们！阿们！
王峙军 来自中国大陆，现为《生命季刊》及《生命与信仰》主编，牧师，“中国基督徒生命团契”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