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挑旺的灵火

被挑旺的灵火

文/杨爱程

生命与信仰 总第4期 2003年6月

“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1:5–7)

引言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在一个弯曲的时代挤压下，走过了一段弯曲的人生道路，产生过许多弯曲的心思意念。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在时代的风暴的袭击下，我家曾在倾刻之间丧失了一切所有，并因为依照自己的良知行事，而遭受到无穷无尽的困苦磨难、坎坷艰辛。

然而，有上帝施恩的巨手在暗中护佑牵引，最终把我带离了“死荫的幽谷”，带到了“可安歇的水边”，使我的心灵得到了永恒的安宁，也使我的全家人因此而蒙福。

我将这一切形诸笔墨，并非要控诉时代的罪恶，而是希望人们从中得到一个明确的信息：

人间沧桑，非人之力所能左右。唯有上帝是时代更迭、世事流转的真正主宰。不要留恋俗世的声名、权位、财富和享乐，它们瞬息即逝，如落花流水，朝雾夕晖。唯有先求上帝的国与上帝的义，才能有真正的平安和永远的福乐。个人和家庭是这样，国家与民族也是这样。

母亲心中那“无伪之信”

我的母亲是一位极为虔诚、热心的基督徒。小的时候常听她祷告、读圣经、唱赞美诗、作见证和解说圣经中的故事。母亲的教导在我心中埋下了追求真理的种子，并成为我多年以后属灵生命得以复活的契机。母亲去世后，她播在我心中的种子也处在压抑之下，未能及时发芽、成长。但是，它自始至终，一直深深地埋在我的心田里，等待有一天遇到丰足的甘霖，得着和煦的春风，迎来适宜的气候，便要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我父亲在1986年去世前，曾应我的要求写下一份“手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民国三十二年，长女耘程出生后不久，我曾在岷县任职，惠音任岷县师范数学教师。民国三十四年，我应邀返乡，出任临潭县教育科长，惠音仍在女小任教。其时，她已在大姐带领下皈依耶稣。民国三十八（一九四九）年，沧桑陡变，江山易主。合则留，不合则去，此所谓文士对待时运之常态也，我亦不能例外。解脱为人作嫁之羁绊，自由逍遥，亲山林，远污流，洁身食力，快乐有余，何患之有？这就是我违背时运，走上险绝道路的根本原因。我按新政府之要求，交清手续后，即不辞而别，赴藏区经商行医。惠音亦无心继续工作，愿献身为主而活，故而未拦阻我远赴藏区，自己带孩子在乡间信主人家借住，并努力传扬福音。”

这里提到的临潭县就是我的老家，在甘肃省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而岷县与临潭县隔水相望，属陇南地区。母亲原名李惠英，信主后改为李惠音，取“福音”的“音”字为名，表明立志传主福音的决心。

“江山易主”之后，父亲因拒不与新政权合作，更逃往藏区，参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革命活动”，被判刑五年，先后在兰州、酒泉、玉门等地做苦工。母亲带一家六口回到父亲的老家—一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村里分给我家三亩地，权作口粮田。

父亲不在家，母亲又不懂农事。她习惯于读书、教书的生活，体质也耐不住繁重的体力劳动。那真是严峻的挑战，我母亲居然以超人般的毅力坚持下来，用她自己的心血养育了我们。没有主与她同行，加添给她力量，要渡过这样的难关是很难想象的事。

父亲多年在外，没在家乡留下任何财产。我们借住在亲戚家原来用于存放草料的小棚屋里，下雨天屋里经常漏水。没有耕牛，也没有农具，二伯父借给我家一头小毛驴，又找了几把锄头、铁锹之类的原始工具。母亲就靠着这些“生产数据”，从头学习古老的农耕技术，艰苦地撑持着一家六口人的生活。那时候，十四岁的大哥和十二岁的大姐虽然已有能力帮一点工，但母亲坚决反对二伯父要他们停学的意见，宁愿自己多受点累也不让他们失学。大哥和大姐放学回来就下地帮母亲干活，他们也常常为了应付农忙季节而请假。尽管这样，他们在学校里都是成绩优异的好学生。

想起来真是奇怪，靠着如此单薄的劳动力，一家人的生活并不馈乏。我后来才明白，正是母亲的信心，是她时刻不停的祷告给了她巨大的精神支持，帮助她经受住了如此严峻的试炼。如果把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放在同样的境况之下，恐怕很难坚持下来。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母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到批斗大会上挨斗。那时我虽然还很小，但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回来讲述的事：连续十几个晚上，她都是站着挨斗。县里派来的工作队干部为批斗会定下了调子：你为什么要信洋人的宗教？是不是当过美帝国主义的“间谍”？你丈夫当“土匪”时你也跟着，你是不是也当过“土匪”？“老实交代！”

于是，干部们便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当时，山里的庄稼人还没有明白“揭发批判”的真正涵义，所以大都不做声。干部们只能依靠他们预先培养的“积极份子”。

有一个女人开始“揭发”了，她说某年某月某日，她在某个地方亲眼看见有人把一支短枪交给了我母亲。我母亲向家人述说这些事时，一直带着一种玩笑般的语气，不但不恨那个诬陷她的女人，反而为她的无知而怜悯她。我哥哥听见那些话后非常生气，他嚷着说要去问问清楚，为什么她要那样胡说八道。母亲却劝他说：“那样无知无识的女人根本就不值得认真对待。我们应该可怜她，求主开启她的心灵，以免受来世的苦难。再说，那也是工作队的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而叫她说的，并不是她真想害我。”

然而，那个女人的心灵依然充满了邪恶，她不但把我母亲所“接受”过的武器增加到了三支：一支长枪，二支短枪，而且伙同另外几个“积极份子”打我母亲的耳光，向她身上脸上吐唾沫。其实，那些干部们完全清楚我们的母亲过去是干什么的，也明白她不可能跟枪支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要把闹剧演下去，直到上级的命令下来叫他们停止时，他们才可以结束这场恶作剧。我母亲有时回来以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向她的主哭诉一番，求神为她加添力量。祷告过后，她的心情又会像往常一样轻松、快乐。

那次运动之后，我母亲和许多被认为“历史不清白”的人，都被带到县城里关起来，美其名曰“集训”。大哥和大姐每隔一段时间去看一次，来回步行上百里路程。平时他们又都在十几里地以外的小镇上学，家里只剩下三个最小的：二姐、三姐和我。只有到了星期六下午，才能盼望大哥或大姐回来顶替母亲的角色。

我想我可能是今天中国人中少数对“人民公社”多少还存有好感的人之一。因为，当时父母都被带走了，大哥大姐也不常在家，三个小孩子根本没有能力照顾自己。二姐倒会做一点简单的饭食，无奈粮食没有了，柴火没有了，油盐等物没有了，好心的族人虽然可以偷偷地帮上一把，但到底不是长久的依靠。正在这时，人民公社来了，大家都到公社食堂免费就餐。村里办了幼儿园，我被带到那里和村里的所有孩子住在一起。因为没有起码的卫生防疫措施，我和别的孩子一样，不时染上一些奇奇怪怪的传染病，害得我哥哥请假回来背着我去十几里地以外的镇上去看医生。尽管如此，我在那里玩得很开心，又有人管吃管住，倒也省了许多事。

但是好景不长，“地上的天堂”来得快去得也快。存在了不到一年的公共食堂，把农民几年里积存下来的粮食耗尽了。先是细粮不见了，后来粗粮也定量供应了，再后来就只有越来越清的大锅粥了。其实那已经不能叫粥，不过是开水煮野菜而已。记得有些日子，每个人每天的定量只有二两粮，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还要从中克扣，留给社员们吃的也就只有清水和野菜了。除了野菜，食堂里还试着用锯末加上麦麸做成馒头，或者把麦田里割掉庄稼后留下的麦草根再挖出来，磨成粉，掺上麦麸做馒头。所有的办法都想过了，也试过了，饥荒却更加严重了。终于，“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只好关门大吉，让大家各自在家里起伙。没有粮食、蔬菜、柴草、油盐，很多人甚至连家常用的铁锅都没有了，因为在“大跃进”中，铁锅被抄去“大炼钢铁”了。

从1959年到1962年，全国各地都遭受到极为严重的大饥荒，每天都有人饿死。仅甘肃一省，就饿死了几十万人。据有人估计，在那段时期，全国饿死的人数在二千五百万到四千万之间。一到秋收季节，大批干部被派到农村来监督收割过程，除了留下种子和少量口粮外，全部被押运去送交国库。干部和民兵还有机会趁着值勤的时候私分粮食，“五类份子”和一些不被干部信任的人，就只能从地里寻找遗漏的禾穗和洋芋，以补充不足。所以，连续几年，都是冬天未过，口粮已尽。春天播种时，人们想方设法偷种子吃，夏天庄稼还未长熟，人们又去偷青穗。此外，就只有靠采摘山里的野菜填肚子了。我们村里有一个青年人饿得实在熬不住了，一天夜里把原属他家，后来交给生产队的耕牛偷偷地牵出来，身上背着一口锅和一些干柴，到一个离村子很远的山沟里去，把牛弄死了煮肉吃。也不知道他吃了多少，总之一直到撑死为止。这种死法虽然显得很痛快，其实也是在饥饿的逼迫下出现的自杀行为。

那时，我父亲也被释放回来了。他是因为没有粮票而饿了好几天，买不到车票，忍着饥饿步行了好几百里路回到家的。沿途只能靠好心的村民救济才没有饿死。回到家时，双目已十分模糊，双脚肿胀发紫。他被带走时我还不到一岁，他回家时我已经六岁了。

我父亲回来后不久，就遇上了大饥荒。他和母亲一起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可吃的东西。在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家人只能靠吃野菜度日。父亲懂一点中药知识，有效地防止了我们误食有毒的东西。那时，因误食毒物而中毒的人很多。

父亲后来对我说：“那时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觉得你每天都有死去的可能。”然而，母亲却另有想法，她坚信她的主一定会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她只是更多地祷告，更多地唱她那经常唱的赞美歌：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

因救我的神喜乐。

这是圣经哈巴谷书第3章中的一段话，配上了中国北方的民歌曲调，唱起来十分好听，给了母亲和全家人极大的精神安慰。同时，她用全部的力量和智慧寻找足以维系我们生命的食物。我常常觉得自己不是靠一般的食物，而是靠母亲的血肉生活的。也许正是凭着她的信心，我们一家人才奇迹般地度过了困境，全都活了下来。就连我这个最小、最弱的，也经受住了死亡的考验。

在那样艰难困苦的境况下，母亲对主的忠心丝毫未变。我父亲对她的赞扬应该是最贴切的：

“中年虔信耶稣，故能在艰难生死关头，依能泰然处之，事无巨细，皆从主命。烽火连天之日，风云突变之时，我妻仍胸怀坦荡，利禄不以为念，贫困不以为苦，鹑衣粗食，犹能自得其乐。凡事以主名为尊，以从主为荣。”

父亲也曾赋诗一首，附在他留下的一篇“祭妻文”之后，读来令我涕泗纵横：

“体貌为女子，性刚似丈夫；

聪颖秉赋就，学识压同流。

一生识大体，孝贤足式后；

素志争女荣，临卓开先筹。*

载言充教界，桃李齐兢秀；

儿女以身教，最耻玷操守。

中年信仰笃，乐天归主荣；

一生勤义功，儿女恪遵行。

品洁重清操，坚毅其个性；

家风贵朴实，时尚不萦怀。

自尊亦尊人，言而能躬行；

执着天国路，远近留懿名。”

(*“临卓”指我母亲自兰州女高师毕业后首开女子小学的临潭卓尼两县，均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

回头的“浪子”

然而，我在学校里所接受的教育，却迫使我远离母亲的信仰。官方宣传渗透到每一篇课文，每一堂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反反复复灌输给我们的信念是：天地之间没有比“共产党”、“毛主席”更伟大的了。只要信靠这两尊“大神”，中国人民总有一天要建成“地上的天堂”，即“共产主义社会”。而宗教信仰只是“封建迷信”、“精神鸦片”，应该像垃圾一样清除掉。“文化大革命”运动给许多人带来太多不幸，给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破坏，我自己，我的两个姐姐和许多人一样，甚至失去了继续上学读书的机会，不得不到农村“插队落户”。那时，我也曾对共产主义产生过怀疑。但是，因为再没有人为我讲解圣经的真理，加上共产党控制人们思想的强大压力，使我们除了共产主义的理念之外别无选择。

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我才得到了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机会。在大学读书时，我再次接受系统的意识形态教育。在神开启我的心眼之前，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上大学以后，我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能够一心一意地读书，以补回过去在求知方面所受的亏损。从1978年春到1988年秋，我连续取得文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和教育学博士三个学位，并开始写一部颇有雄心的学术著作。

正当我的书写到一半时，“六四”事件发生了，维持了十年的心理平衡被彻底打乱了。严酷的事实，再一次把我和许多同代人推入了失望的深渊。这次的失望比“文革”中那次更深刻，更难以修复。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哲学和伦理的根基上产生了动摇。

我的痛苦竟如此沉重，甚至使我无心从事学术研究。“六四”前已经写成一半的书稿也搁置起来，再也继续不下去了。因为，假如自己所预定的哲学前提不复存在，整个立论不就成了建在流沙上的宫殿了吗？

正在这个困惑彷徨的关头，我得到了一个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我于1990年秋天，经由纽约来到了康州州立中央大学。在那里认识的一位台湾学生介绍我参加查经聚会，并坚持不懈地每个主日都开车接送我。聚会由一位几年前移民美国的中国工程师主持，地点是康州西哈特福德市（West Hartford）一家浸信会教堂的底楼。

虽然我参加了每个主日的聚会，却对圣经没有任何感悟。当时，我真是心里刚硬，顽劣无比，觉得这种聚会简直就和我们的党支部书记组织的“政治学习”差不多。真正使我感动的是那些基督徒对人的真诚、热情和友爱。从外表上看，他们是同样的中国人，而内心里却完全不同。经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强迫参加的“批斗会”、“学习会”，大多数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中国人，学会了怀疑一切人，包括自己的朋友以至亲人。他们一个个几乎变成了罗马神话中的“双面亚努斯”（Janus）。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双重人格”（dual-personality）。一张虚假的脸，用于在公共场合表明自己“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而另一张真实的脸，则隐藏在私人生活的阴影之中，因而从来无法跟别人倾心吐意地交流思想和情感。可是，那些信仰基督的中国人，互相之间却有着完全的信任，对人能坦诚相待，关怀至微。

一年后回国时，我仍然未能相信基督。但是，我的心境和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回国后，精神上的苦闷并未消失。不过，和过去不同的是，我可以常常翻阅圣经，试图从中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在美国参加查经聚会时听到的许多见证，也不断引导着我的思绪。有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一线光明，但更多的时候却被无穷无尽的疑问所困扰，使我的内心更加难以安宁。

在这段时间里，我想得最多的是母亲活着时的情景。母亲对信仰的坚定和热忱；对于传福音的强烈使命感；对子女的谆谆教导；在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和逼迫试炼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和巨大勇气；对亲朋邻舍所具有的真诚关怀；对伤害她、污辱她、迫害她、折磨她的人所具有的无限宽容；等等，等等。小的时候生活在母亲的荫庇之下，并不感到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冷漠、严酷和虚假。而今，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坎坷之后，更体会到母亲的爱深沉如大海。

然而，那时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母亲从哪里获得那么大的精神力量，以至于在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依然能够以无穷的爱心面对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结论很明显，信仰是我母亲生活的核心，也是她力量的源泉。信仰给了她巨大的勇气和毅力，才能够度过难以描述的艰辛、屈辱、困乏和病痛，在担负着抚养二子三女的重担之外，还尽力帮助别人，不失时机地传扬福音，争得更多的人接受主耶稣的救恩。

从美国回到中国后的第三年，我再次来到北美。到温哥华后不久，偶然间找到了Salt和Susan Jones夫妇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办的国语团契。每周一次，几位从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同两位美国人在一起，用国语读圣经，唱赞美歌，谈论信心上的见证。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Salt Jones的中文名字叫钟世盐，Susan Jones的中文名字叫钟采璇，他们是美国南方浸信会派来做学生宣教工作的。两人都曾在台湾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中国的福音事工有很高的热情，所以乐意奉献许多时间给UBC的中国留学生。钟氏夫妇的友谊、爱心和帮助，对于我走上“天路历程”有着很大的激励作用，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后来，在这个团契中认识的台湾学生介绍我去一间讲国语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并且每个主日接送我。

教会的牧师和众多弟兄姊妹，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关怀和鼓励。我也常参加UBC校园内维真神学院(Regent College)中国学生学者团契的查经学习和讨论，帮助我解除了许多思想上的疑问和障碍。主内弟兄姊妹给我的许多书籍和刊物，以及我从图书馆借的有关书刊，使我对自己根深蒂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理。最重要的是，我逐步学会了通过默祷，求主耶稣带领我走追求真理的道路。终于，我完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从内心里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也坚信已被主所接纳。

1994年3月27日，我在一次布道会上举手决志，并在这年五月间受浸加入教会。

感谢主，他在暗中牵着我的手，在经历了诸般的诱惑和试炼后，把我一步一步地带离了罪的深渊，最后归向了他。1989年初夏，天安门广场上的枪声把我从迷梦中惊醒，使我突然间发现了人生的空虚、荒谬、丑恶和残酷无情。原有的信仰土崩瓦解之后，追求新的信仰便成了当务之急。我涉猎过西方的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科学主义；东方的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家学说和伊斯兰教。虽然，我也从中得到了不少知识，却没有一样能够满足我心灵的饥渴。只有在主耶稣的永恒生命里面，我的心灵才得到了完全的平安。

也感谢主赐给我一位爱主的母亲，她虽然没有给我留下田产家业，也没有送过我贵重的礼物，但她却为我留下了最丰富的遗产—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颗追求真理的种子，一颗虽然遭到长期的压抑，但一遇到适宜的温度、湿度便会勃发生机，茁壮成长的灵命的种子。作为父母，这实在是能够留给子女的最宝贵的遗产了，因为它永不朽坏，永不失色。

受洗归主，有了新的生命，这是我属灵生活的起步。接着，我又迈出了第二步，就是献上自己，为主所用。我自己的愿望是做文字布道的工作。我能迈出这一步，也经过了十分艰难的属灵挣扎。

我永远不会忘记1994年8月的某一天，我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园里所作的祷告。当时，我正在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访学。在那时，我虽然已经收到了两所神学院的录取通知，也收到了美国一家基金会提供资助的承诺，但是我自己却信心不足，成天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要跟随主耶稣，就要像彼得和约翰那样，毫不犹豫地抛下船和网，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可是，我却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已经握了十几年的教鞭。一想到那些熟悉的亲朋好友，同事和同学，特别是想到自己对那些学生所承担的责任，我的心就感到非常沉重。

那天我半夜三点醒来，再也无法入睡。一早去图书馆，也不能静下心来读书。于是，我干脆放下书本，信步走进一处公园，坐在一棵状如华盖的大树底下，闭目祷告。在那次祷告中，我得到了两条信息：

第一条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路20:25）我已经为该撒（国家）尽了十五年的义务，我的后半生应该为主耶稣尽点棉薄之力了。

第二条信息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太6:34）

这两条信息使我心中阴霾尽除，我不再为已失去或将要失去的俗世的东西而惋惜，也不再为明天的艰辛和坎坷而忧虑。我决心把自己和全家人的未来，完完全全地交托在上帝全能的手中，坚信凡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

如雷的呼声

我自己虽然信心很小，常常怀疑神在我心中发出的如雷呼声，但神所开的路无人能关闭。首先，接妻女来加团聚和申请移民的手续办得出奇的顺利。其次，神也为我预备了入读神学院的奖学金。接着，又为完全不通英文的妻子预备了一份在“救世军”二手货品店的工作，就是靠着这样奇妙的供应，使我一家在我读神学院期间的生活有了保障。

从神学院毕业后，有几个月找不到工作，我对神的呼召又发生怀疑，甚至想改学计算机、会计之类比较实用的技能。甚至曾去学开巴士，拿了一个二号驾照，心想技不压身，多一样技能多一条活路。然而，每当我信心动摇时，一句经文就会在我心中回响:

“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27:14)

这时，温哥华短宣中心注销广告要聘请一位《真理报》总编辑，我想这一定是神为我预备的工作，就去应聘，也接受了面谈。谁料接到的通知是他们已有更合适的人选，未聘用我的原因是我不会讲广东话。我那时感到，也许神的时候还未到，要我再经历一些信心的磨练。

但是，一家人的生活问题是很急迫的事，不允许我再有太多悠闲的时间了。于是，我想先胡乱找点事做，再看神的带领如何。正当我要接受一家7-eleven店的工作，第二天就要去上班的时候，温哥华短宣中心的牧师打来电话，问我对真理报的工作是否仍有“负担”。我问他:“你们不是找到人了吗?”他说那位弟兄因故又要离开了，他还问我可否承诺尽快学会广东话。我说我很愿意学，只是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怕是难以很快达到与人交谈的水准。如此，他们便“勉强”地聘用了我。

天父上帝真是一位无比信实的神：他所应许事，他必亲自成就；他所定准的日子，他从不耽延。当他把文字布道的意念放在我心中时，尽管我满腹狐疑，而他却早已为我开辟了一片丰润的田地!

光阴荏苒，我从1998年11月开始加入短宣中心，担任《真理报》总编辑已经整四年了。在这四年里，我真是经历了神的大能大爱和极其丰盛的恩典。有如此众多的作者、读者和义工，心甘情愿地摆上，丝毫不计回报，为神作文字宣教的尖兵。真理报虽然只是一份很不起眼的小报，但它却实实在在地为扩张神国的疆域而发挥着默默耕耘、唤醒人心的作用。

过去在国内的时候，我有很多听起来十分引人注目的职衔和名号，也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但我内心却充满了愁烦和苦恼。因为，在不信主的日子里，我和周围的人都同样落在种种的争竞和由之而来的苦毒之中，无法平心静气地享受人生的福乐。自从信主以来，我的整个价值观念都改变了，不再以属世的名利地位和权势名望为念，而单以服事上主，有一个每日与主同行的光景而满心喜乐。正如主耶稣自己所应许的那样，当我们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时，他就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使我们得到完全的释放和属灵的平安，使我们“在地若在天”，真正进入了他的安息。这正是我信主九年来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在我有生以来，这九年是我人生中最有平安和喜乐的一段时光。有什么比全家归主，共同事奉主耶稣更美的呢?!

在我幼年时，由于父母亲所受的种种逼迫，也由于自己所受到的歧视和打击，加上母亲在“文革”中因遭迫害而早逝，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很严重的创伤。过去我常常受到这些心理创伤的困扰，使我的内心长期处在一个巨大的阴影之下。只有在信主以后，清楚地知道天父上帝已经赦免了我一切的罪恶过犯，也给我力量去赦免那些伤害过我和我亲人的人之后，我内心中的阴影才被上帝的大爱一扫而光。 所以，过去的这九年，实际上也是神用他那施恩的手，抚平我内心的创伤的日子。

感谢主，是祂领我行过了那“死阴的幽谷”，来到这“可安歇的水边”。这一切都是神奇妙的作为，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当归给我们的救主—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阿们。

杨爱程 来自中国大陆，在国内获教育学博士，在加拿大获神学研究硕士，曾任中国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现为加拿大温哥华《真理报》主任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