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证据来

—— 怎么知道上帝存在

拿出证据来

——怎么知道上帝存在

文/康来昌

《生命与信仰》第3期

先说明标题。（1）“拿出证据来！”是五四新青年，特别是有“考据癖”的胡适先生的口头禅。他强调作学问要“无一字一句无来历”，不能信口开河。很多人认为，接受一个信仰，也得有充分的证据。这篇文章要讨论信耶稣与证据的关系。（2）“上帝存在”，是指圣经所记载、正统基督徒所说的那位独一、全能、全善的三一真神的存在。本文不讨论其他宗教神明的有无。

19世纪的英国数学家W.K.Clifford（1845–79）本是天主教徒，后变成不可知论（其实就是无神论）。他说过一段被多人奉为圭臬的话﹕

“任何人在任何时代、地方，如果相信任何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就是错误的。”（“It is wrong always,everywhere,and for anyone,to believe any­thing upon insuf­fi­cient evidence.”The Ethics of Belief，见Bri­an Davis编Phi­los­o­phy of Reli­gion，Oxford:2000，31–35页）20世纪有名的无神论者，数理逻辑学家罗素有类似的观点。人问他，如果死后发现真的有上帝，他会怎么办？罗素答，他会责备上帝﹕“为什么不多提供自己存在的证据？”

要求证据应当是合理的，我们不应轻率相信。相信任何东西，如信神、信医生、报纸、教科书、政府等，都应有恰当的证据。“愚笨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箴言14:15）圣经反对迷信、妄信、轻信。基督徒信上帝是有根据、是合理的（Warranted）（当代神学家把proved〔证明〕、justified〔辩明〕、warranted〔保证〕作了区分，本文不深入讨论）。圣经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前书3:15）；神“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使徒行传14:17）；“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祂证明出来”（同上2:22）；“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同上9:22），“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同上20:24）。

问题是﹕多少证据是充分的？哪种证明是合理的？一般人在一般情形下，不大在意证据和证明。华人较少思辩和质疑权威的习惯，更是“上面”或“群众”说了算。我们可以放过凡夫俗子的草率，可作学问是必须严谨的，而所有学问中，数学是最严谨的。数学家以一丝不苟著称，他们要经过确实无疑的证明，才承认某结论。Ian Stew­art在Con­cepts of Mod­ern Math­e­mat­ics（现代数学的概念）中说了个故事﹕一位天文学家、一位物理学家和一位数学家在苏格兰度假。当他们从火车窗口向外看时，观察到一只黑色的羊。天文学家说﹕“啊，苏格兰的羊是黑色的！”物理学家澄清说﹕“你太不严谨了，我们只能说，某些苏格兰的羊是黑色的。”数理学家敬虔地望天吟诵起来﹕“在苏格兰，有一只羊，有一面是黑色的。”

读者可以继续“严谨”下去﹕怎么知道那是羊？怎么知道三个人看的不是幻觉？怎么知道黑色不是染的？怎么知道三个人看到的黑色是“相同波长的黑色”？等等。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古希腊人、笛卡儿、休谟、康德、逻辑实证论者，都大量讨论这个问题。这不是吃饱饭没事干。古今中外历史和个人经验告诉我们，太多眼见但不足为凭的事，太多相片是捏造的（现在计算机合成更能以假乱真）。多马要看到摸到才信（约翰福音20:25），可是以撒摸到了，却仍受骗了（创世记27:21），雅各看到“认得”了，却仍然上了当（创世记37:33）。五官不足恃，连一般人都知道。数学不依五官经验，只凭最严的逻辑推理运算，应当是很稳的知识。

1900年8月8日，伟大数学家David Hilbert在巴黎发表一个重要演讲。他呼吁数学家齐心努力，完成他（及许多数理逻辑家）的雄心壮志﹕建立绝对完整可信的数学体系。这个梦想刻在他的墓碑上﹕

Wir Mussen Wis­sen（我们必须知道），

Wir Wer­den Wis­sen（我们将会知道）。

Hilbert的计划有两个主要的支持者﹕Gottlob Frege和罗素。1902年，Frege的巨著Grundge­set­zed­er Arith­metik将出版，此书就是要建立数学绝对可信可靠的权威。罗素也在作这工作，却碰到了困难。他回忆到﹕“最初，我认为这个困难（矛盾）容易解决。也许我在推理时犯了微不足道的小错。然而……我每天工作14小时，半年来，进度是零，困难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真实。”

罗素原希望建立正确、不矛盾的数理体系，结果是给这体系无可置疑的打击。他写信告诉Frege。那时，Frege的书正在付印中，罗素的信使Frege这本呕心沥血的精心杰作变得毫无价值。他在后记中写到﹕“当工作完成时，基础却倒塌了。我遭遇到科学家最不幸的遭遇。”

罗素设法补救，包括和Whitehead合写Prin­cip­ia Math­mat­i­ca（数学原理）。可是1931年，一位25岁、名见经传的数学家Kurt Godel发表了一篇论文，迫使数学家承认，数学永远不可能是逻辑上完美无缺的。罗素在Por­traits from Mem­o­ry记载了他的反应﹕

“我以人们寻找宗教信仰的热诚寻找确定。我以为，在数学中最可能找到。然而，我找到越来越多的不可靠。多年劳累的结论是，我（以及任何人）不能使数学成长为无可怀疑的知识。”

这是叫人心灰意懒、扼腕叹息、掩面大恸的事﹕人找不到真理，人作不出真理，人间没有确定的知识。希望每一个不轻率、不随便、不迷信的无神论者多了解这一百年来学术的发展和变化。除了上面讲的数学外，还有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和诠释学。历史清楚显示，拒绝传统基督教，必定走向虚无主义。虽然大多数的科学家和极少数的哲学家想抗拒后现代的虚无主义，可是苦无根据。起Clifford于地下，他将痛苦地发现（如罗素一样），自己原来也是如此错误地、不负责地相信没有充分证据的数学。

以一个传道者而言，我认为这是必然的的悲剧。启蒙时代开始的现代派声称﹕我们不要启示，只要理性；我们不要上帝，我们只要人。经过四百年对圣经、对传统基督教无情的打击后，现代派的子孙后现代派说，我们不要启示，我们也唾弃理性；我们不要上帝，我们也目中无人（后现代环保人士往往有浓厚的佛教思想，认为人并不比物——动物、植物、甚至无生物——更有价值。哲学家Peter Singer断言，有时可以“应当”牺牲人而救物）。他们以前以为圣经蒙昧无知，现在他们确知，数学这最可靠的也不可靠。

离了上帝，人也失落；拒绝启示，理性也盲然。不止是数学，人生的任何一环，包括道德和艺术，如果不在上帝的权威，不在上帝话语的权威下建立，终将无踏足之地。Godel定理及后现代派的自白，都从反面证实了﹕拒绝上帝的世界，虽因上帝的普遍恩典而能存在发展，但人绝对找不出万事万物的可靠基础，他们只能矛盾地生活（既不信神又不信某种规则和理性）。我们遗憾，在现代主义流行的时候，主流的神学家们和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败坏自己”（申命记13:6），他们“厌弃了救人脱离一切灾难的神”（塞缪尔记上10:19），反去拥抱现代主义（理性主义），造成不信派的肆虐。现在现代主义不再流行，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于是又有神学家，“厌烦纯正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提摩太后书4:3–4）。他们迫不及待地学习后现代，造成新的背道。

基督徒决不固步自封，神学更应当不断有丰富的发展，神是无限又全能全善的，怎么可能像一潭死水不动不涌？可是发展要来自不变的神和祂永恒的启示，而不是流行的理论。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都非一无是处。但不要反仆为主，不要引进它们作僭主而忘了神。基要派持守真道是对的，但骄傲（或因自己学习能力不足而产生自卑）不肯谦卑受教是错的。摩西学埃及人学问（使徒行传7:22），采取叶忒罗的建议（出埃及记18:19），大卫欣然任用非利士将领（撒母耳记下18:2），保罗引异教诗人的话证道（使徒行传17:28）。伟大的20世纪卫道学者Machen在他的《基督教与新神学》（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痛斥新派根本不是基督教，可是他也公正地说﹕“当我们提到‘异教’时，并无贬损之意，古希腊是异教，但它是光荣的。近代世界的成就较之古希腊，是望尘莫及的。”

基督徒应当积极学习，包括从异教徒那里学习。可是基督徒不能忘本，本立道生；基督徒必须抓纲，纲举目张。神是本，神是纲。忘本丢纲的世界，哪里会有盼望？最聪明的无神论者如罗素，早就看到离弃神的结局﹕“有一天太阳会冷却，生命会消失；并没有宇宙进步的定律。总的来说，宇宙是趋向衰退，这是最科学的想法。进化论，不能推出任何乐观的哲学。”（Religion&Science.p.81）（按﹕Evolutionism根本不应译为“进化论”，这是现代派，包括达尔文的学生Huxley的崇拜者如胡适等人的误解。Evolutionism应译“变化论”或“演化论”，即万物在变化，不是如乐观者所想的“进步”）。达尔文的划时代作用，根本不是提倡世界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的乐观想法，对他而言，好、坏、进、退，都不是科学，而是错误的目的论（请看Daniel Den­nett的Darwin’s Dan­ger­ous Idea及S.J.Gould的《大熊猫的拇指》）。达尔文的重点在于指出，宇宙，特别是地球，特别是生命的产生及变化，完全不需要一个超自然的上帝，他给无神论者最坚强的哲学基础（请看Dawkins的The Blind Watch Mak­er）。

直到20世纪末，后现代派（Post-modernist）才算对达尔文有了正确的了解﹕生命既无有智慧的原因（自然代替超自然），也无有意义的目的。当然，正解和误解的达尔文及演化论都违反圣经。法国生物学者、社会主义者、诺贝尔奖得主Jacques Mon­od说得更坦率诚实﹕“细胞是机器，动物是机器，人也是机器。”生物进化（变化）的机制就是细胞突变，所以，“人一定要明白，他的出现，只是偶然”，没有“目的、意义、价值、责任、权利、律法、道德”等（Chance and Neces­si­ty）。Monod认为唯一可作的，是追求客观科学知识。Monod是在自打嘴巴，因他自己断言，任何东西，包括科学，都没有价值、目的及意义。罗素则说，人在绝望中，要“不放弃”（unyielding despair）。这也是胡说。既无希望，不放弃什么呢？不过我们不能指望无神论提供任何答案。我们欢迎他们当中比较聪明和勇敢的人，会坦白地告诉世人﹕从科学（不是圣经和基督教，世人不听圣经和基督教）来看，没有神，就得走回空虚浑沌、渊面黑暗。这替基督徒在传福音和护教上省了不少力，也铺了不少路。

基督徒不要沾沾自喜。偶像的破碎，不等于敬拜真神。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溃亡（你放心，一定有那一天，虽然他们现在和当年的现代派一样嚣张），和污鬼离了人身（马太福音17:43）一样，如果真道圣灵没有来充满，后来会更坏。何况现代后现代派，都会找一群不甘寂寞的背道者，就是启示录中的大淫妇作工具。教会要打的仗，要耕的地，要牧的羊，要作的工还很多。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仅不能认识神（哥林多前书2:21），也不能为自己的任何东西（道德、学问、文化、科技等）建立一个稳固正确的基础；这基础只能建立在上帝的启示，就是圣经上。

说圣经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不是指圣经直接告诉人各种学问的内容。而是说，如果没有圣经，人不会认识全能神，没有这种认识，一切学问就没有基础（请回想前面数学家找基础的叙述）。在人类历史中，教会有责任使不信的人“自觉羞愧”（彼得前书3:16)，但这仍然不够；传福音是要人“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哥林多前书14:25）。

以上是根据非基督徒的论述，概略地指出它们的漏洞、破绽和错误。可是就算别人真的都错，也不表示我们就对。现代神学家太多后现代色彩，他们喜欢说﹕“基督教没根据，但你们也没有，所以别批评我们。”这不理想。我们的信仰是扎实有根据的。

如何才能叫人信呢？如何才是“充分的证据”、“完美的证明”？

从圣经、从人性来看，神迹应当是神存在的证据。埃及法老心硬，摩西行了大神迹后，法老就承认“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出埃及记9:27）。以利亚向假神的先知和旁观的百姓挑战﹕“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列王记上18:24）。火应祷告而降，百姓看见，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同上18:39）乃缦得医治后说﹕“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列王记下5:15）耶稣行神迹，“门徒就信祂了”（约翰福音2:11）。方伯见神迹，“就信了”（使徒行传15:12）。

虽然新派和信仰纯正的Essationist（神迹已停派）都不信今日仍有神迹，但我们从圣经和教会历史中看到，上帝仍行神迹，只是人未必因此信主。如新派神学家Reinhold See­berg所说，“神迹一度是信仰的基石，后来是拐杖，现在是十字架（意指是一个叫信徒羞愧，需要用力解释掉的东西）。”看到甚至亲身经历神迹而不信的大有人在，包括法老和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我们绝不贬损神迹的价值。“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使徒行传4:14）“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约翰福音11:47–48）不要因自己行不出神迹，或有人捏造、误用神迹，就否定圣经所肯定的。但神迹的施展的确因人而异，举几个例子。

亚伯拉罕在听到神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创世记15:7）后，他问﹕“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神没有行神迹来强化证明他的话，神只是重复祂的应许。

摩西被神打发后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呢？”神给摩西一个证据，一个最不合理、不可思议的证据﹕你会完成使命，这就是证据（参出埃及记3:11–12）。这根本不是神迹或证据！这等于球员问教练﹕你说我们一定赢，有什么证据？教练说，你们赢时就知道了。这等于猜乐透奖号码的人说，我保证说出正确的号码，不过要等开奖以后才说。摩西、以色列人、法老都得到了证据，就是神迹，但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话。人得在没发生之前信神的话，发生之后，就太迟了。

像有人说，你把耶稣变给我看，我就信。他不知道，他会有看到耶稣的一天，但那不是“眼见为凭”的日子，而是哀哭切齿的一天﹕“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启示录1:7）看到神迹而信，不如听神的话而信﹕“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29）

耶稣的话，最值得思想。他是上帝的儿子，有没有证据？有，有好几个﹕

一、施洗约翰的证明（约翰福音1:7,34;5:33），但这个证明或证据公信力不大，因为人说约翰被鬼附了（马太福音11:18）。

二、父神的证明（约翰福音5:32，34，37），这也没什么用，因为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而天父说话时，人们认为是打雷了（同上12:29）。

三、耶稣的工作﹕“我奉父之名所作的事，可以为我作见证”（同上10:25）。这些事，包括神迹，可是看见的人，不但不信，反决心灭迹﹕“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同上12:10）。

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David Hume用一套复杂的理论否定神迹。他说，假定伊利沙白女皇死了，御医及朝廷上下都这么说；但她复活了，继续治国。Hume的判断是﹕“她装死，所谓复活是假的。”（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单就这一点，我同意Hume。统治者制造假相，媒体被操纵而颠倒真假的太多了。谨慎的保留，适度的怀疑有其必要，但Hume的怀疑是独断的、霸道的（dogmatic）、不顾证据的。他引一个故事（John Lucke, Bish­op Sher­lock，Bish­op But­ler. J.SMill都用过）﹕暹罗国王，听到荷兰大使说，他们国家河水在天冷时，会奇硬无比，连大象都走得过去。国王无论如何也不信。这个例子非常恰当的要人勿以个人经验来涵盖一切，毕竟，“天地间无奇不有，非我们小夕哲学或经验可完全掌握”（改写自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这例子也鼓励人要心胸开放，勿以自己所经历所知的就是完全的真理，可是Hume居然认为，暹罗国王不信是对的，人都应当像国王一样让自己的经验决定对错。这是固步自封，不合理的思维。我们明明知道，河水是可能结冰的，只是暹罗国王不知有水会结冰这回事。

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看到一本书。杜安米勒的《奇妙新声》（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Miller，Duane，Out of the Silence，Nashville: Thomas Nel­son）。这是一位牧师亲身经历的神迹。他1990年突然开始失声，休斯敦贝勒医院13位医生组成了医疗队诊治他（世界一流水平），经过18个月的努力，63位专家（包括男高音帕瓦罗帝、歌星法兰克辛那屈的医生）和一次在瑞士全球顶尖喉科医学会议都得出结论说，他声带神经被病毒感染，无药可治（声带神经不能复生），且会继续恶化，两年内会全哑。病情发展完全像医生说的，但借着特制麦克风，米勒牧师仍勉强讲道，他知道讲一次就少一次机会。1993年1月，他在身体、心灵、经济都恶化的情形下，甚至想自杀；但那个礼拜天，他仍勉强教主日学，就在教导时，就在读诗篇103篇第4节“他救赎你命脱离死亡”时，他声音完全恢复，这有现场录音、录像（购书附赠当时戏剧化的CD）和一切医学记录，包括病中多次声带摄影及痊愈后连一丝疤痕都找不到、叫医生极为困惑的医疗记录。米勒牧师的主治医生（非基督徒）把影片拷贝数百份给同行，他们完全不能解释痊愈的原因，更不懂为什么连疤痕都没有。米勒牧师认为整个过程是叫上帝得到更大的荣耀﹕全世界最优秀医生、医院办不到的事，上帝办到了，而且医生在看、听影片时，不能不一再重听米勒牧师读上帝的话。笔者完全同意﹕“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哥林多前书1:19,29）

可是这个神迹，和圣经、教会历史及今天（包括在中国发生的）千千万万无可置疑的神迹（我同意许多所谓的神迹是以讹传讹、加油添醋的结果，这是可耻且应防止的，但连Hume也承认可能有极少数神迹是真的，只是他仍不愿信），有没有叫所有知道的人信呢？没有。

少数有科学头脑的人，在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神迹后，诚实地承认他们不能按现有的科学解释，但“这只是显示，目前的科学知识不能解释，必定有一天，我们能不用上帝行神迹，而用自然现象说明”。读者不要吃惊，在下完全同意这话。圣经记载，上帝派他的使者，一夜之间，杀死了18万5千亚述军队（见以赛亚书37:36；列王记下19:35；历代志下32:21）。完全有可能，有一天，科学证明，这些人是死于一种细菌或病毒，可是这不会减损基督徒对上帝信心的分毫，反而更肯定圣经的记载。因为我们向来相信，上帝可以使用（或不使用）任何受造物，包括细菌、病毒、自然界、人文界的东西，来完成他的旨意。只是我们也说，科学不能证明或推翻，是上帝使这场瘟疫（或洪水、地震、五千人吃饱等）发生，我们相信或知道这事，是因为上帝的话（圣经）如此记载，说得更完全一点，我们信，是因为圣灵使我们接受了上帝的话（哥林多前书2:12；罗马书8:16）。总之，上帝的话，是比神迹更大的权威。

如果理性（逻辑推理）找不到稳当的知识基础，经验又限制知识的范围，认识（或证明）上帝，就只剩下一条路﹕圣经。有人说，耶稣是唯一的路，这也不错，但我们唯有通过圣经，而非其它文献（如新派学者Jesus Sem­i­nary所为）才能认识耶稣。所以借着圣经或借着耶稣认识神并不是冲突的说法。但是，这不是自圆其说（circular argu­ment）吗？圣经证明或保证有上帝。为什么？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因为圣经这么说的。哪有人自己给自己写推荐信，自己替自己担保的？

这个批评是正确的——用在上帝以外的任何受造物都正确。这个批评是合理的——用在圣经以外任何书都合理。容我举一个例子。假定相对论发表后，我不知此论对不对。碰到一位（或数字甚至数十数百位）有名的物理教授，他（们）向我保证﹕“相对论可靠，我（们）是专家，相信我（们）的推荐！相信我（们）的担保！”于是我放心地接受相对论。我们一般习惯都是如此。可是，想一想，推荐相对论，保证相对论，有没有比相对论作者爱因斯坦更好、更可靠、更有权威的？当爱因斯坦推荐、保证相对论时固然是自圆其说，但这不是最好的、甚至唯一好的推荐和保证吗？上面已说过，任何人，事物都非绝对权威。

用圣经的话来证实圣经，这固是自圆其说，但这是最合理，唯一合理的自圆其说。其它宗教哲学文化，包括上面提到的数学，都办不到。

必须先相信圣经，才能证明圣经；必须先相信上帝，才能知道上帝。这是奥古斯丁信先于知的传统，这是改教运动“唯独圣经”的观念，这是加尔文宗，特别荷兰加尔文宗在这一百年来所发展、这十几年大放异彩的transendental method和改革宗认识论（二者也有不同）。这个传统并不轻看理性和经验，但强调上帝权威（就是上帝的呼召、拣选、恩典）。就如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作见证……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约翰福音8:14，16；路加福音24:48）。神或圣经自圆其说，这并不霸道（如爱因斯坦说相对论是对的；莫扎特说他的音乐动听；亚历山大说他是英武的战士；李白说自己的诗高明；马拉多纳说自己球踢得好。这一点不霸道，事实上，他们如自谦不好才是虚伪。那么，上帝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是最天经地义的了）。

上帝存在最大的证据就是祂说他存在。基督徒这一群罪恶、愚味、无知、卑下的人，在上帝奇妙的恩典下，也是上帝存在的证据。这好像是可笑可耻的事。上帝不能用好一点的见证吗？祂只能自己见证自己（最好的，但是自圆其说的）。只能用最差劲的教会（最坏的，但是最常用的）吗？不管祂能不能作别的，起码祂在历史上这样作了﹕“神也捡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哥林多前书1:28，29）我们不可徒受祂的恩典（哥林多后书6:1），我们要对世界说﹕“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约翰福音9:25）“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祂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提摩太前书2:5,6）

康来昌 在美国获神学博士，曾任中华福音神学院教务长，台北信友堂牧师。生命季刊微信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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