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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思想前辈殷海光先生信主见证
（上图为殷海光先生)
清华心源
——追忆五位清华的思想前辈（续36期）
清华思想前辈殷海光先生信主见证
文/赵征
生命与信仰 第37期 2019年11月
本文为“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一书的“代跋”。今天发表的殷海光先生的信主见证为节选。请参考阅读本文作者及清华校友们的文章与见证（本刊将继续播发清华校友的见证，敬请继续关注）：
3.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之二：一个“清华土著”的信仰之旅
清华思想前辈殷海光先生信主见证
一个社会在某种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驱动下常常会产生巨大的群体惯量。大多数人为了近期生存的便利，会屈从于这个惯量而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坚持独立思想而不从众。但是，还有更为少数的另类，他们不仅不满足于独善其身，而且不惜用以卵击石的代价与巨大的群体惯量进行公开抵抗。在中国极强的“从众”民性和悠久的极权统治下，清华的历史上竟然有幸出现过一位这样稀有的另类—殷海光先生。
殷先生于191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他从小桀骜独行，不愿按照传统的求学仕途去发展。他感兴趣的科目都考得很好，但是对不喜欢的科目则不愿意花什么时间在上面。他喜好辩论，因此迷上了逻辑学。他发现逻辑不仅可以提高辩论技巧，可以使人以缜密、科学的思维方法逼近真理的本相，从而可以分辨、抵挡一切外力的误导，是使人保持独立思想的重要武器。他16岁时，以一个湖北乡下中学生的身份，大胆写信给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探讨逻辑学问题，竟然得到金的热情回复和欣赏。深受激励的少年殷海光用了半年时间翻译了一部逻辑学的著作。之后他北上做了金岳霖的门生，还没有上大学就已经跟着金师学到很多知识。1938年他进入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读书。
1949年，殷先生随《中央日报》到台湾。1966年4月，殷海光在台大做了最后一次讲演。他借着这个机会给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如何保持气节的建议。他说孟子所倡导的“舍生而取义”是崇高的极限原则。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动不动就用牺牲生命来保全道德原则和崇高理想。所以，他提出三种外在情况下，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守住的底线：“第一，我们万不可在自己的生存并未受威胁时为了换取现实利益而牺牲道德原则。第二，在我们的生活勉强可过时万不可因要得到较佳报酬而牺牲他人。第三，当我们被生活困难所逼迫不得不放弃若干作人原则时，我们必须尽可能作‘道德的抗战’，把道德的领土放弃的越少越好；而且要存心待机‘收复道德的失地’。”
殷海光为了持守思想自由付上了失去人身自由的代价。据殷夫人夏君璐回忆：1966年台大屈从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不再续聘殷海光，他被逼迫离开台大。当局不许他与年轻人接触并查禁了他的著作，失去了言论的平台。后来，凡被冠以“殷海光的余孽”的台大哲学系教员都被停聘，人数之多几乎使哲学系关门。1967年，哈佛大学邀其前往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台湾当局也不允许其出境。殷先生被软禁在自己的家里。失去了与人来往的权利。1969年，年未半百的殷先生在国民党当局的精神压迫之下病逝台北。殷先生用自己的生命做出了舍生而取义的榜样。但是正义和真理不会永远被埋没。殷先生去世三十多年后，台湾政府、国民党、和台湾大学的最高领导人都为过去对殷海光先生的不公平待遇向他的家属公开致歉。前台大校长陈维昭在道歉时说：“政治势力公然干预大学校园，破坏学术独立，禁抑思想自由之滥觞，殷教授与本校首当其冲，殷教授之铮铮风骨可敬可佩，然本校夙以自由学风著称之校誉则为之受损，实当深切反省，长引为戒鉴。”
回顾殷先生一生，既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对自由和真理持守，也有令人惊奇的思想转变。这些转变绝对不是外部势力强加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以一个独立自由的头脑，经过漫长的思想和生活的探索后，对于真理的不断趋近。殷先生正是因为对真理的追崇，所以可以做到知错就改，对于已经被否定的过去的思想毫不留恋。
殷先生的第一个转变是从只重“外在自由”到追求“内在自由”。自由是殷先生一生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但是，他原本只关注社会大环境的“外在的自由”，而对个人内心的“内在的自由”持有怀疑，认为内在的自由是唯心的。但是他在生命的后期（1965年）写的《自由的伦理基础》一文中承认了内在自由。这可能因为他所尊崇的海耶克也有内在自由的说法。海耶克认为，如果一个人能不受自己内部感情或情欲冲动的支配，能以理智和认知来指导自己，他就是自由的。否则他就是不自由的。殷先生引用海耶克这个理论说：“所谓内在的自由，意即一个人的行为被他自己及意志制所指导，被他的理智所指导，被他历久的信持所指导，而不是被他临时的冲动所支配，或一时的情境所左右。但是，‘内在自由’的反面并非来自他人的镇制力，而是一个人自己一时情绪上的、道德上的、或知识上的弱点。”殷先生后来进一步认为内在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出发点。他认为，内心的自由是精神观念不受自己内在的弱点约束的心灵解放。
殷先生的第二个转变是从拒绝上帝到信仰上帝。这个转变更为惊人。因为殷先生原来是一位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者。他深受当代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影响，是一位无神论者。殷先生自己的父亲和伯父虽然是基督徒，他本人却反感这个信仰，认为宗教信仰是对思想的束缚，是不符合逻辑的、唯心的。他说：“我与唯心论作战不遗余力，我的理智把我同一切神秘论隔离起来。”根据殷先生的学生陈鼓应的回忆，“有一次有个同学问殷先生：‘上帝是不是万能的？’他两手一摊，反问说，‘上帝！上帝在哪里？请出来给我瞧瞧。’接着说：‘如果上帝是万能的，那么他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都推不动的大石头，如果他不能造出这样的石头，那么他就不是万能的。如果他能造这样一块石头，而他又推不动，那么他也不是万能的。’那时的殷先生是个十足的逻辑经验者，任何精神生命和心灵活动他都要诉诸于经验的验证。”从这个角度看，殷先生是最不可能信上帝的那种人。
但是，殷先生也承认：“在我心灵的深处，我感到个人的力量是如何渺小……一个人，如果全心全意地坚信有一万能的造物之主，而且主会帮助他，他的力量是会大起来的……想到这里，我只有默默地为那归向万有之主的人祝祷。”殷先生在南京的时候，有个基督徒同学拉他去讨论《圣经》，他因盛情难却而去了，其中的讨论使他看到人心之沦落，人生之忧患，似乎对《圣经》的道理有了一些了解。1953年，他的未婚妻夏君璐受洗后，敦促他读《圣经》，并按照《圣经》提醒他对付自己的骄傲，把忧虑卸给神。殷先生深怀感激地对她说：“从知识上，我一直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我渐渐感到，从你那里，我得到力量。我自己感觉到我渐渐地在constitutionally(从根本上)变。我开始感到一种不易名言的深厚情操在我心里生长。我愿你把我convert（转变）成为一个好人。”
在1955年，殷先生去哈佛大学访学。他突然看到了追求学问和名声的虚空：“我在哈佛看见许多成名的教授，看去很老。其实，他们都是成名很早，而年纪才不过四十岁，一个一个都成了秃头鹰。我才触目惊心，何必如此呢？死了还不是一堆枯骨吗？尤其是我这种心性的人，我很明白，在我没有Ph.D.和外国教授地位前，如此之稀罕。一旦我有了，一定稀松平常。那才感到苍凉哩！”他写信给妻子夏君璐说：“哎！万事皆空，惟有真情！……这一带古教堂之多，多如天上的星。隔一点时候我要到那里去接近上帝。”他清晰地剖析自己：“在天生的灵性上是文学的，诗的，而头脑所受的后天训练则反道而行。所以，我常常弄得理智与情感不协调；……我需要心灵的谐和。我想，这谐和只能求之于信仰。”在这段时间里，殷先生常去哈佛大学附近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并且兴致勃勃地和教会的牧师及神学院的教授探讨信仰的问题，并且感到谈得非常投机。
在哈佛期间，殷先生对于上帝的存在开始有了突破性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他与爱因斯坦的通信有关。1955年，殷先生读了爱因斯坦的《科学定律与伦理定律》对宗教信仰的讨论后，思想大受影响，深为赞叹，于是写信给爱因斯坦，希望把此文翻译成中文。不到三个礼拜（距离爱因斯坦去世大约一个月），爱因斯坦就给殷先生写了回信，跟他讨论了伦理问题。殷先生发现爱因斯坦“是一个很深厚很虔诚的人，不只是一个科学家而已。”爱因斯坦，这位终身追求科学理性和真理的人，在他《科学与宗教》一文中说道：“科学只能有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领域。”关于那些认为宗教与理性严重冲突的说法，爱因斯坦回答：“一个虔诚信仰宗教的人，他并不怀疑那超越个人的目的和目标的崇高。而这些目的和目标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础。”从与爱因斯坦的对话中，殷先生发现：“人若无对上帝的信仰，犹如水上浮萍。他底生命是没有根的。自古以来，固然有人借教会以行宗教迫害；但是，凡是以迫害良善的人为业者，无一不是无神论者。”他继而认识到：“要有生活的勇气，不能光靠物质，理智也是不够的，我们得有信仰，加上超越现实的眼界。”
殷先生对基督信仰的认识也在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和佛教进行对比后而加深。他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指出：“中国士人学子的思想模式，一直是在孔制基型的规定之下。除了孔制以外，再辅之与孔制犬牙交错的佛法及道家老庄。法家的思想，虽然有极精到的成就，但因一直被看作是与唯‘术’联系在一起的派系而成不了大宗。孔制的主要根干是一种现世的伦教。这种伦教，在从人伦的基本以维持现世的社会秩序上，曾起着重要的作用。可是，它却未能充分地满足人的宗教情感。它更未能满足人的宇宙感（cosmic feeling）;未能满足人看破生死界而探求永恒之境的心灵活动；未能满足人撇开人相我相而开拓一个了无凡俗隔限的普遍境界之要求；未能帮助人解脱生老病死而至无生无死，亦无苦厄的解脱了的永恒境界。”他看到了人类对永恒和无限的共同的心灵向往是儒家思想不能满足的。
殷先生也认识到只有在相信上帝的地方，人才能享受天赋的自由，而不受人的权力组织的侵犯。在剖析中国文化传统时，殷先生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西方社会比中国社会更崇尚自由？他从严复的观点里得到了一些解释。严复认为西方之所以崇尚自由是因为西人普遍接受“惟天生民，各具赋界，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无相侵损而已。”可见，这重追求崇尚真理和主张公义的西方命脉是本于基督信仰的“天赋人权”的基本原理。而且，信仰上帝不仅给人从权势中解放出来的自由，更是给人从自己的局限和罪性里解放出来的内在自由。
殷先生对自己一直崇尚的理性思考进行反思，并看到其中的局限。他认识到：“对于上帝，我一直没有清楚的概念。我以为这是人类的‘不可能’。因为所有关于上帝的说法，都是在文化或在制度上预设的，因此上帝能建构一切，同时有不受一切的约束，超越一切，而又置身一切……年纪越大，我越是感到，我们实在无能力去揣摩包含了人类心灵的宇宙是怎样形成和为什么形成的。在冥冥中必有一个伟大的至高无上和主动的存在，不论我们称他什么，怎样藐视他，到底他已使这样一个宇宙成为可能。”殷先生虽然一向以严谨的理性逻辑著称，但是，在他的生命的后期，他进入到了理性层面之上的心灵经历，一种无法用理性规范和解释的接近生命本源的感受：“常月下散步，感觉造物主之伟大，人生之奇妙。追索之情，油然而生。心灵升华，超越一切。一种接近根源（the Great Origin that may be the Great Creator)情愫不知从何泌出。＂
在1966年，在遭受政治迫害并患绝症的双重苦难的打击下，殷先生对生命、对终极的体验大大加深，他对上帝的看法又有了新的突破。他开始认识到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人是有灵魂的。……一切价值的权衡，目的之定律，好恶的分别，善恶的取舍都由此源流出。”第二，“上帝是‘止于至善’的范则和终极。需要有灵魂的人去趋近。人生的意义就是依这范则和终极来完成自己。上帝是善的根源，是正义的基本，是爱的渊海。”殷夫人夏君璐回忆说，在殷先生离开医院回家养病之后，每晚临睡前都要妻子为之按手祷告，渐渐安睡。有一天，殷先生突然感动得哭起来，说他看见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眼睛看着他。他要妻子笔录下他的忏悔：他三十年来是在错误中活着，假如他能活下去，要去念神学，为上帝工作。
殷先生最终接受了基督信仰。他晚年对基督信仰的领悟和经历不是对他以前思想的否定，而是建立在对中、西、新、旧思想的审视基础上的一个升华，是从人类思想体系的有限范畴向一个无限而永恒的参照系的飞跃。殷先生的师长吴宓和冯友兰先生也朦胧地感受到一个终极至高的存在和一个绝对的真理。他们都把“天人境界”当作人生最高境界。但是，他们坚持依靠自己有限的思考能力去推理“天”的含义而不得要领。殷先生却能够放下学者的骄傲，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敞开心灵感受从上而来、超越理性的启示，从而找到了他一直苦苦寻求的天地大道。殷先生从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把人类理性看得高于一切的人，到成为一个基督徒，并看到超越于理性的至高真理，这个转变是超乎很多认识他的人甚至他自己的意料的。他为此深深感叹：“不知怎的，我本来不太欢迎上帝的，但是上帝的灵光却辐射到我心灵深处。……人的变化，他自己也不能预料啊！愿主与我们同在。”
殷先生的两个转变是相辅相成的。内在自由远远比外在自由更重要，而人要得到内在自由，必须通过认识并接受真理。耶稣说他是真理的本身，是太初就有的道。人如果常常遵守他的道，就必晓得真理，而真理必使人得自由（约翰福音14章6节，8章31–32节）。
1966年，殷先生在台大旧阶梯教室给文学院新生《理哲学》大课，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台大上课。上第一堂课的那天，他走进教室，瞪着炯炯发光的眼注视着三百名刚刚入学的本科生，然后突然崩出一句话：“人活着，就是要追求真理。”殷先生用短暂而艰难的一生实践了这个追求，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终于认识并接受了真理的本身。而这个真理使他得到了自由。
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箴言8:17）
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约翰福音8:32）
赵征 1990年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毕业，1995年获得美国Oklahoma大学机械工程硕士，2005年获得美国Michigan大学管理学博士。目前在美国Kansas大学任教，与先生一起参与校园福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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