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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耶稣的经历
真理在召唤
文/晨露
生命与信仰 总第10期 2006年4月
1993年我40岁那年，在美国宾州一所大学读书时接受了耶稣为我的救主。我常常把自己信主的经历称之为神迹，因为若不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我这个人是绝对不可能会信耶稣的。
自我奋斗的人生
我出身在5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60年代初的大饥荒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小学毕业赶上文革的开始，因中学停学，我们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文革“破四旧”不仅仅拆毁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假神和宗教，它同时给我们千百万的热血青年带来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我当时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亲眼见到毛主席。
十六岁那年，我和同学们一起被分配到江苏省沿海的一家农场劳动，接受“再教育”。我们农场有两千多个来自不同城市的“知识”青年。除了干很繁重的体力劳动外，我们每周都有政治学习，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书，还要常常“斗私批修”，在毛主席画像面前反省，自我批评。经过九年的“再教育”，我完全接纳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深信共产主义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可以用来拯救全人类。我也愿意为之奋斗终生。“人定胜天”成了我们的信念，我无神论的根基也在这时候形成了。我很喜欢用《国际歌》来表达我的信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上帝是不存在的，宗教都是人类用来自我麻醉的精神鸦片。幸福和成功只能来自自己的努力、勤奋、上进。”这就是我当时的人生观。
我在农场时自学英语，于1978年考上大学的英语专业。毕业后做老师多年，后有机会去香港一大学进修。成功一个接一个而来，自我奋斗让我尝到了甜头。香港之行不仅让我看到香港和大陆在经济、文明、民主等方面的巨大差距，我也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广场“六四”事件的经过，我开始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可行性产生疑问。我想极力寻找中国落后和人类苦难的根源，以及人生的意义，但却一直找不到答案。
真理在召唤
我第一次接触基督徒也是在香港。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常常到我们住的大学宿舍里来，向我们几个大陆来的学者讲耶稣的福音。那时，我们对他很反感，但又不好意思赶他。等他一走，我们就讥笑他，认为这老头好傻，竟然会相信一位看不见的神。后来回到国内，这老人还给我写信，我至今仍把他寄给我的一张写着圣经经文的书签夹在圣经里，用来提醒我当时是如何拒绝福音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90年代初我申请来到美国读MBA时，上帝竟让一所基督教大学为我开了绿灯。我当时曾下定决心，绝不受基督教的影响，也不去信任何宗教。只是一心读书，尽快拿下学位。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创下了上7门课程的学校记录。我似乎要向人证明，我的人生完全可以靠自我奋斗而成功，不需要靠上帝。
在美国读书时，我也去基督教教会做礼拜，参加查经班，但目的是要了解美国文化，不是为了追求信仰。当我看到美国的基督徒那么认真地读经祷告，热衷崇拜上帝的情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文革中人们学习革命领袖的著作，向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的样式。我感到美国的基督徒真可怜，像我们在文革时那样，他们把信仰放在一个人的身上（耶稣或毛泽东）和一本书上（《圣经》或《毛主席语录》），太危险了。美国人一定像中国人在文革中一样被蒙骗了。
除了去教会，我也注意观察基督徒的生活，看看他们的生活与信仰有什么不一样。我在校园里常常与同学老师交流，为我的无神论信仰辩护，并宣扬中国的孔孟之道的价值观。我发现他们很能容忍并尊重我的观点，也愿意帮助我了解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的观念。我当时和另外两个学生住在校园外一对美国夫妇的家里。他们是基督徒，70多岁了。房东太太每天为我们做晚饭，每周为我们洗一次衣服，房东还教我们学开车。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向我传讲耶稣，但他们简朴敬虔的生活、夫妻的恩爱，以及待我们如同自己儿女的态度，使我看到了基督徒生活的圣洁和耶稣爱世人的感染力。我后来才慢慢体会到，上帝用他特别的怜悯和慈爱，借着不同的人和事，来感化我这顽固刚硬的心。真理在向我这个浪子呼唤，要我回头。
对进化论的反思
我信耶稣最大的障碍，是基督教有关上帝创造人和人生来有罪的信念。我一直相信人是从动物进化演变而来。后来有机会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的英文原版。达尔文在书中很多次用了“可能”、“也许”、“假设”、“猜想”一类的词，其实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当作真理或科学来推销，只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的探讨。譬如，他在书一开头就说，“现在我所发表的这篇文章（Abstract）肯定不是完美的，对于我的几个论点，也无法提供参考目录和有权威性的论证。但我期待读者对其准确性有一定的信心。毫无疑问，尽管我总是对权威性资料谨慎处理，错误是一定存在的。”（笔者译）
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真理，人如果真是从动物进化而来，那么今天的动物有一天肯定也会进化成人了。那么今天的人到明天又会进化成什么样呢？如果人真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人的良心又是如何进化的呢？众所周知，在21世纪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的良心不是在进化，反在退化，因人犯的罪越来越多，手段更是阴险恶毒。有趣的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最后把生命的起源看成是由创造者吹气而成的。“最初由那创造者吹气而形成多种或一种的生命，它具有多种能量，这种的生命观是伟大的（笔者译）（There is grandeur in this view of life, with its several powers, having been originally breathed by the Creator into a few forms or into one）。这与圣经的启示相仿，因圣经说上帝在造人时，把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小时候常常与同学争论，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谁也没法说服谁。现在回想起来也感到惊讶，幼小的心灵怎么对生命的起源也会有兴趣？其实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大多数人都相信他们的生命应有个来源，生命应该是有意义的，否则活人和死人就没有差别，人活着也可以无法无天。正因为生命是有意义的，而这个意义人不知道，但又想知道，所以人才会去寻找其意义。但在寻找之中，人常常把自己看成是判断真理或生命意义的主体，由自己来决定什么是生命的起源和意义。
圣经一开始就说，宇宙万物是上帝所造的，他从无造有，给万物生机，用泥土造人，让人来管理一切生物，享受上帝创造之美，并来敬拜他、赞美他。有关世界被造的奥秘和神的存在，上帝已放在人心里，让人知道。圣经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19–20）。然而达尔文的进化论之所以受到人们青睐的原因，是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要否定上帝的存在和被创造这个事实。尽管很多人都没有读过《物种起源》一书，他们却愿意把它视为真理，把动物称为自己的祖先。正如圣经所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罗马书1:21）。
对人性的认识
受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一直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生来是无罪的。人的犯罪和堕落是来自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当圣经讲到人的原罪时，我没法接受。后来我才知道，圣经中“罪”的原意不是中国人观念中触犯法律而犯罪的概念，而是指人不愿以上帝的旨意为中心，反以自我为中心的叛逆本性。我小时候总觉得父母亲爱我的弟弟，不爱我，我就借机来发泄自己的不满。父母说什么话我都不听，骗父母，欺负弟弟，有意挑衅闹事，恼怒父母。有一次我故意离家出走，急得父母到处寻找。
文革中我多次亲眼目睹人性大暴露、兽性大发作的事件。文革开始时我成了红小兵，住在学校里，看守一些被关在“牛棚”里的老师。一个冬天，几个比我年长的红卫兵要审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他曾在国民党做过事。红卫兵让他双膝跪在一条横放的长凳上，双脚悬在空中，身体摇摇晃晃的。他的正前方是张桌子，桌子靠墙，墙上贴着毛泽东画像。红卫兵不断地叫他低头向毛主席认罪。一个红卫兵嫌他的头低得不够，就用一把刷子，沾着冷水，在他头上敲。另一个人从后面朝他臀部一脚。这个老师身体立即失去平衡，一头栽在前面的桌子上，倒在地上，鲜血直流。红卫兵声称他在装死，勒令他去把血洗掉，回来再跪。作为旁观的我，不记得当时我的感觉了。我想我如果年龄大几岁，很可能也会像那些红卫兵一样，大打出手。这件事几十年来像一幅图画，一直留在我脑中，那老师一声不吭的样子，与那两个红卫兵威风凛凛的神态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学生怎么会对一向所尊敬的老师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来？也许可以把它归罪于文革特别环境的因素，或是阶级斗争的残忍。信了耶稣后我才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人不认识也不相信赐他生命的上帝。当人不认识上帝，他也就不会认识自己，他更不会去尊重上帝所创造的人以及上帝赋予人的价值。人罪恶的本性往往会在一个无法治的情景中暴露无遗：以自己为中心，贪婪、妒嫉、淫乱、凶残。圣经说得好，“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诗篇14:2–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当一个不相信上帝旨意的人按自己本性和意志行事时，是多么的可怕。中国亿万人在文革中遭受的灾难，不正是把毛泽东这个凡人捧为“万寿无疆”的“大救星”的结果吗？
可见，一个被扭曲了的人性，一个背弃上帝的人，连认识自己都不可能，他又如何能离开真理本体去寻找真理，去认识生命的真正意义呢？他们最多只能找到人所创建的宗教。而基督教所信的上帝是自在永在的神，他不需要人的承认而存在。但他愿意把自己主动启示给人，让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让有罪性的人可以通过上帝的独生子与神和好，免去上帝对罪人的愤怒。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上帝主动地把他的救恩赐给他在基督里所拣选的，并愿意接受他启示的人，让人能认识他，得到他的祝福。圣经说得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9:10）。
读圣经和参加查经班的讨论给我很大帮助，我开始接纳基督教一些基本的信念，刚硬的心也开始软化，无神论的信仰在我的价值体系中开始崩溃，我对自己的罪性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我看到我肮脏的灵魂，陷进黑暗的权势中，没法自拔。圣经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拯救自己，唯有靠那位赐我们生命的主宰。我在毕业前夕，祷告了好几天，求独一真神能进入我心，向我显现，让我能认识并相信他。上帝真的听了我的祷告，开了我的心，让我知道耶稣就是那真神，他从天上以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为要让我们认罪悔改，赦免我们的罪，并把更丰盛的新生命赐给我们。我决定要把我的一生交给他，让他来引领我。大学毕业后两周我受了洗，归入了耶稣的新生命里。
历史的主宰、万民的上帝
信主前，我总认为基督教的上帝是位偏爱以色列的神，不是中国人的神。他连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都不爱，这样的上帝不值得我去信。信了耶稣后，我才慢慢明白，上帝奇妙的作为不是我们能完全明白，猜测得透的。虽然上帝先把福音赐给犹太人，再给外邦人，但他的审判也要从神的家起首。“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路加福音12:48）。正是因为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背弃，福音才临到外邦人的身上。圣经说，我们是上帝在创世以先就在基督里所拣选的子民，因为他是在永恒里的神，他从不偏待人。
我们所信仰的上帝不仅仅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他也是主宰历史的神。历史是上帝的作为和主权真实的记录。圣经在《但以理》一书中记载大利乌王，下令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里，而上帝借着但以理的祷告和信心使他免受狮子的伤害，以至于后来大利乌王发出通令，要全地各方各国的人都来敬拜但以理的神。上帝竟用一位外邦人的国王来向外邦人传福音，上帝在人类的历史中以他自己作工的方式使他的名得到荣耀。同样，上帝也通过共产主义来消除了中国的各种假神和偶像，又让中国人狂热地把毛泽东捧为人间的上帝，当偶像来崇拜。最终让中国人明白过来，毛泽东不过是人，不是神。当人取代神的地位时，人间必有灾难和痛苦。当人顺从上帝，敬拜他，按照他的旨意行，才能蒙受上帝的祝福。
上帝让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战争和苦难。中国在20世纪中期关上福音的大门长达几十年，中国人在无神论中自我膨胀，在进化论中自我陶醉。上帝又让中国在经历了文革中的专制封闭，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和“六四”的困惑之后，让她看到一个不相信、不敬畏上帝的国家是多么可怜，多么可怕。当上帝再次打开中国福音大门时，一个无神论的中国在近几十年中，竟成为全世界福音丰收最大的禾场，几千万的中国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他们的救主。这不是上帝对中国人民的爱和怜悯又是什么？除了上帝还有谁能主宰历史？
回顾我背弃上帝的人生历史，我真的看到上帝给我一种特别的爱，即我还在做罪人时，他就爱上了我，耐心等待我这个浪子的回转。我人生的每一步都有上帝恩手的牵引和保守。若没有文革的“破四旧”和上山下乡的经历而体验到人生的苦楚，若没有对共产主义和毛泽东“大救星”的盼望和失望，若没有被唯物主义、进化论所薰陶，转而又受到创造论的冲击，若没有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和困惑，若没有那位香港老人给我撒下福音的种子，若没有在美国大学与基督徒同学对真理的探讨，帮助我认识真神，若没有那对美国夫妇在生活上给我的关心，让我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圣洁生活，我很难想像自己竟能成为一个称耶稣为我救主的人。像我这样心地刚硬，如此骄傲的人，居然能成为神的儿女，不是神给我的恩典，又是什么？不是神迹，又是什么？
耶稣在十字架上复活后吩咐门徒，要他们去把福音传遍全世界，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其实这个大使命并不是从新约开始的，而是从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就开始了，并贯穿整本圣经。上帝不仅仅拣选了以色列民族来祝福他们，他要以色列成为世界万国万民的祝福。《创世纪》12章说，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要祝福他，也要他成为别人的祝福，要叫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而得福。上帝爱世上每一个民族，也要祝福他们。今天上帝的福音临到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中国能成为其他民族的祝福，以至万民来敬拜他。我如今信了主，蒙了恩，我愿把自己的余生用来传扬、见证上帝的爱，让更多的人得到他的祝福，让上帝得到荣耀。
晨露 来自中国大陆，现在华盛顿特区一华人教会带职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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