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华医生（二）

1935年9月6日，“柯立芝总统号”远洋海轮驶出旧金山湾，那座铁臂高悬的著名金门大桥仿佛是现实与梦境的分界线。离开熟悉的故乡和亲人，远赴举目无亲的中华古国，华理士回首眺望渐渐远去的加利福尼亚群山，想起离开家乡诺克斯维尔的那一天，喉咙不禁一阵哽咽。诺克斯维尔市百老汇浸信会把送别他的那个主日定为“比尔．华理士日”，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又是多么庄重的托付啊！他觉得自己这个卑微的工人实在不配获得这样的尊荣。家乡教会弟兄姊妹们的这份深情与厚望，让二十七岁的年轻宣教医生更加坚定奉献的心志，义无反顾地奔向遥远的福音禾场。

经过在太平洋上一个多月的漫长航程，海轮在东京和上海作短暂停留后，10月的一天，“柯立芝总统号”驶进香港码头。当轮船停靠在这个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港市岸边时，东方古老帝国的各式景物随即呈现在眼前，冲击着华理士的视觉、听觉，乃至嗅觉—熙熙攘攘的街市、色彩各异的舢板、中西混杂的建筑，尤其是第一次见到的那摩肩接踵的黑头发、黄皮肤的人流，让他心里霎时涌起了莫名的激动与惊诧。

“看吧，你就要进入这个充满古老传统和文化的地方了。”身旁另一个差会的一位年纪稍大的宣教士对华理士说，“传教士到这块土地的最早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八世纪，但这地方如同一张巨大的嘴巴，把他们全都吞吃殆尽。罗马天主教在十四和十五世纪也曾经到此地传教，但满族皇帝在1724年禁教，传教士的努力也随之付诸东流。”

华理士站在甲板上，睁大眼睛注视着眼前的景象，耳朵则继续倾听着身边那位宣教士的话：“你当然听说过马礼逊了，我们把他尊为基督教在华宣教士之父。这位英国人是从你们浸信会那里得到异象，立志打破一切阻隔，为我们这些后人开路，把福音传进这块古老文明之地。据说，当初有人讥讽他：‘你真的以为你可以感动这些拜偶像的中国人吗？’他回答说：‘先生，我是不可以，但我深信上帝可以！’”

这时，一条舢板靠到船边，舢板上的小孩争先恐后地向船上的乘客讨要硬币。那个宣教士向岸边扫了一眼，继续对华理士说：“继马礼逊之后，后来的传教士也都付出极大的代价。早期到这里来的传教士，在此地宣教的平均年期是七年。在本世纪前五十年，只有一位传教士能在这里坚持事奉到四十岁。你是宣教医生，真应该感到骄傲，因为正是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一百年前在中国开创了医务传道的先河。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他找到了打开中国人心灵门闩的钥匙。”

华理士点头回应。在接受预备来中国的训练期间，他学习过这段宣教历史，对那些披荆斩棘开辟福音前路的先辈们充满了崇敬之情。后来，他曾经专门到澳门的基督教坟场，缅怀那些长眠于此的宣教士，并肃立在他心中的楷模—美国南方浸信会第一位到华南拓荒布道的纪好弼牧师（Rev. Rosewell H. Graves，1833－1912）的墓前留影。来自美国加州的纪牧师，第一次远赴中国宣教时才刚刚二十三岁，比现在的华理士还年轻，他是把基督福音和现代医学传入广西的第一人。纪牧师在中国工作了整整五十六年，历尽无数艰险，到晚年双目失明后，他仍然不肯离开，最后以七十九岁的高龄安息在他终生事奉的这片土地上。

华理士还知道，1900年的义和拳暴乱，导致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和数以千计的中国基督徒遇害，其中许多人因拒绝背叛救主基督，宁肯以鲜血去见证自己的信仰。不过，现在人们都乐观地相信，这些惨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人类世界已经进入了文明的二十世纪，不会再有人因为信仰而付出生命了。

但后来的事实却表明，当时人们的这种想法是何等的天真幼稚。

初上梧州

在华的宣教士齐集码头，欢迎来自家乡故土的新同工，尤其是华理士所属的美国南方浸信会在华南的宣教士们，更是兴奋不已。他们期待差会总部再派一名宣教医生，已经整整等了超过十年，此刻华理士的到达，怎能不让他们欢喜雀跃？

华理士在欢迎人群的行列中，认出梧州思达医院的院长毕济时。对毕医生来说，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是神对他日夜祷告的应许。

抵埠后的第二天下午，华理士甫卸行装，毕济时就迫不及待地带他上广西梧州。他要让这位新来的宣教医生先亲自看看即将事奉的工场，认识一下未来的同工，然后才返回广州开始为期一年的粤语学习。

两人坐汽船沿西江北上，这段二百二十英里的航程需要走一天一夜。对于乘客来说，最难熬的不是船上旅途的无聊寂寞，而是西江上经常泛滥的洪水，两岸出没的盗贼，以及绑架勒索的劫匪。

华理士被船外秀丽的风光所吸引，青翠的河岸，奇异的峰峦；绿油油的稻田间，头戴阔边草帽的农夫在弯腰劳作；一身光溜溜的小孩在水中嬉戏，妇女在河边捣衣浆洗。毕济时指着岸上的村舍对华理士介绍说：“你看，这些房子全是用泥砖砌的，屋内地板也是泥砖，窗框虽是木条，但窗户是纸糊的，因为玻璃太贵，农民买不起。木头也是贵重的商品，一般只用来做屋梁、农具、家什和棺材。”

次日午饭后，船过江峡。毕济时对华理士说：“黄昏时这个峡谷的景色非常美，落日晚霞映照着青山秀水，真是色彩斑斓，但你可不要被这眼前的美景所迷惑，因为正是这河水给梧州带来很大的麻烦。由于西江和抚河在梧州汇合，但下游峡谷的河道狭窄，水流形成瓶颈，导致梧州城经常内涝，洪水会涨到我们医院的前院，你到了之后就会知道了。”

梧州城依山旁水而建。汽船驶抵城内的码头时，毕济时拉着华理士的胳膊，把一间坐落于岸上半山腰的五层楼房指给他看，那就是在华理士心目中萦绕多时的新工场—基督教两广浸信会梧州思达医院。

身穿白色制服的医护人员和当地的宣教士一起在码头迎接华理士。在《宣教士影集》中见过照片的同工们，此刻就站在眼前，华理士在船头上就已经认出：那个身材高大的得克萨斯人就是理力善牧师（Rex Ray），身边是理牧师的夫人，还有一位是资深的女传道牧冕姑娘(Molly McMinn), 她在中国事奉多年，不久将任满返国。看着毕济时兴奋地不断向岸上众人挥手，华理士无法猜认出哪一位是毕医生的夫人。

傍山矗立、围墙环绕的思达医院，前面是两层高的门诊楼，这样的建筑在当年的中国内地堪称杰作。华理士穿过门诊楼的拱廊，迎面是一片漂亮的草坪，沿着绿色的阶梯，踏上高大的石级，就进入这座闻名遐迩的医院大楼。

热烈的欢迎仪式过后，到傍晚时分，华理士才有机会独自安静一下。他漫步在医院大楼旁的花园，站在回廊的栏杆边，俯瞰山下梧州城内朦胧的灯光，以及静谧的西江上的点点渔火，落日的余辉斜映在山边，清凉的晚风吹拂着脸庞，他不禁在心底里向神感恩，感谢神赐给他在这里事奉的难得机会。

到达梧州后的第四日，华理士就做了第一次急诊手术，护士们迅即被他精湛的医术所倾倒。消息传开后，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纷纷要求在下一次手术中担任华理士的助手，至少也要到现场临床观摩学习。其他宣教士见到这种情景，私底下都暗暗点头相示：“这新来的小伙子，行啊！”

华理士此行在梧州逗留了两个星期，随后返回广州开始学习粤语。毕济时向他保证，一年后到梧州工作时，在当地还有机会继续学习这种很难掌握的中国方言。

送别华理士后，毕济时坐下来仔细回想这位年轻新同工近日的表现，并写信向美国差会总部的麦德里博士作汇报：

华理士医生已经到达本地。我仔细考察后，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小伙子，相信他最终必定可以成为一名胜任本职的优秀同工。不过，我担心他是否会乐意学习领导这间医院所必需的行政管理技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将说明他还有另一种恩赐，因为在他所专注的医学技能方面，他已经足够出色了。

我感到他在语言方面存在一些困难。我的意思是他缺乏对声调的敏感，这对于准确理解中国人说的话非常重要。不过，华理士给中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对一名初来乍到的宣教士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我们的同工已经完全被他所折服，他毫不造作的微笑、以及对他人真诚的关心，迅速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敬。

险境中的安稳

在广州学习粤语的第一年的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其间，华理士在中国度过了离开家乡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妹妹专门从老家给他寄来一封信和一个包裹，以此慰籍兄长的思乡念家之情。包裹中有父母的一张合影，尽管童年时早逝的母亲留在华理士心目中的印象并不深刻，而三年前他所挚爱的父亲也已离世，但此刻对着双亲的照片，华理士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在家乡的温馨岁月。如果父母还健在的话，华理士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理解他远赴中国事奉的心志，以及他为之终生委身的宣教事工。

妹妹在家乡支持宣教的教会同工们询问华理士有什么需要，他们愿意提供协助。华理士思索了半天，只提出了这样的请求：“你们可以帮我代订《时代》杂志或者《北美外科诊断学》双月刊。”

一年的语言学习结束后，1936年8月华理士去香港参加华南浸信会宣教年会。按计划，会后他将从香港北上梧州，正式开始他在思达医院的工作。其时，正值桂系军阀准备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队开战，盘踞梧州的广西军阀运送兵员和军械沿西江南下，而蒋介石则调派刚结束“剿共”的军队往广州附近布防。整个西江航道战云密布，处处风声鹤唳。英国和美国赶派兵舰去广西撤侨，同时为沿西江驶往梧州的汽船护航。华理士正好坐上这艘船，结果，沿途除了偶尔的几下冷枪和岸上不时的嘶喊外，汽船总算平安抵达梧州。

华理士孤身一人来到梧州，其他外国宣教士都没有回来，全留在香港等待战事平息。华理士卸下行囊，翌日一早即忘我地投入工作。当天下午，一名美国海军军官来到思达医院求见，声称是舰长派他来护送华理士医生上兵舰，一起撤回香港。

“回香港？为什么？”华理士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绝，“我不管打不打仗，我就留在这里，哪里也不去。”

“很抱歉，先生，”那军官解释说，“舰长认为，如果你今晚还留在这里，他就无法为你的安全负责了。”

华理士笑了，“请转告舰长，请他放心。首先，他不必为我到这里来而负责，所以也无须为我留在这里而负责。”随后他加重语气说：“请告诉他，我感谢他的关心。我明白他想提供帮助，只是我认为没有必要。”

目送军官离去后，华理士转身对一旁的住院医生吩咐道：“好了，我们继续工作吧。”

傍晚，那个军官又来了。华理士从手术室出来时，他迎上前咧嘴笑道：“很抱歉又来打扰，先生，舰长想请你今晚到舰上共进晚餐。”

“你的舰长不会是想出什么花招，诱骗我去什么安全地方吧？”华理士问道。

“哦，不，今晚是舰长举行生日晚宴，他希望有另一位美国人与他一起分享。”

“那好。如果是这样，请告诉舰长，我非常高兴能应邀出席，只是我使用筷子还不太熟练。”

当晚，九月的西江河面上，在美国海军“Mindanao”号军舰上举行的这场生日晚宴显得有点不同寻常。除了华理士外，还有两位石油公司的商人也应邀出席。大家闲聊了一阵后，舰长忽然把话题转向华理士，带着不解的语气问道：“像你这样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外科医生，为什么会把生命耗费在这块被神遗弃的土地上？”

华理士微微一笑。他早已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而且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他回答说：“这个问题不太容易解释。我可以说的是，我来这里绝不是要逃避什么。我不是因为失恋而躲到这里来，我也不是美国警察通缉名单上的逃犯。”

众人都被他的幽默逗得哈哈大笑。舰长仍然穷追不舍地问道：“那又是什么促使你觉得自己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呢？”

华理士回答：“我父亲是一名医生，我也想成为一名医生。我喜欢医学。机械虽然一直是我最大的兴趣所在，但从十多岁的时候开始，我就不断地问自己，我这一生应该做什么？终于有一天，我非常确定地深信，我要成为一名宣教医生。”

“在此之前，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工作吗？”在座的其中一位石油商人问道。

“没有。我肯定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过这样的建议。我父亲原来一直帮助我投身汽车产业。但从那天开始，我已经清楚我应该做什么了。”

华理士停顿了一阵，仿佛在回首往事。随后，他站起身来说：“那是十一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来越肯定，这个抉择有神的旨意在其中。我觉得有喜乐、有满足、有价值。”

一番话让众人都陷入了沉思。静了一阵，华理士显得有点窘迫地说，“其实我并不是要自夸，这里没有什么神迹奇事或任何个人英雄主义。事实上，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传道人，不善言辞，只能做个动手不动口的外科医生。”

大家听后都笑了。虽然这个话题没有再继续下去，但在场所有的人都清楚地记住了这位田纳西年轻医生在那个战事临近的晚上所说的这些话。几十年之后，华理士传记的作者从他们一致的忆述中把这些话还原成文字，如实地记录在华理士的传记之中。 

仁心仁术 口碑广传

内战持续了两个星期，造成不少的伤亡。战乱平息后，其他宣教士纷纷重返梧州，思达医院内外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景象。

一周之后，一年一度的西江洪水季节又到了，给民众带来的劫难并不亚于刚刚过去的战火之灾。由于不久前桂系军兵把大量满载砂石的驳船沉入梧州下游的西江河底，以阻挡蒋介石军队的进攻，结果九月的大雨一来，西江和抚河的水位急涨，短短几个小时即淹没了近半个梧州城，平日的街道全变成了河流，恍如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一般。华理士惊奇地发现，数以千计的舢板仿佛变戏法一样，突然出现在梧州城内的“街河”之上，载着市民穿梭往返。看来梧州民众对于洪水泛滥已经习以为常了。

华理士的工作一如往常。每天一早起床，他就先去病房查房，察看夜班记录，指导助手的工作。在吃早餐之前，通常先安排一个手术，如果是一般的小手术，就连做几个。

摆在华理士面前需要处理的事，似乎总是排山倒海般没完没了。此时，令他非常感恩的是，神让他在家乡诺克斯维尔总医院当了两年的住院外科医生，接受了必要的装备，但他巴不得这样的训练可以再长一年，使他可以在外科专家的指导下积累更多的临床经验。现在，必须独当一面的华理士在连续几个星期做的手术中，遇到了不少以前从未见过的病例，需要处理许多以前他未曾处理过的难题。

他给病人摘除过体积庞大的肿瘤，做过极其精细的眼科手术，缝合兔唇、腭裂等手术更是家常便饭，还有阑尾切除、截肢、妇科难产手术等等。不少在今天医学界看似普通的手术，在几十年前条件极为落后、严重缺医乏药的西南地区，还是难度和风险都相当高的复杂手术，是许多医生一直不敢做或无法做成功的。华理士用他的手术刀救治了无数的病患，“华医生”的名声迅即在广西当地传开，许多病人慕名远道来思达医院专门找他求诊。

有一位小女孩患有严重的兔唇，无法清楚说话，常常被其他同伴取笑和欺负，甚至被扔石头和木块。华理士成功地给她做了手术后，小孩的母亲逢人便赞“华医生”的医术高明。一天，她听说有个妇女生的男孩天生畸足，男孩的父亲打算把孩子扔掉，她立即带上治愈的女儿赶去，对那个妇女说：“带孩子去梧州找华医生吧，就是他把我女儿的病治好的，你看，她现在说话多顺畅，和其他正常的孩子一样。我说，华医生肯定能把你孩子的脚治好。”

每当遇到这种事情，华理士都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这并非因为自己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而是因为这些年幼无辜的残疾孩童得到医治后，将不再受社会歧视、不再被家庭遗弃。

不过，并非每一次手术的结果都如愿以偿。许多时候，经过各种努力之后，病童依然无法痊愈，最终还是失去生命。有个小孩患了严重的白喉症，这种致命的疾病在当地并不罕见。华理士尽全力抢救后，仍然无法挽回他的生命。望着静静躺在病床上的孩子，华理士直起腰，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轻轻地抱起孩子的遗体，搂在自己怀里，向进入病房的小孩的父母耐心地做解释，并温柔地安慰他们，虽然他的粤语还不流利，但关怀体贴不一定非要靠语言来表达。在这个时刻，华理士没有忘记向家属讲述基督的救恩，他怀着同情和怜悯的心，告诉他们：主耶稣爱所有的小孩子。

入秋时节，毕济时院长写信向在美国的麦德里报告思达医院的近况：

华理士医生的表现已经证明，差会选派他到这里来是最正确不过的决定。他具有敏锐的眼光，能干的双手，以及丰富的外科医术。当有一天他完全负责起整个医院的院务时，我确信他必定能使医院赢得更高的声誉，甚至会把广州的病人都吸引到这里来。

毕济时统计了一下，发现自从华理士到来后，思达医院的病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更令他高兴的，是医院员工灵性的复兴。他在信中写道：

所有成就中最喜人的，莫过于属灵果实的丰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欢呼收割：一班又一班的人得救归主，其中有两个家庭是全家得救……梁医生最近加入我们的教会了，另一位姓黄的女医生，也将在这个主日受浸。这一年，神实在是大大地赐福给我们。

当时两位华人医生公开受浸，认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在当地并非易事。他们必须打破本地千百年来拜偶像的传统恶俗，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各方的巨大压力，但这也体现了在天上掌权的那位大能者的权能。宣教士在梧州布道多年，基督教会在当地也已经建立多年，许多与宣教士一起工作的华人，不是没有机会听闻福音，但现在他们从华理士医生的身上，真切地看到了基督徒应有的样式。华理士虽然讷于言辞，粤语也说得很蹩脚，不能像一些布道家那样滔滔不绝地当众讲道，但他的行为依然起到了主耶稣所说的“光与盐”的作用，无愧于他作为一名宣教医生的神圣职责。

忙碌的工作对于华理士来说，是一件令他兴奋的事。每当看到病人痊愈，他就感受到被主所用的喜乐，享受到圣经所说的“福杯满溢”的感觉。在中国度过第二个圣诞节时，华理士收到妹妹和妹夫从老家寄来的他们亲手制作的水果蛋糕，他和其他宣教士同工一起分享这份来自家乡亲人的心意和祝福。

阴云笼罩 危机逼近

1937年7月7日，在外国人称为“马可波罗桥”的北平卢沟桥的附近，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日本军队拉开了全面进攻中国的战幕。令许多外国观察家惊愕的是，仅仅半年时间，日军便攻陷中国的首都南京，随后传来屠城惨案的消息。

华理士和其他宣教士一起，密切注视着战况的发展。华北的宣教士最早被战火波及，各种令人极其不安的消息纷至沓来，但当时英美和日本之间尚未宣战，考虑到教会的福音事工，以及教会所办的众多学校、医院、孤儿院、救济所等社会服务的迫切需求，大多数西方宣教士决定仍然留在日占区坚守，继续帮助中国信徒和民众。不过，即使最乐观的人也能估计到，华东沦陷后，整个西江流域地区都已经在日军战机的有效往返航程之内，必将成为日军空袭的目标，而梧州正好位于这个区域的中间。

成千上万的广西军队开赴广州和其他省份驻防，以抵御进犯的日军。不久，广州以及沿线铁路开始遭受日军战机的轰炸，后来连西江航道也被封锁了。

思达医院面临着食品和医药用品日益短缺的危机。所幸的是，毕济时是一位头脑精明的院长，他早就未雨绸缪，及时提前储备了大量的物资，至少暂时还能保障供应日常所需，但若果战事旷日持久，最终也难免会不敷应用。

毕济时不但要照管梧州思达医院，同时还要兼顾在桂林的浸信会医院。那所医院没有院长，而身在梧州的毕济时往往鞭长莫及。眼看着桂林的医院面临关门的前景，心急如焚的毕济时很想亲自去桂林主事，但又放不下思达医院的担子。他给差会总部写信诉说：

此时此刻，我相信如果把思达医院的院务完全放下，无疑将严重危及医院的运作。我无意强调自己有多么重要或具有多么强的管理能力，但我确实知道，华理士还未准备好负起全盘责任，除了对行政管理不感兴趣之外，他也尚未完全掌握中国人的内在性格和心理，这远比掌握中文更加重要。

当时确实有不少事例证实毕济时院长对华理士的这一观察。华理士似乎只对医疗工作感兴趣，并且全身心地投入，但对行政管理以及各种繁杂的事务细节则置身事外。即使有时院长征询他的意见，他也依然把决定权全部交给毕济时。另外，他对华人员工的随和态度也广为人知。作为一名主管医师，华理士虽然自己非常勤奋刻苦，夜以继日地忙碌，但他却容许手下的医护人员按自己的节奏和步骤工作，从未见他疾言厉色地教训过任何人。在毕济时院长看来，这未免太过放任自流，缺乏管理者应有的领导力，也说明他还未充分了解员工的性格特征。毕济时认为，如果你不主动指出下属的不足和失误，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已经做得不错，不会有任何改进。这样的处事方式是难以担负起整个医院的管理责任的。

到了十月份，毕济时已经无暇顾及桂林浸信会医院的境况和华理士行政管理能力的不足了。因为美国领事馆已经警告医院的美籍人员准备疏散撤离，宣教士们开始私下议论撤离命令下达的时间。其时，日军的战机尚未飞临梧州上空，但宣教士们强烈地预感到空袭迟早会发生，而且后果无法预料。在危机逼近之际，思达医院的所有职员，尤其是宣教士们，对医院充满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自从1904年建立至今，思达医院从来没有停止过履行自己的使命，一批又一批的宣教士和医生在此传播福音、服务病人，而此刻战争灾难即将来临之际，大家又怎能离开岗位、逃避使命呢？于是，全体宣教士向美国总部的麦德里博士写信，提出请求说：“我们医院的全体人员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留在本地。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在中国的所有教会医院都不应该关门。” 

警报响起

1937年12月19日清晨，华理士睁开眼睛，习惯地在床上静静再躺一会儿，让双眼适应周围的黑暗。这时，朦胧的晨曦透进室内，从窗外可以勉强看到花园和医院大楼的轮廓。华理士蹑手蹑脚地起了床，悄悄地穿好衣服。他来到梧州后一直与毕济时医生一家住在同一所房子，已经习惯早起的华理士不想惊醒其他人，他走出屋外，迎着微明的晨光，脚步轻快地来到院部大楼。

自从到医院工作来，他天天如此。每天黎明即起，到病房查看、检查病人、阅读夜班护士的记录，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查看X光片，准备当天的手术。然后，他坐下来开始早晨的灵修，翻开自己的新约圣经，选读其中的几页，在心中默记经上的内容，最后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天色大亮后，华理士走出大门。梧州早晨的景色尽收眼底：江水、朝霞，木船、渔网，医院庭院的老榕，抚河岸边的青竹，所有景物都让他心旷神怡。他非常欣赏眼前的一切，带着发自心底的微笑，他一步三级地跃上台阶，返回毕济时的家中，准备与毕医生夫妇和理力善牧师一起共进早餐。

“早啊，比尔，”理力善向他打过招呼，随后接着说，“我刚刚和毕济时医生讲了我的计划，准备明年开春时穿越日本人的封锁，给你弄回点‘锯骨头’要用的东西。”身高体壮、富有西部牛仔风格的理力善，和华理士说话时总爱开玩笑。“锯骨头”要用的东西，指的是医院眼下日益紧缺的医疗器材和药品。

毕济时在一旁插话说，“我想，我们这位习惯冒险的牛仔又迫不及待地想重温以前那些老日子了。”华理士明白这话的含义。众所周知，十年前理力善曾被山贼绑架勒索，脱险之后，他总是对那次历险津津乐道。“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个聪明的计划，尽管到明年春天，我们确实非常需要物资，”毕济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伙计，说说你的计划如何？”华理士很喜欢这位勇敢爽直的资深宣教士，总是用“伙计”来称呼理力善。

理力善开始兴致勃勃地解释自己的计划：“我有个朋友，在广州有一艘船……”

毕济时打断他的话道：“照我估计，明年春天广州已经不在中国人手里了。今天早上日本人又轰炸那里了，据说还有十八艘日本军舰正开往那里。”

“那可真的不妙，”华理士说。

正在说话之间，防空警报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凄厉的警报声打破了早晨的宁静。三名宣教士以前在防空演习时听过这声音，但这次似乎不像是演习。随即，他们听到从远处而来的飞机轰鸣声。三人立刻跑下台阶，直奔医院大楼，迅速冷静地把医院的职员组织起来，从一楼开始分批疏散病人，首先把重病号转移到地下室。这时，人们听到了四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密集猛烈的机枪声。

在医护人员的组织下，病情较轻的病人协助行走不便的病人，有秩序地沿着楼梯下到地下室。如果万一炸弹投落到医院，至少还要穿透五层的钢筋水泥大楼，才能落到地下室。当初设计思达医院大楼的建筑师，可没预料到今天这里变成了一座坚固的防空避难所。

当病人全部安全转移到地下室后，华理士跑到医院的顶楼，向着天空望去，只见十一架日本轰炸机正在空中盘旋，一轮红日在天边冉冉升起，映射出满天的霞光。

一颗炸弹落在一英里外的梧州机场，炸毁了停机库。随后，日机又飞到发电厂上空投弹，但没有命中目标。他们从空中转了一圈，再次俯冲投弹，依然没有击中电厂，但炸弹却落在思达医院附近，猛烈的爆炸使大楼都晃动了，窗户的玻璃全被震碎，哗啦啦的撒满一地。

不一会，所有携带的炸弹都投掷完后，日机消失在医院后面的山后。华理士俯视山下，原本宁静祥和的梧州城，剎那间完全变了模样。城内有十几处地方燃起了大火，冒起冲天的黑色烟柱，人们东奔西跑，喊爹唤娘，哭号连天，到处一片混乱。华理士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战争的恐怖与残酷，那种可怕的情景令他永远难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