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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宣教士在广西
文/理力善著 文思译
生命季刊 第51期 2009年9月
编者按 Rex Ray牧师(1885–1958)，中文名理力善，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西部拓荒者家庭，父亲是一名医师。理力善为家中长子，15岁丧父，1905年入读泰勒商学院，毕业后在一家木材公司任职。其后，他回应所在教会牧师的宣教呼召，辞职入读Decatur浸信会学院，1917年毕业。1919年9月9日，理力善奉差遣往中国宣教，1920年3月从西雅图启程。
理牧师在广西宣教将近30年，把一生中青壮年最美好的岁月，全都奉献给他所挚爱的中国人。在几十年的宣教生涯中，理牧师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乃至生死试炼，靠着主耶稣大能的看顾，都一一胜过。华人布道家宋尚节在他所著的《灵历集光》一书中，曾记载1932年4月3日他在广西梧州举办福音布道会期间，受到理牧师热情款待，并听理牧师讲述自己在广西深山匪窟逃生的见证。
下文摘译自理牧师返回美国后写的回忆录（Rex Ray: Cowboy Missionary in Kwangsi 1964, Broadman Press, Nashville, Tennessee)。理牧师自称“牛仔宣教士”，乃是以西部牛仔那种不畏艰险、坚韧果敢、勇于开拓、不屈不挠的精神而自许，甘愿在远离故乡的福音禾场上，做一名主基督的忠仆。
远道来华
当我在香港离船登岸时，觉得自己完全一副初出茅庐的懵懂样子。主耶稣起初呼召我当宣教士时，我就一直在心中猜想中国人的模样，现在终于在此地，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了。
到达广州后，因为一句中文也不懂，全靠主的带领，先坐人力车，再坐舢板，最后在这个热得人头脑发昏的城市里找到了目的地──浸信会传道部。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学中文。面前的中文教师完全不懂英语，我也完全不懂汉语。他开始教我说中文了。我们四目相对，他像火炉上的跳蚤似的，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每当站起时他就说“起身”，坐下时就说“坐下”。我就按要求努力去理解他动作和言词的含义。
在广州大约一个月后，我应邀去船上向水手们讲道。我请浸信会一些女传道同行并协助唱诗，希美贤姑娘（Miss May Hine）说：“我有一位朋友，她父母是长老会的宣教士。她是独唱高手，不如你带她一起去，好吗？”
当我见到这位朋友—珍妮特•吉尔曼小姐（Miss Janet Gilman）时，她头戴漂亮的绒毛蓝帽，身穿亮丽的白色连衣裙，衬托着金色波浪卷发和笑意盈盈的蓝眼睛，简直像一位天使。
在后来的年月里，珍妮特多次对我提起，当初我向她求婚时，一只胳膊下还夹着诗歌本，另一只胳膊下则夹着圣经。在认信了浸信会的信纲后，珍妮特最终被东山浸信会（现广州基督教东山堂）确认可以受浸，而为她施浸的就是我。
1920年11月1日，在广州珠江岸边一座长老会的小教堂内，在一百五十多位包括宣教士和商界朋友在内的宾客面前，长老会宣教士费斯医生（Dr. Fisher）将他天使般可爱的女儿交给我成为终身伴侣，浸信会宣教士湛罗弼医生（Dr. R. E. Chambers）主持了这场毕生难忘的婚礼。
1921年2月，我们受呼召往梧州去。医务宣教士毕济士医生（Dr. R. E. Beddoe）在当地兴建了思达医院（现梧州工人医院），同时兼任男校和女校的校长。此外，他还要照管乡村传道的事工，包括由中国传道人主持的十七个布道点。由于毕济士医生患有眼疾，这根刺在他身上四十多年了，他每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必须呆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不能见光。
初到桂境
我们回应了这个呼召。我妻子的物品、家具，还有我的两张椅子、衣柜、行李箱、书箱等，通通搬上了一艘在船尾驶舵的旧汽船上，然后沿西江北上，前往我们的新家。到那里后，我担任男校的校长，其时我对该校的情况尚一无所知。但我已经懂得一点中文，学校也总算得以维持，不至于因无人主事而关门大吉。
珍妮特小时候就学会说海南方言，但现在必须学粤语，因此我们俩都重返课堂，继续学习。
经过两年艰苦的粤语学习后，我开始了第一次的乡村布道之旅。我们备齐物品，乘坐思达医院的一艘机动船，开始溯江而上，随行的还有韦统平和苏焕廷两位中国传道人。
从梧州往西行一百五十英里，我们在贵县（现称贵港）上岸，再租马匹继续前行。中国弟兄一直说马匹很大，我便准备放心骑坐。但牵出来一看，这些马居然小得可怜，马鞍已经盖住了整个马背，仅仅露出马头和马尾巴。中国传道人身材瘦小，他们的马蹄轻快，嘀嘀达达就跑到前面去了。剩下我那匹可怜的坐骑，落在后面艰难跋涉。转眼之间，弟兄们就不见了踪影，我只好下来，牵着马走完余下的路程。次日，我让马驮着行李，自己步行。
我们第一晚留宿的村庄，只有一个基督徒。他非常高兴地请我们宣讲福音。许多邻居前来，全神贯注地聆听。夜深了，还有不少男人和小孩留下来，好奇地提出问题，并仔细察看我的折迭床、蚊帐、以及随身的所有物品。我们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把福音带到这个村庄。
翌日早晨一起床，却景况大变。魔鬼似乎得逞了。原来，主人的妻子当晚死了！当地一个受过西医训练的护士宣告她已死亡。我们的主人不仅因妻子身亡而哀伤不已，此时还要遭受邻居们的非议，“看吧，昨晚你留这些基督徒在家过夜，结果遭灾了，连老婆都没了。”
我们让苏焕廷留下帮助料理后事，韦统平和我继续前行。到晚上，苏焕廷在另一个镇子赶上我们。他一脸的喜色。我们很诧异他主持丧礼归来竟还如此兴致勃勃。听他一解释，才得知原来他们刚刚准备把尸体放入棺材时，女死者突然活过来，从床上坐起。她丈夫惊喜万分，这下妻子得救了！魔鬼最终失败。现在，他的村里有更多人愿意倾听救主的福音。
在第二个村镇里，由韦弟兄讲道。聚会时一个中国人走进来坐在我身旁，不一会就转过来要和我攀谈。我请他留心听道，待聚会结束后再听他细说。他顺从了，把一个仆人叫来吩咐一番后又打发出去。礼拜完了之后，我们才得知这个男人患了重病。当他听说有外国人来到本村，便叫人把他送来教堂。他说，当他坐在我身边时，忽然感到全身的病痛都消失了。他要感谢我治好他。我们告诉他，是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医生治好他的。这实在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可以把更多关于救主耶稣的福音讲给他听。
就这样，我们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继续我们的布道旅程。
抚河遇劫
1924年，广西军阀混战。省会桂林城的守军被另一支军队包围。联会的一位宣教士被杀害，浸信会的一位宣教士据说也遇害了。连续三个多星期，都完全打听不到桂林城内宣教士们的任何消息。为此，我们备足燃料，带上了被困宣教士们及其家属所急需的牛奶、食物、药品等，准备乘船开始一次往返四百多英里的行程。
我们这支救援队由大约二十人组成，包括基督教宣教士联会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的杰弗雷 (R. A. Jaffray)、卡尼斯 (Carnes)、米勒 (Miller)，两名当地官员，以及代表我们美南浸信会的全体船员。在抚河（现称桂江）行驶到半途，我们抵达昭平城，当地官府坚持要派八十名士兵保护我们，因为抚河一带周围遍布山贼劫匪。这些卫兵在河岸边步行，沿途护送我们这艘七十五英尺长的机动船驶出梧州至桂林途中的三百六十五个险滩。
在行经昭平至平乐的半路途中，大约下午四点时分，一伙山贼突然向我们的船开火了。我正在前甲板的船长室内，子弹从四周呼啸而过，我吩咐舵手把船驶向有卫兵的岸边一侧的沙洲，躲开另一侧的劫匪。船员们抛下锚，跳进水中潜伏，只露出鼻子在水面上。我平卧在船长室，卷起一张棉被，在纷飞的弹雨中遮着头部。当我躺在那里等待枪声平息时，看到我们那些勇敢的卫兵们居然翻过山头溜之大吉，毫发无损地回家去了。其后，毫无疑问，我们只能束手就擒，因为根本无法、也无路可逃。
我们的十二个船员不停地瑟瑟发抖，深怕丧命或被掳受折磨。忽然间，我们看见船上着火了。山贼搜掠过后，淋上煤油，把船点燃。幸亏留下来的机械师和一个男孩将火扑灭，保住了船只。不一会，山贼的首领拿着从我们的物资中搜到的药膏和绷带，跑到我跟前，请我帮他包扎伤口。原来，在放火烧船时，他不慎被汽油和火焰灼伤了。结果，几分钟前还向我开枪的这个人，此刻却恳求我给他治伤！我在他身上的多处伤口涂上药膏，尽我所能给他妥善包扎好。
我决定趁机向他求助，就说：“大头领，你看你抓的我们这些人，都是我从梧州雇来帮助开船的穷苦人家，根本付不起赎金，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不如把他们都放了，让他们返回船上去吧。怎么样？”
于是他下令释放我们的人。但他手下的山贼却迟迟不动，因为他们想让我们的人当苦力，帮他们把抢来的物品搬运上山。匪首掏出手枪呵斥道：“把他们放了，否则毙了你们！”结果，我们的船员获释了，但我们一班人却被看押着排成一队，沿着崎岖的山路，走到山上一家农舍，他们叫我们攀上梯子进入阁楼里面。听说平常被山贼绑架的中国人都关在这里，直到长满胡须为止。我担心我们也要遭遇同样的处置。如果是日夜兼程、爬山涉水，我都不怕，但要我坐在地板上干巴巴地等着胡须长出来，那可不是一件容易忍受的事！一个山贼拿来一罐牛奶，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借用他的匕首，在罐上扎两个孔，举起罐子一饮而尽，然后把空罐递给他，说：“这是牛奶。”另一个山贼拿着杰弗雷的金丝眼镜，坐在我们对面，把眼镜玻璃片砸掉，说要用镜框给自己造一只金牙。
当继续行进的命令下达时，我们倒觉得挺高兴的。我们船上的一个中国官员，在意识到即将被绑架时，赶紧扔掉身上的衣服，换上苦力的装束，但山贼看到他双手白嫩、肩上没有老茧，就断定他非富即贵，可以勒索赎金。于是，绑匪把三十一磅重的罐装精炼牛奶放入一个口袋，将袋子挂在他的脖子上，还把他双臂反绑在后背，逼着他跌跌撞撞地跟我们走。
后半夜时分，我们停下来吃一点热米饭。我们问绑匪：“你们打算把我们怎么样？”他们说：“我们打算向美国和英国政府要求十万元赎金。”
“太多了。没有人会为一帮穷传教士支付这么大一笔钱，”我们说。他们决定放杰弗雷弟兄出去筹措赎金。我们告诉他们：“他只是英国人，你们还得再派一个美国人出去，否则拿不到美国人的赎金。”他们同意了。
我和来自纽约的米勒医生商量，决定我留下，让他和杰弗雷弟兄一起出去。于是，只剩下我和澳大利亚的卡尼斯弟兄在绑匪手中等待赎金。他们获释离开后，我们沿着峡谷往山顶上走。经过一整夜在热带丛林中的攀爬，日出时我们登上了山顶。
当天，我们继续在大山里穿谷越岭。我们那位中国官员假装生病，跌趴在路旁。我趁机悄悄地对他说：“我有个办法帮你。到宿营地时你就侍候在我身边，扮成我的仆从的样子。你得让绑匪相信你仅仅是个佣人而已。”他明白我的意思，说：“我会的。”后来到达一家农舍时，我的“佣人”就拾起一把破扇子，在身边给我扇风。煮饭的时候，他总是走进厨房，帮我弄最好的食物。在绑匪手中的三个星期里，他的这个角色一直扮演得很逼真，我相信绑匪后来都认定他只是洋人雇佣的一个普通仆人。最后，他只给了两百元赎金就获释了。
大约是第二天，匪首告诉我们，他得到消息，说获释的杰弗雷弟兄和米勒医生在回去的途中又被海盗绑架了。由于那个海盗团伙的势力强过这股山贼，这个匪首只好遵命带着他的人质一起半夜赶路到他们那里去。
匪窟宣教
绑匪首领带着人质到达海盗大头目那里。令人惊奇的是，当夜海盗大头目下令匪徒全体坐下，一起“听洋鬼子（指杰弗雷弟兄）给我们讲耶稣”。于是，男男女女一大帮人都坐在那里，安静聆听。此情此景，我不禁想到，他们才是等待死亡的囚徒──唯有死亡才能把他们从这种身不由己的可怕营生中解脱出来。由此，我们认定是主容许我们藉此机会来向这些劫匪布道。如果不是我们被掳，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听到得救的福音。
刚开始落入绑匪手中时，他们威胁说若不立即交付十万元赎金，就马上将我们碎尸万段。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是，我们一直向他们传讲耶稣。最后，他们主动请我们讲更多有关耶稣的信息。我们请他们一起参加祈祷会，告诉他们，神只听谦卑人的祷告。我们一起跪成一圈，祈祷时他们还抱着枪，刺刀朝上。后来其中一个绑匪说，无论将来如何，他都愿意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
不久，海盗大头目也挑选了杰弗雷和米勒作报讯人，让他们返回梧州去张罗赎金。
我们的基督徒助手阿全（音译）本来可以一同获释，回家团聚。但他说：“我觉得留下来是我做基督徒应尽的本份。”于是，他成了绑匪和中国官府之间为释放我们而讨价还价的传话人。
一个黑暗的雨夜，我决定脱逃。但黑暗中似乎有一个声音清晰地对我说：“不，不是今晚。我的恩典够你所用。”于是我翻身入睡。
一天，我们的船从梧州带钱来了，全部绑匪包括首领都去接船。船上有中国的武装士兵，他们说：“钱在船上，上来拿吧。”但绑匪拒绝了：“不，你们把钱放在岸上就走开，我们自己去拿。”结果，船调头就走，顺原路返回去了。
绑匪返抵山上的巢穴。当晚，他们异常恼怒。阿全听到他们的交谈后，回来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我们报告说：“弟兄啊，我……估计……我们……回……不……去……梧州……了，我……想……我们……会……去……天家。”这是一个奇妙的时刻，一种感觉忽然临到我们：主会照看我们的家庭和孩子。我们说：“那不用多久，我们就会和主耶稣一起，在天堂漫步啦。”在此性命攸关之际，我们感到主是何等的亲近，以至于把此地当成了乐园，尽管我们会被枪弹夺命、被抛尸荒野。
但绑匪并没有杀我们，看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继续在世上事奉祂。最后，我相信向绑匪传福音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就静待神来解救我的时刻。
转到另一个营地，我收到妻子的一封来信。收信地址竟然写的是：“广西山里某地：与山贼在一起的理力善收”。这么好的邮递服务真令人惊奇！此刻，我的思家之情油然而生，并决定开始伺机行动。
次日傍晚，在翻山途中遇到瓢泼大雨，我停下脚步，四下张望，发现下面的山谷有一座小茅屋，听说我们今晚要在那里过夜。我决定在到达那里之前想办法脱身。北边有一个宽阔的山谷，底下一条河流延伸到远处。我决定晚上找根浮木或筏子渡过江去，天亮时再找地方藏身。我知道这条江最终流经香港和澳门进入大海，所以向南走得越远就越安全。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摆脱跟在身后的看守，他负责押送我到山下的小屋，另外十个看守和卡尼斯弟兄已经先到达那里了。这看守腰间挂着两排子弹和一把匕首，还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看起来非常壮实。显然，只可能是他干掉我，却不可能是我打赢他。我在内心祈祷：“主啊，你比我更有能力，足以胜过他。求你让他惧怕我所信的神，使他不再紧紧跟着我。”然后，我开始瞪着他，仿佛他若靠近我就会吃了他似的。他果然感到不自在了，搓着手来回踱步。我暗暗祷告：“主啊，求你继续在他身上动工，直到下山为止。”几分钟后，他又迈步向前，走到离我大约五十英尺的地方时，他举起步枪，手按扳机。我继续祷告：“主啊，如果你不容许他杀我，就不要让他扣动扳机。”主回应了我，那山贼沿着山径自个儿往下走，把我落在了后面。
临近到小屋时，我知道如果这时逃跑，很容易被发现，山贼会沿着山路追赶过来，或者抄近路堵截。我记起主的应许：“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祂就赐给你们”（约翰福音15：16）。
虎口脱险
我暗暗祷告说：“主啊，你降云雾在山贼的头顶上，让他们看不见我往哪里跑。”不一会，果然有一股浓浓的白色云雾漂到山谷，走在前头的绑匪被遮挡住看不见了，而在我后面的高处，依然阳光普照。“主啊，感谢你。”自从上山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获得自由的喜悦。
我一边内心祷告一边撒腿飞跑，以最快的速度翻山越岭。过了不久，我来到一处悬崖峭壁面前。我用脚踩住崖边凸出的岩石，伸手抓住石壁上的灌木野草，全力往上攀登。哪怕只要有一块石头或一把野草松脱，从此就无人知道理力善葬身何方了。但主应许：“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诗篇 91:12 ）
我翻过山顶，走到下面的山谷。在多处灌木茂密的地方，我只能爬行。每当筋疲力尽无法再向前时，我就求主帮助。最后，来到山的另一侧，眼前是一条我以前走过的崎岖小径。
突然，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小村庄，我认得这就是在山顶时看到的那个被高山环抱的村子──劫匪的总部！如果我要从村边的树林绕路过去，就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我必须赶在我逃脱的消息传开之前尽快脱离险境，因为我知道匪首一定会派人通知周围附近的山贼，在各个山头和渡口堵截我。
我再次把心一横，决定直闯村子。我深信主会像刚才一样引领保守我。果然，我在黑暗中平安地穿过了村庄。但走出没多远，当我像罗得的妻子一样，回头一看，只见全村的灯火都亮起来了。我猜得没错，有人已经把我逃脱的消息报到这里来了。我正要绕过前面的小山，霎那间看到右边一片火光，山贼们手举火把搜索过来了！我祈祷：“主啊，救我！否则我必定重落绑匪手中。”
我转身就跑，在狭窄潮湿的小路上，双脚不时滑进泥泞之中。我不顾一切拼命奔跑，心想：除非被子弹击中或被山贼赶上扼住咽喉，否则决不停步！跑了一阵，看见旁边有一条登山小径，前几天晚上绑匪曾经带我们走过这里。我转身抓住山边湿滑的野草和灌木，用双手和双膝往山上攀爬，就这样一直爬到山顶。感谢主，山贼的火把还在山脚下晃动闪亮，但我确信主必救我完全脱离他们之手。
翻过这座山后，我继续往前。不知攀越了多少个山头，我来到一条山溪旁，溪水冰凉湍急。我在齐腰深的水中趟过溪涧，途中还捧起溪水喝了几口。我拄着一根拐棍，又趟过一条咆哮奔流的山涧，周围漆黑一片，比人还高的茂密树丛将所有光线都遮挡了。这时，我伸手进裤兜里掏出一把米饭粒，这些饭粒带在身上已经几个星期了。我最后一次吃的食物，是一个干柿子。
接近拂晓，我来到一片沙洲，眼前是黑沉宁静的河水。我折下树枝当床，摊开四肢仰面躺下。正当我躺在那里休息时，突然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我只能默祷了。他们从我身边走过，相距不到一英尺，完全可以听得到我怦怦的心跳声。他们一过去，我立即悄悄起身跟在后面，心想可以跟着他们走出这个树林。但他们走的方向与我的要走的不同（在逃难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迷失过方向，这得归功于在印第安人领地狩猎区时父亲给我的训练）。我边走边等候天亮，忽然发现一条过河的路，河边还有一条小径。
我穿过一个村子，走到河边，叫醒了一个船夫，他摆渡送我过河。他是我那天逃出绑匪掌控后遇到的第一个人。我向他问路后，立即继续赶路。后来才知道，我刚离开半个小时，山贼就追到渡口了。主知道我在哪里、山贼在哪里，祂使我和他们保持足够远的距离，祂更让我这个人地生疏的逃难者始终赶在那些熟识地形山径的绑匪之前，安然无恙地穿过劫匪出没的荒山野林！
当我确信山贼再也追不上后，才第一次坐下来，倒出鞋里的砂子。此时我的新鞋底已经破了好几个大洞，袜子也破得可以两头穿了。
我终于到达抚河边，对岸就是昭平城，而我们思达医院的那艘机动船，就停靠在离城墙不远处！
当船上的人看见我时，不禁目瞪口呆。我的模样如同一个叫花子—裤筒的膝盖破了洞，上衣的下摆撕脱了，只剩一根细线吊着，脸上的胡须三个星期没刮，乱蓬蓬像个野人。我向船员们讲述了主耶稣如何救我脱离绑匪之手，安全逃出山林的经过。随后我也听他们介绍了情况。原来，中国官府把他们送到昭平城，命令他们留在这里等着，在我们两个或至少其中一个人质获救之前，不得返回梧州。他们就只好抛锚停靠在此，一直等待多天。难怪当我登上船突然出现在眼前时，他们都惊讶不已！
消息迅即传开，官府的人来看我。我又把耶稣基督救我脱离绑匪的经历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后深有所感，一位官员说：“我们的神不能做这样的事，只有你的上帝才能做。”我请他们尽快和绑匪交涉，让卡尼斯弟兄获释。
返回梧州几个星期后，绑架期间伪装成我的“仆人”的那位官员，换回一身笔挺衣裤，笑容可掬地来我家拜访。他告诉我，在被绑匪扣押期间，有一天看见卡尼斯弟兄跪着祷告，他也跟着跪下来祈祷。现在他也相信耶稣了。他指着我的新约圣经对我说：“这是我所读过的最使人得安慰的书。”而在被绑架之前，他还从来没有时间去听过一次福音呢！（未完待续）
文思 中国大陆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