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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终点比起点更重要,你能活出以终为始、跨越生死的人生吗?
跨越生死
文 | 吴献章
《生命季刊》102期
音频为洪彪弟兄朗读：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腓1:20–23)
林肯说：“文章的好坏，不在乎长短。”这可以从保罗的话得到同样的引申推论：“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生命的亮度比长度更重要。然而，传统文化向来忌讳谈论死亡的华人，读到被囚禁在罗马的保罗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情愿离世……这是好得无比”、“效法他的死”时，不免心中泛起疙瘩：怎么尽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是活得不耐烦吗？谁不期望鹤寿松龄，秦始皇不就为此派人出海找仙丹？难道死在罗马就成了喜剧，而非悲剧？
另一方面，了解保罗对欧洲科学和文明影响之深远的读者，更有拦阻保罗厌世的理由，劝他“您可否尽量活久些，不要那么早就想结束人生？您如果能多一两次旅行布道，去一趟两河流域、印度乃至东亚，今天伊拉克、阿富汗可能不会落入回教世界的战乱，佛教温床的印度和尼泊尔不必鹄候William Carey，而华人也不必浪费一千八百年，直到马礼逊才带来福音！”
其实，这并非保罗第一次提到死亡。在他真正走到生命尽头之前(提后四6“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两次书信显示出他正濒临死亡的威胁。第一次是哥林多后书叙述他在以弗所发生暴动时(徒十九章)，所经历到“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时，他“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林后1：8–10)，因此陈述“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愿意离开身体……”(林后五2–8)，这跨越死亡的凯歌，对于“人死如灯灭”的唯物主义思维，简直匪夷所思！
第二次，就是在腓立比书。此时保罗随着第四次旅行布道到了罗马，两年被“捆锁、软禁”的尽头(徒二十八30–31；腓一7、13–14)，他没有怨天尤人，反倒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吟唱着“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一20)！这两书都记载着他踩在死亡线上、甚至不惜跨越死亡的安然，而后者更是“夸张”：“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腓二17–18)这种面临死亡却欣然自若的观点，比妻子过世后“鼓盆而歌”的庄子更具实质的洒脱，也比美国心理学之父William James所认为“生命只不过是灿烂的浪费罢了！”(Life is nothing but splendid waste)，更能带给人盼望和鼓舞！
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不仅保罗面临死亡的威胁，腓立比教会差遣来帮助保罗的以巴弗提也“病了几乎要死”(腓二27)。其实，我们每天都比前一天靠近死亡，人生是从自己的哭声开始，在别人的眼泪里结束，正如李斯特在他的《前奏曲》序上写着：“我们的一生，不就是由死神敲出头一个庄严音符的无名之歌的一系列前奏吗？”维根斯坦也说：“人一出生，就往死亡直奔。”叔本华说得更尖锐：“人生如拼命前行的船，克服一切危险后，却在死之礁石前，全舟粉碎。”
祈克果说：“人和动物最主要的分别在于人知道死亡。”然而人有拒绝承认自己会死亡的盲点，正如挪威作家易卜生(Ibsen)最后作品(《当死者复生/When We Dead Awaken》)最后说：“当我们这些死者复生时，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活过。”贝克尔(Ernest Becker)在《拒斥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书中指出，人不肯承认会有死的一天，1974年拿了普立兹奖的这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说：“没有信仰的人很难面对死亡。”他临终前(1974年得奖之后二个月死于癌症！)数个月曾说：“除了凡尘的喧声外，死亡的声音一直在我们耳边细语。没有任何其他事比想到死亡及害怕死亡，更能使人心神不安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必须思索如何跨越，无论我们承认或不承认！
摩西就为生命短暂而深深叹息：“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诗九十3–6)现代人走在不归路的历程中，会经过“四化”：“知识退化，器官老化，思想僵化，等待火化。”瑞士基督徒神经科学家图尼埃(Paul Tournier)说：“接受年老及接受死亡是一体两面之事。”想要跨越死亡，得先看透“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雕谢。”(彼前1:24）路德因此说：“即使最健壮时，我们都应当将死亡放在眼前，好让我们不会期望能在地上永久长存，而能够──姑且这么说──一只脚踏在天上。”
潘霍华说：“逃避死亡是浪费生命的最短途径。”莎士比亚也说：“人的一生是短的，但如果卑劣地过这一生，就太长了。”难怪看透人生短暂的保罗，在监狱期间一刻都不得闲，趁着跨越死亡之前的空档，忙着写监狱书信(以弗所书、歌罗西书、腓力门书和腓立比书)，并在被新约学者称为巡回书信的以弗所书中鼓励信徒：“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弗五14–17)
照理说，进了监狱不就等于被迫退休吗？退休的人生若没有焦点，退休就是等死(管理学大师Peter Drucker语)，除非有跨越死亡的视野和动力。难怪天主教修士罗尔(Richard Rohr)说：“人生，就是练习上天堂。对于还没有好好过一生的人来说，死亡确是个威胁。”圣公会牧师巴贝奇(Stuart Babbage)指出：“退休可以令人生退化成极端自私、自恋、自我沉溺的生活，但也可以成就满载、细心关顾与服事的生活。”原来，退休(英文re-tire＝换轮胎)也是重新评估个人召命的关键时刻，“我们每时每刻都蒙上帝重新呼召，因此每时每刻都是‘出发之时’。”(Karl Barth语)
葛理翰在他的《乐龄标竿/Nearing Home》中记载一位96岁的老奶奶如何跨越死亡，“打发”年老时光，天天重新出发：“许多独自在家的时间，我就坐在椅子上，打开祷告的名单，天啊！竟然有这么多人需要代祷，时间好像不够用！”葛理翰鼓励我们这些晚辈，不要一直盯着看自己的软弱无力，而要把时间花在思想神和祂的能力。保罗临终前就是如此鼓励年轻的提摩太：
“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祂的天国。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提后四16–18)
老年的履历可成世人的资产，即使当事人跨越死亡之后，仍然继续对以后的世代说话。奥古斯丁73岁时旷世巨作《上帝之城》才修订成书；加尔文27岁就完成了《基督教教义》第一版，但直到50岁才终于修订完成第五个版本；约翰牛顿50岁作圣诗《奇异恩典 / Amazing Grace》；约翰‧班扬到了50岁才出版《天路历程》。路益师虽然成名得早，但也到58岁才完成那套畅销千万的奇幻文学《纳尼亚传奇》系列作品；怀海德65岁出版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富兰克林78岁发明双光眼镜，威尔第73岁才写《奥赛罗》，毕卡索则持续绘画到九十余岁，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汤玛斯‧曼(Thomas Mann)在死前一年的79岁高龄还出版长篇小说《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指挥家史托考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甚至94岁仍与人签署长达六年的录音合约。
退休观念是十九世纪晚期的产品，西方世界到了晚近才有养老金。英国神学家休斯顿(James Houston)说：“基督教字典里没有退休两个字。”给年轻人智慧的教导，是老年人的责任。圣经先贤到老都没有放弃呼召，不论是亚伯拉罕、雅各、以赛亚、耶利米、亚拿、西面、以利沙伯……等，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都成为我们的榜样，死后仍在说话(来十一4)，提醒我们不论活多久，“换个轮胎”依然为主，更要靠主跨越死亡！保罗亦然，他没有在监狱中自私、自恋或自我沉溺，他选择再出发，为了主和祂的教会而活，写信鼓励、安慰腓立比教会：“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腓一23–26)
在监狱被强迫退休的保罗，之所以如此挂念着腓立比教会，乃因教会是他在苦难中建立的(徒十六章)，和他有着血浓于水的感情，“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林后八2)，还体贴地供应他经费上的缺口(林后十一9；腓四15–16)。更重要的是，这教会“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腓一5)因此保罗称赞他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腓四1)，这是保罗赋予自己所建立的教会的稀有“头衔”，也难怪写此信时的使徒虽被捆锁在御营(腓一13)，书信中却洋溢着超越死亡的喜乐气息(一25–26，二17–18，三1，四1、4、10)，与卡谬所主张“唯一的哲学问题是为何不自杀？”以及海德格所主张的“人生以死亡为目的”，实有天壤之别。
吊诡的是，哥林多后书和腓立比书这两封陈述使徒接近死亡的书信，却充斥着喜乐和凯歌。在叙述“多受基督的苦楚”的哥林多后书中(林后一5)，保罗高唱着“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林后二14)在叙述“遭敌人惊吓”的腓立比书中，他“霸气”地宣告“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四12–13)这些“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这打不死，进而超越死亡的经历(徒十六章)，封杀了(如荷马的)宿命论的悲观、哀愁及负面的思维；也驳斥了伊比鸠鲁为代表的享乐主义所主张“死亡对我们不算什么！”的悲壮、无奈、无知的观点。
从保罗经典的修辞问句“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看出(林前十五55)，死亡是“很要命”的！它似乎有“位格”，且如在街市宽阔处、十字路口、城门口、道旁高处呼喊的智慧(箴一20，八2–3)，总借着人间丧礼情景对人说话。福音派精彩的神学家范浩沙(Kevin Vanhoozer)在他《牧师──公众神学家》(The Pastor as Public Theologian)书中如此描绘死亡(页251–255)：
“死亡是出类拔萃的讲道者，一副棺材会比一个摇篮讲出更好的道。智慧人凝视棺材，知道这事有一天会轮到自己。智慧人坐在火葬场，重新认识自己是必死的，就对自己说：‘假如我会死，那么我应该怎样活呢？’如果我们预备死，就会知道如何活。”
这观点和葛理翰的岳父钟爱华医生(L. Nelson Bell)所说：“只有那些预备要死的人才会预备好好地活”(Only those who are prepared to die are really prepared to live)相互呼应，也与圣经“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记念造你的主。”(传十二1)完全吻合。
从当子路问孔子：“敢问死”时，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回答看出，我们所尊敬的孔子对死亡的意义并无清楚的解说，未曾跨越死亡的儒家人本主义(与其他宗教或人本哲学)思维，推导不出这“以终为始”的人生观！反观神学家赫姆(Paul Helm)犀利地指出：“一个人生命的全部基本上是严肃的，他必须在神面前为此负责，向神交账……对于他究竟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他个人必须向神负责。”只有被“首先的、末后的”上帝启示、光照(启一8)，人才能有跨越死亡的眼光，坦荡荡地在祂面前活得安然！
保罗敢说“我死了就有益处”如此颠覆性的宣告，乃是因为耶稣已经跨越死亡，从死里复活！基督从死里复活也预告了祂还要再来，且预告了我们身体的复活得赎(罗八23)，保证“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壹三2)那时，“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祂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祂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三20–21)
跨越死亡前的人生完结篇，可能最精彩(Vance Havner语)。被称为美国最杰出的银行家摩根(J. P. Morgan)，临终遗嘱很是令人难忘、动容：“我将灵魂献给救主，全然相信祂的宝血洗净我罪，并救赎我脱离罪恶，让我清洁无瑕疵地来到天父宝座之前；唯愿所有儿孙，不计危险，不计代价，全力维护捍卫这份可称颂的全然救赎，唯藉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献上，永远有效。”
人生如球赛，最后的分数决定终局的胜负，可见生命的终点比起点更重要。引用马太福音十三章3–9节耶稣撒种的比喻为引言的班福德(Bob Buford)，在他的畅销书《人生下半场》第一句话说：“没有人知道自己将在什么时候离开世界。但只要我们愿意，每个人都可选择自己的墓志铭。”祁克果也说：“最要紧的是了解自己，明白神真正要我做的是什么……找到我能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约翰牛顿则说：“目前我仍在将死之地，很快就要进入复活居所。”在在提醒我们这些“未亡人”，活出以终为始、昂然跨越生死的人生！
“只是我先前以为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祂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祂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祂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三7–14)
吴献章 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教牧宣教 研究中心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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