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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神论的世界观是催生罪恶的谎言,被当成真理灌输给全国人民时,悲剧的种子就深深地埋在了这个民族的血液里
她脖子上的锁链脱落了,却还在鞭打我的良心
文 | 米该雅
《生命季刊》第101期 2022年3月
本文音频为作者本人朗读：
徐州丰县被铁链捆锁的八个孩子的母亲在过去一段时间引起中国人广泛的关注。随着第五版官方通报的公布，这一事件似乎有尘埃落定之势。无论官方如何在下一步带领舆论风向，并控制网络信息，这一事件仍然在考验中国人的良心。对这位女子的怜悯，对罪恶的愤慨，对人性的反思，以及对社会体制的控诉，这些良心的声音能持续多久？怜悯和公义的呼声是否逐渐被淹没在时间和信息的海洋里？需要等待多久，再有一次类似的悲剧浮现出来，人们的良心才再次被刺痛？
借用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的歌词句式，我不禁要问：
一个女人要被贩卖多少次，才成为真正的妻子？
一个妻子要被虐待多少次，才能成为真正的母亲？
一位母亲要被捆锁多少年，才能被当作一个真正的人？
一种悲剧要重复多少次，才能被沉入大海？
罪恶要发生多少次，才能被永远禁止？
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见生命的尊严？
一个人要多少次转过头去，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一个人有多少耳朵，才能听见冰冷的暗室里女人的哭泣？
这片土地上要牺牲多少条生命，我们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经死去？
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
如果一个人的甲状腺上出现了癌细胞，负责任的医生不会仅仅切除甲状腺，而是要检查癌细胞是否扩散全身，并对全身所有的癌细胞进行全面处理。我不会满足于官方针对丰县事件给出的一个公告，因为即使那位被捆锁的女子脖子里的锁链被解开了，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还有其他女人正在被捆锁。如果孕育毒草的土壤不被翻新，即使拔掉一根毒草，还会有更多毒草疯长并蔓延。满大街的摄像头、严密的网络监控技术、滴水不漏的实名审查，一系列的维稳权术用来抓捕基督徒和异见人士总是百发百中，但为什么他们不用这些技术对全国的人口拐卖进行彻底的排查呢？不是因为他们缺少技术，而是因为被拐卖的女人不是他们的女儿。
社会体制为大规模犯罪提供了土壤，但普遍的人性之恶和堕落的文化支撑起了这个败坏的体制。人的罪性、堕落的文化和败坏的体制，这三座大山共同构成了中国式悲剧的土壤。一个令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这片土壤的一部分。当一个无辜的女人或孩子被沉入海底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把她淹死的大海中的一滴水。
我小的时候，在我老家河南的一个村子里就有人花钱买外地的女人作媳妇。我记得，我小时候听闻村子里的人说，买来的媳妇想逃跑，被买主抓住毒打一顿。有一个被买来的媳妇有些精神失常。有一天，村里有几个成年人围着那个女人，挑唆她当众脱了衣服。当那个女人撩起衣襟时，几个围观的群众露出了淫笑。我记得，在围观的群众中，有几个人也是女人，她们也一同看得不亦乐乎。那时，我是个孩子，站在一旁目睹了那一幕。可是，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妥。我不能用“我还是个孩子”来为自己辩护。我和我同村的乡亲都认同并参与了这场罪恶。
及至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良知仍然没有苏醒。当时，全县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大街上到处都有计生政策的标语。其中最著名的一句的政策口号是：“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锯树牵牛。”用抄家的方式强迫人结扎和流产！这种土匪般的暴力政策没有刺痛我的良心。我更没有为那些在计生运动中被杀死的无辜婴儿感到悲伤。再一次，我认同了这场集体罪恶。
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了解到古代迦南人有杀婴儿献祭的异教习俗。回想我自己的成长环境，我发现，我自己与古代迦南人无异，甚至我所成长的社会里人们犯下的罪行要比古代迦南人更加罪大恶极，而我也曾经融入其中。我为我的麻木、无知、自私、懦弱、亵渎上帝、藐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等罪恶而忏悔。我曾在观念上认同了社会上普遍的罪恶，也在行动上参与了那些罪恶。
我本当受 迦南人曾经遭受的审判，但是，上帝的怜悯却临到了我。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了我，并用真理苏醒了我的心。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还有很多人仍然在随从大众的无知与罪恶，正如丰县的村子里那些长久以来对罪恶熟视无睹的人，又如我童年时围观被拐卖的妇女当中脱衣服的看客。
普遍的人性之恶必然导致堕落的文化。当买卖人口被普遍接受，并被人们认为是无可厚非，那就成了堕落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堕落的文化根植于错误的价值观。中国人普遍认识不到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力的价值。中国人的“人观”整体而言是扭曲的。所以，在历史上，不把人当人的悲剧反复发生。为了革命，学生可以给老师带上高帽子，或在脖子上挂一双破鞋子，推到大街上羞辱和殴打。儿女揭发父母，夫妻反目为仇，人的尊严和生命被普遍践踏。当道德的底线被打破，并再也不能被修复，那么，任何惨绝人寰的罪恶和悲剧的再度发生都不令人感到意外。一次又一次全民的悲剧居然被后人活生生地掩盖着。人们不被允许去反思这些悲剧，或者人们也不愿意去反思它。罪孽深重的历史被轻描淡写地翻过去了，甚至还有人把它美化成浪漫的革命史诗。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了，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人是卑贱的。金钱、权利、革命理想，任何一个理由都可以把“人”当作代价给牺牲掉。
这种错误的价值观是根植于错误的世界观。当无神论和进化论被当成真理灌输给全国人民的时候，悲剧的种子就深深地埋在了这个民族的血液里。我们被告知，造物主是虚构的神话，人是大自然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中进化而来。于是，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没有了存在的基础。尊重并关爱他人的道德根基被掏空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甚至是杀戮。当人们不敬畏上帝时，必然不会尊重上帝制定的道德法则。于是，利己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塑造了唯利是图的文化。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当作满足私欲的工具。无神论的世界观是催生罪恶的谎言。
电视剧《切尔诺贝利》中有句台词说：“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并非是我们会把谎言误认为真相。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听多了谎言，便不再能分辨出真相。那时我们能做什么，除了放弃对真理的信仰，满足于谎言堆砌的故事，我们还剩下什么？”
其实，谎言更大的危害是，它会让人站在罪恶的一边参与作恶。谎言不只是让人对真理无知，谎言的危害在于，它把有价值的东西说得一文不值，又把罪恶描绘成正义。于是，听信了谎言的人们就会践踏崇高的价值，包括人的尊严和生命，并心安理得地认同并参与到作恶的队伍中。当许多人都是如此时，堕落的文化就形成了。而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如同雪崩时的一片雪花。
“不知者无罪”这句话并不是我们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借口。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罗马书1:19–21）
别人给我们灌输的谎言并不是我们为自己开脱罪责的理由，因为上帝不仅借着大自然彰显出祂的存在，也把祂的道德律放在人的心里。罗马书2章15节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是人的良心里有道德意识。徐州丰县那位母亲的遭遇拷问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是否还能发挥一点它该有的功用？作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我们是否还可以反映出公义和怜悯的道德属性？
但是，即使一个人的良知尚未泯灭，也不能证明他的道德有多么高尚。良心深处的怜悯和正义感不是一个人在道德上自夸的理由。为铁链女发出怜悯和公义的呼声，这是一个人该有的道德义务，但那不是任何人的道德资本。
丰县事件是对全体中国人良知的考验。为铁链女发声的人所表现出的良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的怜悯心肠能持续多久呢？我们的爱心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吗？我们的正义感会在官方的威胁和恐吓下屈服吗？当我们为了正义发出的呐喊声被淹没在时间和信息的海洋里之后，我们还能拿什么显示自己的正义感呢？
坦白地说，我们需要谦卑地承认，我们的“义”如同污秽的衣服（以赛亚书64:6）。除了上帝之外，没有谁是绝对良善的。就连上帝赐给我们的良知，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变得软弱无力。当我们看到中国社会道德破产的同时，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个人的道德破产。这种自我认知并非让我们陷入绝望，而是促使我们谦卑地寻求正义的源头和生命的救赎。可是，我们能寻找得到吗？朋友啊，答案不在风中飘。耶稣基督为我们给出了答案。当我们不愿意寻找救赎，也无法找到救赎的时候，救主耶稣基督主动来寻找并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
想到我与我的同族，我真心地借用尼希米的话语祷告：
“创造天地的主啊，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在你面前为我与我同族的人祈祷，承认我们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尼希米记1:6–7）
然而，中国人作为没有以色列血统的外邦人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吗？在基督里，答案是肯定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万民万邦中所有上帝子民的罪，代替他们承受了父神公义的审判。“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希伯来书9:27）依据公义的要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希伯来书9:22）。于是，耶稣代替我们接受了审判，并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公义的圣父借着无罪的圣子满足了公义的要求。
任何人，包括中国人，若是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并祂在十字架上的赎罪之工，都可以得到父神的赦免。于是，我带着我的罪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我的良心在父神的赦免之恩里得到了平安。
但是，一个罪得赦免的基督徒不能满足于不至灭亡的祝福，还应该追求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一定是被真理更新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依据上帝启示的圣经，在真理和救恩中建立信仰。
丰县事件让我们看到圣经中的一个真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圣经也告诉我们另一个真理：“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记1:27）所以，人格尊严有一个神圣的基础，所以，上帝命令人要尊重生命和人的尊严（创世记9:6；雅各书3:9），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形象使得人比动物和植物更尊贵。上帝的形象定义了何以为人。上帝的形象不依赖于人所拥有的财富或权力，不依赖于人的家族或民族背景。上帝的形象与生俱来地承载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是上帝赋予每个人不可剥夺的人格属性。当我们敬畏上帝，我们也就真心地尊重并关爱每一个人。上帝的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马太福音22:37–40） 爱上帝是我们爱人的基础。我们越发爱上帝，就会越发爱人，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如果不爱承载着上帝形象的人，怎么能证明我们爱上帝呢？
上帝启示的道德律法是恒久不变的。即使在官方的信息管控下，那位母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承载上帝形象的人总不会淡出我们的视线。 对人的关怀会成为我们恒久的生活态度。
只有当我们的世界观被神创论的真理所更新，人们才会重视人的价值。这是一种信仰体系的构建。这种信仰体系是依据上帝的启示，指向日光之上的永恒，却实践于日光之下的世界。这一信仰体系会带来理性的勇气，也会充满了圣灵的能力。
整体而言，中国人缺少神启的真理，更缺少捍卫真理的勇气。我们缺少神启的真理，是因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垄断。我们缺少捍卫真理的勇气，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尚未被真理重塑。可是，一个人的理性一旦被圣经真理所驯服，他就会认识到上帝的神圣以及人的价值。他就会依据这种新的价值观做出理性的判断，愿意付上代价捍卫最崇高的价值。这就是理性的勇气。当众人都在为了个人利益而对罪恶保持沉默的时候，一个具有理性的勇气的人会坚持反对罪恶并呼唤正义，因为他认定了恒久不变的道德法则高于个人利益。这是被真理复苏的理性带来的勇气。中国人需要这种理性的勇气，但首先需要的是苏醒理性的真理。
但基督徒要在世上为真理作见证，不仅需要理性的勇气，更需要圣灵的能力。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因为行善而受苦，为行公义而受逼迫，那不只是理性带来的勇气，更是内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加添的能力。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世人所没有的宝贝藏在我们这如瓦器一般脆弱的身体里。如果我们敢于撇弃个人利益而捍卫上帝启示的道德和真理，那是因为圣灵打开了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了那个超越世界的国度。那个国度全然公义。而我们已经是那个国度的子民。我们寄居在这个充满不公不义的世界里好怜悯行公义，本是为了那个永恒的国度而活。圣灵在我们里面作我们得享永恒基业的凭据，并赐给我们为永恒而活所需要的能力。
我愿更多中国人认识真理，并得着救恩。如果大多数人的人性之恶在基督的救赎中被胜过，那么社会文化也必然会被福音更新改变，罪恶必然减少，上帝的美善则更大程度地得以彰显。当大部分人都不再支持或配合败坏的体制作恶，体制也就自然失去了运作的能力。但即使大部分中国人拒绝救恩，败坏的体制继续存在，我们作为少数在救恩和真理中苏醒的个体，也可以保守自己不参与大众的罪恶。当一个被遗弃的女人或孩子沉入大海的时候，我们不作淹没她的一滴水，而作一只努力托住她的手。当雪崩之前，我们不作沉默的一片雪花，而作一盏燃烧的烛火融化周围的冰雪。
丰县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吗？没有。当锁链从那位母亲的脖子上脱落之后，它依然在鞭打我们的良心。我悲观地认为，类似的悲剧还会再度发生。正因如此，请不要让我们的良知打盹。愿上帝借着这耸人听闻的罪恶唤醒一些人沉睡已久的良心，叫人们寻求公义的源头和生命的救赎，并在基督里找到答案。
米该雅 牧师，现在美国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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