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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音事工与香港教会
文梁家麟
生命季刊 总第2期 1997年6月
中国福音事工的热潮
三月北美之行，跟好些中西同工沟通时，他们不约而同都问：为什么香港教会自九十年代初，会突然这么热衷于参与中国事工？这是否意味着她在面对政权转易时选择了一个识时务的做法，为要讨好中国政府与三自教会？香港教会是否已全面左倾，或至少由某些左倾份子(“三自牧师”或“三自博士”)所把持？
我的回复是，香港教会并非仅在近年才关怀中国福音的需要：事实上，自五十年代迄今，我们从未停止过对国内肢体的惦念，亦为未信主同胞的灵魂需要付上祷告及其他各样代价。不过，九十年代以后，香港关心中国事工的基督徒确实是多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前中国事工主要是由专业的福音几构所推动。信徒以个人身份参与，但如今却有许多宗派与堂会直接投身于事工行列，或以金钱资助教会重建，社会救济与服务，或直接派出传道同工信徒与国内进行交流互访，协助人才培训等。今天，中国福音工作已不再是福音机构的专利，而变成全民参与的活动。不夸张地说，中国事工已隐隐汇成香港教会的一股热潮。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热潮呢？勿庸置疑，中国的宗教政策愈来愈宽松，地方主义抬头与各地竞相发展，为香港与海外教会提供广阔的参与空间，是重要的原因。但不可忽略的是，香港教会在此时期对自身身份与使命的确认(或再确认)，亦与此热潮密切相关。简言之，我们是藉着参与中国事工，来形塑香港教会的今天与明天。
应变部署技穷
过去几年，笔者负责的“研究中心”，曾协助好几个宗派探讨面对政权转易的部署计划。在探讨的过程中，宗派领袖都发现，香港教会原来是没有应变工作可做的。“作最坏的打算”作为一个原则，说说是无妨的，但将之用在堂会与宗派面对九七问题上，却只会造成负面的效果。臂如说，我们不会因着将来政府可能禁止教会办大型布道会、街头布道派单张，便在今天停办这些活动；我们不会取消主日崇拜的讲道，要求弟兄姐妹自食其力，自我喂养。要是我们真的愚蠢到这样做，便等于将数年后或有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提前到今日便预兑现。
我们甚至连锻炼弟兄姐妹受苦心志的途径亦付阙如。受苦必要有具体的兑现场景与行动，不能凭空虚构，闭上眼在心里投射某个自钉十字架的图景。若是香港基督徒今天不会为信仰付具体代价，不觉得他们正为基督受具体苦楚；那么，我们要求他们为将来的受苦而作心理准备，除了一再以各种假设性的情况(将来教会悉数关门，香港教会实施“三定政策”……)来惊吓他们，使他们感到无能与绝望(即使知道大限临头，除逃跑外，亦无他途)，概叹来日无多外，便只能让他们产生不健康的殉道士情意结，藉憧憬某种虚拟的牺牲，而轻忽每天当背的十字架。我们不能在教会进行火警演习，也不能鼓励信徒每天收拾好行囊，随时准备坐牢。上帝是永恒的现在，信仰亦是现在式。我们只能鼓励信徒履践他们如今当尽的责任，在今天活得真实，而不能将信仰焦点放在不确定的未来，期待在某个时间才满足信仰的要求。
也许有人说，我们得鼓励信徒努力传福音，熟读圣经及基督教要理，建立深度的肢体关系，好使他们能抵御任何的冲击。这是教会面对时代转变所当有的准备。我的回应是：以上努力布道，加强培育，深化关系的建议，根本是教会永恒的要务，没有九七问题，也还是基督徒份所当为的事，又何须特别与时代搭配，将永恒要求沦为权宜措置呢。将原为信仰的基本要求挪借来作应变措施，除了可为基督徒一直以来未尽本分作掩饰外，唯一的效果是把必然的东西偶然化，把明明是每时每刻当作的，且该以平常心作的事，看做是针对某个时代事件的，且彷佛是什么激烈悲壮的行动。
如此，一切能即时实践的应变行动皆与变无特别关联，一切针对政治转变而作的部署却又都在此时无落实馀地。客观的事实是：教会并无可为的应变措施。
从存活关怀到使命确认
自八十年代九七问题引起香港人广泛关注以来，教会一直思索如何在共产政权下存活。我们所担忧的是今天享有的自由与权利他日能否保持，我们所努力经营的亦是使今天的一切在他日尽量保持下去，整个思考模式是防卫性的。不少教牧与信徒领袖以为华人教会保留实力的名义离去，福音机构撤离或在别处设立分部分散投资；早期的议题甚至包括要求信徒背诵经文，以便在圣经给没收后心中仍有经文可用。这种为如何生存而产生的焦虑在八九年年中达致顶峰：教会与社会一样，充斥着悲伤又无奈、无能的挫折感：香港成了悲情城市，香港教会亦像个悲情教会。在熙嚷喧闹好一会后，我们逐渐安静下来，赫然发现以下真相：原来教会是无自我保护的措施可作的，如羊进入狼群中，羊儿根本无自卫能力，保障唯赖持杖持杆的牧羊人。原来教会既不能亦不该以生存为关怀焦点的，她只能为使命而活，“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是信仰最大的吊诡处。香港教会在面对政权转移时，唯一能作的是重塑她的信仰身份与使命，她只能为使命而生，并因使命而继续存活。
教会的福音使命是条不归路，有进无退，绝不能三心两意，作什么两手准备。不全心全意做福音工作，自建围墙城垒，即等于白占地土，糟蹋上帝的资源，她亦失去存在下去的资格。我们必须把握时机，实践使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教会若忠贞地持守使命，她便一定能存活下去，“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她”。没有使命的教会，便不再是教会，能否存活，亦已不复重要了。
从使命的角度重新思考九七问题，香港教会自然将她的事工与中国需要嫁接起来。她既宣认上帝是历史的主，人间一切变局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那香港的回归中国，香港教会成为中国教会的一部分，便不是有所消极容许，而是有睿智的安排了。过去百多年，香港教会寄寓在大英帝国殖民地的阴庇下，在借来的时间和空间发展，享受较诸台湾与东南亚(遑论中国大陆了)更多的宗教自由，也从人口比例上而言，造就了更多人才与事工(这是毋庸争义的事实，绝非自吹自摇)。我们相信，这是上帝为了让她承担更大的使命而作的预备。与此同时，中国教会在经过最严酷的冬天后，在八十年代向世人展现她惊人的生命力。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亦揭露了她存在的各种需要与问题，这些需求的供应与问题的处理，正是香港教会能够稍输棉力的所在。我们在中国教会的需要里发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亦看出未来所应承担的使命。
香港教会的民族身份
对比中国庞大的福音需要，香港教会的力量实在是太微薄了。我们断不敢夸言承包中国福音事工。中国教会现存的各样危机，只能由中国基督徒发掘自身资源，自行寻觅解决方案。但是，香港教会的参与，至少可以为这个寻求出路的努力注入积极的动力，提供若干示范性的经验或模式。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业已成为中国教会一员，亦即是中国教会可资发掘的自身资源的一部分。那怕中国教会再以历史的理由，突出“三自”原则，强调“三互”政策，防范海外人士干预与操控，都不能否认九七年后香港教会已是中国教会不可分割的部分：中港教会关系不再属于国际范畴，而是地区问题，所有民族主义的屏障，“和平演变”的国际阴谋理论，皆不适用于香港教会。香港与中国大陆如今布设的一切政治与文化樊篱（包括“特区”在内），都是暂时性而非永久性的，两地的差距会愈来愈小，至终结合为一，故此，没有人可以褫夺我们为中国教会的长远未来思索出路的权利。我们正是在思考中国教会未来的过程中，思考香港教会的未来。
对于香港教会而言，中国事工亦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额外承担，却是关乎她的存在与身份的自我表达。她是藉着践行中国福音使命，以确认自己作为中国教会一员的民族身份，并为时代的转变寻找一个稳固的神学诠释。她不再以海外宣教来理解中国事工，亦毋庸为投身这个事工营造什么伟大煽情的异像，因为这已成为她正常教会事工的一部分。
由存亡安危的关怀过度到使命的承担，香港教会寻找她的生命力，积极形塑她的明天。
梁家麟 现居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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